80年代的那些作家都去哪了？
139朋友圈精選，編輯:張小笨
紫禁城影業放映廳內，導演呂樂手指著銀幕，劃來劃去，不停給幾個臺長說：
這是阿城，這是王朔，這是餘華，這是方方……
那是2000年，呂樂把新拍的電影，送到紫禁城影業審核。看片會上，他擔心幾個電視臺臺長不認識畫面裡的作家。誰出場，他就指著誰報名字。
片子放完後，幾個臺長坐那兒，淨抽菸，不說話。呂樂剛想問他們的意見，邊上一個電影發行策劃人，突然繃不住，衝他大聲訓道：
這什麼玩意！就這個能往電影院放嗎？
呂樂一下子懵了，怎麼作家演的電影就不能放了？
這部電影，叫《詩意的年代》，裡面一直在談“詩意”，但參演的沒一個詩人。除了兩個演員，其他全是作家。
開拍前，呂樂和製片人從一家空調公司，找來150萬預算。然後把80年代紅極一時的作家，挨個請了遍。最終出鏡的南北作家，多達12位。
北方作家有，阿城、王朔、趙玫、丁天、馬原。
南方作家有，餘華、林白、陳村、徐星、須蘭、棉棉、方方。
這個陣容，相當於搬來了整個當代作家的半壁江山。至今，這都是出場作家最多的一部電影。
電影的拍攝地點在四川郫縣。王朔來時先坐飛機，抵達成都。那時候他人紅是非多，剛下飛機就被記者圍追堵截，從成都一路追到郫縣。
拍攝前，王朔要喝點酒。等滿臉漲紅，坐在攝像機前，邊摳牙，邊大談什麼是詩意。會場不時有個漂亮姑娘入畫，替他們續開水，倒菸灰。等電影都快拍完了，他才知道那是女主角。
電影出來後，王朔發現自己聲音被掐了不少。每到念三字經的地方，就被刪了。
儘管如此，這部電影仍然沒有過審，連張盜版碟都沒有。直到2007年，呂樂拿著它去參加了威尼斯電影節，才得以重新面世。
參演的作家們得知後，激動地說：我得買一張放放，怎麼也算我做了回演員。
現在我們回頭看，《詩意的年代》是80年代作家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銀幕裡集體出場。而銀幕之外，這也是他們最後一次，在時代裡集體登場。
電影《詩意的年代》出演的作家
學者汪兆騫曾說，80年代是一個作家群星璀璨的時代。
那時的80年代，十年浩劫剛過。人們精神上突然得到巨大釋放，文學迎來井噴式發展。僅省級以上的文學期刊，就達200多種。國家級的文學期刊，南有《收穫》，北有《人民文學》，發行量都高達100多萬份。
那時候的文學雜誌社，也慧眼識珠，發掘了莫言、餘華、劉震雲、方方、洪峰、王朔、阿城等大批好作家，創造出一個文學盛世。
莫言在成為作家之前，還是山東小鎮的一名軍人。1980年，他由於提幹，當上了部隊的圖書館管理員。那座圖書館裡有3300多本書，他三年讀完了1000多本。第四年，他無意讀到了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讀完第一頁，不禁感嘆：
沒想到這樣的東西，也可以寫成小說！這在我們農村不是到處都有嗎！
那是1984年冬天的一個傍晚，莫言捧著《百年孤獨》，被馬爾克斯筆下開天闢地的豪邁精神所激勵，在房間興奮地打轉。從那以後，他也開始提筆，將中國的鄉村寫成魔幻的史詩。第二年，他就發表了《透明的紅蘿蔔》，而從一舉成名。
他本名叫“管謨業”，將謨字一拆為二，就是筆名：莫言。
不久後，中國作協舉行了一次文學座談會，談的就是莫言的《透明的胡蘿蔔》。會上汪曾祺等文學前輩一直在聊莫言的作品，而莫言就坐在旁邊，從頭到尾一句話沒插上。活動結束，評論家許子東說：莫言莫言，果然人如其名。
那時和莫言同時出名的代表作家，還有餘華。
餘華曾經是一名牙醫，在老家浙江海鹽的小鎮，白天拔牙，晚上讀書。一天他在靠河的小屋裡，第一次讀到了卡夫卡的小說。僅僅看到開頭第一行，他就像觸電一般，激動地說：原來世界上，還有這樣的小說！
那是1986年的初春，餘華被卡夫卡筆下那《聖經》般的莊嚴、神話般的荒誕，瞬間打開了眼界和野心。從那晚開始，餘華也立志寫下中國的荒誕。為了表現這些的荒誕，他在小說裡寫下了大量的暴力和死亡。
後來由於長期這樣手術刀般冷酷的寫作，餘華常被噩夢纏身。他總是夢見自己被人追殺，被人執行死刑。直到後來，他減少了血腥的描寫，用隱忍的筆調寫出了《活著》，這些噩夢才隨之消失。
80年代中期，整個文學創作，都在學習西方形式，這也讓大眾產生審美疲勞。西方熱之後，所有作家聚在一起，都會談論一個人的寫作，這個人是阿城。他的寫作，與西方小說涇渭分明，是用純粹的漢語語法，寫中國的傳統文化。
阿城是北京人，成名之前，他有天和幾個編輯，聚在一桌涮羊肉。他吃完羊肉，點燃菸斗，為給大家助興，講了個下棋的故事。一講完，大家都說故事精彩，可以寫成小說，鐵定好看。
阿城聽了建議，回家一氣呵成寫成《棋王》。後來小說發表到《上海文學》，瞬間引爆全國。從那以後，他住的那兩間小東屋，每天都來幾撥編輯求稿。最後來人太多，阿城外出，門都不鎖，就放幾把掛麵，訪客自己煮麵。
那一代的好作家，都從不同角度解剖中國、書寫中國。有人寄情鄉土，有人尋根傳統，有人記錄歷史，有人諷刺時代。他們當中最優秀的這批人，其實在當時都很年輕。就是這群平均年齡不超過30歲的年輕人，都無一例外用筆參與了時代。
阿城
馬原曾說：80年代只能算作家的白銀時代，到90年代，才是真正的黃金時代。
1992年，王朔出版了四卷一套的《王朔文集》。這套文集，破了兩個記錄。一是此前從沒有在世的作家能出文集，王朔給開了先河；二是此前作家從來只拿固定稿費，王朔首次改革為版稅制。
結果改革成功，從這之後，版稅制沿襲下來，還幫所有中國作家漲了錢。
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國影視也迅速崛起。作家們隨著作品被電影改編，都進入鼎盛時期。王朔光在88年一年，就有四部改編電影同時上映。以至於他都感覺沒法謙虛了，跟朋友葉京說：
中國電影，哥們兒現在平趟！
進入90年代後，史鐵生、劉震雲、方方等，幾乎所有成名作家的作品，都被搬上了銀幕，走向國際。
那十年作家的小說改編權極為搶手，哪個導演能搶到好小說，就意味著電影成功了一半。阿城的《三王》，僅三個中篇小說，版權都被搶得死去活來。他到臺灣時，侯孝賢找他要《孩子王》的改編權，以為很容易，結果阿城說：早就被陳凱歌下手了。侯孝賢又問，那《棋王》《樹王》呢，阿城說：早被徐克、田壯壯搶走了。
導演裡搶小說改編權最狠的，還是張藝謀。他專搶作家的代表作，先搶了莫言的《紅高粱》，又搶了蘇童的《妻妾成群》，接著還要搶餘華的《活著》。他怕餘華不出手，先開出天價改編費。結果快籤合同時，又派副導演找餘華商量價格。餘華以為他要反悔，很不高興。結果張藝謀那頭說：
我的意思，是給你再翻一倍。
90年代是作家們最好的年代，也是他們最重情的年代。
那時史鐵生久居北京，有一陣餘華和莫言也在北京暫住。史鐵生雖然癱瘓，但常搖著輪椅去看他們。搖車到了門口一喊，餘華就跑出去揹他進去。幾人光著膀子，通宵聊文學，累了就鋪席一睡。
他們附近有一片農田，到了天黑，餘華和莫言就到摸進去偷黃瓜。回來的走道里有水缸，餘華將偷來的黃瓜在水缸裡一洗，給史鐵生送去。史鐵生咬一口，哎呦，一輩子沒吃到這麼新鮮的黃瓜。餘華得意地說：
要知道，這黃瓜從我們摘下來到進你嘴裡，還不到10分鐘。
後來瀋陽有個活動，邀請史鐵生參加。史鐵生癱瘓後從沒出過遠門，捨不得這個機會。餘華、莫言、劉震雲三人，為了成全他，一起把他扛到了火車上。下車時，劉震雲負責揹他，餘華、莫言負責給他抬輪椅。
到了瀋陽，作家們還舉行了一場足球賽。史鐵生只能坐在輪椅上做拉拉隊員。但餘華知道史鐵生是個體育迷，做夢都想上球場。他不顧對方球員的反對，把史鐵生推到守門員的位置，說：鐵生，守球門的重任，就交給你了。
結果那場比賽，對方球員怕踢傷史鐵生，沒人敢進攻，但史鐵生比所有人都開心。
1998年，莫言、餘華、蘇童、王朔四人，受邀參加遠東文學會。上飛機前，王朔去商店買了一副撲克。四個人將撲克一路打到意大利，在意大利從北打到那不列斯，再打到羅馬，然後打回北京。
那是他們那代作家最好的時代，可以憑著一支筆參與時代，也可以穿越大半個地球去演講，一副撲克從北京打到羅馬。那時候所有人也滿懷期待，眼看中國作家再上一個臺階，就能衝擊巔峰。但誰知此後，卻意外迎來了漫長的大滑坡。
前排為史鐵生，後排左一劉震雲、左二莫言、左三餘華
教授謝有順說：2000年以後，文學的斷裂是一個事實。
80年代時，《收穫》的主編巴金，看到雜誌銷量百萬，滿大街都是。他害怕文學承載不起社會責任，擔憂地說：
這很可怕，100萬份太高，寧可少印一些。
而短短十幾年後，曾經發行100多萬冊的《收穫》，銷量銳減了近百分之九十。
2000年後，是80年代作家最不適應中國的時候。所有人都被商業主義所裹挾，以前他們演講的地方，現在站滿了商人。新的文學市場，也被衛慧、木子美這些“用下身體寫作”的網絡小說所佔領，年輕人的寫作也都變成了選秀活動。
2006年，一個文青創辦出“中國作家富豪榜”。所有作家無論寫什麼，都以掙錢能力排位。沒想到榜單大火。事實證明，比起作家的使命，人們更關心作家的資產。
後來阿城接受採訪，記者稱他為作家，他開玩笑說：
暢銷作家和作家不同。暢銷作家是有錢人的概念，作家是要飯的概念。
誰能聽不出來，他諷刺的不是作家，而是時代。不得不承認，在物質主義面前，作家都漸漸失去了尊嚴。 80年代，文學是年輕人的匕首。但到了2000年，如果單純當一個作家，別說捅死人，可能連自己都養不活。
2009年，劉震雲出版了《故鄉面和花朵》。這部大長篇，他嘔心瀝血寫了八年，修改無數次，最終寫成兩百萬字。但出版後在市場如同啞炮，完全賣不出去。即便在文學青年聚集的豆瓣讀書，它的評論人數也只有24人。
莫言、餘華、王朔、史鐵生等作家的書，也都集體遭遇滑鐵盧。80年代被譽為“先鋒五虎”之首的馬原，對同行說：
屬於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幾年後的春節期間，餘華走在街上，瞥見報紙上一則新聞，標題是“作家被打”。他一看，發現被打的作家是他80年代的老朋友洪峰。
事情的經過，是洪峰在08年後退出文壇，回到雲南隱居。而在雲南鄉下的第4年，當地村支書和他結上了私怨，除夕那天帶著七八個人上門，將他暴打了一頓。
餘華跑到雲南去看洪峰，見面就來了一個擁抱，而洪峰疼得直咧嘴。餘華一問才知道，他被打斷了三根肋骨。但洪峰被打傷的，不只是肋骨，更是他的內心。他傷心地說：
作為一個作家，我寫了那麼多東西，試圖改變這個國家一些人的想法。但發現很扯，人們幾十年前什麼樣，今天還是什麼樣。
因為精神上經歷了絕對的失望，他反倒從失望中打開了任督二脈。從那以後，洪峰不再隱居，開始轉行做電商。他開了家網店，和當地的農民合作，賣手工品、豬肉、鮮花餅等等。經過幾年的經營，生意越來越好。到16年，他僅手工品的銷售額，一年就達6000萬。當地的農民也在他的產業鏈裡富裕起來，每年能收入大幾十萬。
這時候，洪峰面對自己人生360度急拐彎，他不知道是時代錯了，還是自己錯了。他荒誕地說：當了那麼多年作家，感覺自己沒有用。現在，我終於感覺自己有點用了，至少能讓農民手裡有倆錢兒。
80年代的時候，所有作家都因為文學，從不同的道路匯聚到同一條路上。莫言本來是軍人，餘華本來是牙醫，王朔本來是業務員，洪峰本來是搬磚工，但他們都因為用筆參與時代，結伴同行。
二十多年過去，時代的變遷，又讓他們從同一條道路，走向了不同的人生岔口。
餘華（中）、洪峰（右）
2012年的12月，中國文壇突然空前熱鬧起來，所有人都在談一個話題：
中國終於有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而這個作家，就是莫言。
其實在此之前，年輕的讀者並不知道莫言是誰，也從未讀過他的書。他們關心的只是這個獎，而不是莫言。網絡突然湧出無數讚美莫言的人，也冒出很多批評莫言的人，但實際上，他們估計連一本莫言的書都沒有讀過。
事實上，莫言幾乎是中國最直面社會的作家，他的小說裡講述了中國最殘忍的歷史。但在新的時代，他卻被從未讀過他書的人罵為“五毛”。而他雖然有能力去辯護，但也知道那沒有用，只能是默默承受這些誤解。
諾獎頒佈後，莫言再也沒有發表新作。他說，我現在都不知道該怎麼寫了。
我們不得不承認，即便是莫言這樣最能代表當代文學的作家，也已經對當下的社會束手無策了。當他書寫60到80年代的中國時，筆下展現了巨大力量。但到2010年後，中國的複雜程度，完全超出了他用筆所能觸及的範圍。
實際上，在與時代曠日持久的對抗裡，其實中國作家早就輸了，輸的很徹底，陣地都沒了。在兩種境遇中，曲曲折折試圖找平衡，等平衡找到了，自己也就扭曲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一個深刻的作家說話，可能還不如一個廉價五毛大V擁躉眾多。更多時候，一個嚴肅的作家，也不敢再輕易說話，因為一說話就會成為噴子的靶心，淹沒在義正言辭的討伐聲之中。
而大部分作家呢，為了保證下次還有說話的機會，只好謹慎說話。慢慢地，有些話說不痛快，也就索性不說了。
到2007年左右，80年代的作家，基本都覺索然無趣，鳴金收兵了，只有王朔還可一戰。結果他也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十多年裡，王朔也徹底不再出面，蝸居在家養貓，連最後一張照片都是徐靜蕾拍的。
作家們偶爾出書，似乎都變成了最後的儀式感。有一年，編輯楊葵找阿城，想出版他的舊作，問有什麼要求，指望不指望暢銷。阿城叼著菸斗，想了半天，就說了句：
把書脊弄筆直就行。
10年之後整個市場的新書，絕大部分的風格，是書名嚇唬人，封面花花綠綠，腰封密密麻麻，書脊歪歪斜斜。一個作家想出本體面的書，都成了奢求。在過去，幾乎每個作家的理想，都是想自己的書能傳世。但到了今天，最好的作家都想著，能把書脊弄筆直就不錯了，能稍微體面一點，就行了。
王朔
2020年疫情到來後，有位武漢的作家，退休在家的她意外發現自己火了。
這個作家，就是靠寫武漢日記大火的方方。其實她早在80年代，就已經大紅大紫過。但今天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聽說她。
80年代，方方是以寫長篇小說為主的作家。到了今天，她的小說幾乎已經沒多少人讀了。但誰也沒想到，她最終靠寫日記又火了。一個寫小說的嚴肅作家，卻靠日記被大眾關注起來。她在網上的任何一則短短2000字的日記，都比她寫過的幾百萬字的小說要火得多。
不知道，這算不算一種諷刺？
1988年，霍達出版了小說《穆斯林的葬禮》後，一次活動上，記者問她：
一個作家對於社會來說，是什麼呢？
霍達笑了笑，朗聲說道：
作家，就是社會的良心。
意為作家對社會的作用，都應該是守住一條良心底線，讓社會不至於徹底禮崩樂壞。同時作家也給時代定下一把尺子，來丈量社會的精神高度。因為這把尺子，社會才不至於徹底滑向淺薄麻木。
不過放在今天，誰還會為這句話鼓掌呢？ 80年代的作家們，各自都懷著不同的傷心，以不同的方式遠去。王朔離群索居，阿城寫下幾百萬字，放在抽屜裡，不再給眾人看，方方“一戰成名”，終會退場。
80年代的這些作家群像，集體如燈塔出現，又集體如燈塔消失。作家是一個社會的良心，但這個良心所剩無多。 據統計，10年後中國的大熊貓還有1000多隻，但那時的中國職業作家，可能還沒有熊貓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