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唯一的歷史從未中斷過的文明古國，我們實在是太不缺各種奇聞軼事了。離我們遠的，譬如《山海經》及其種種，離我們近些的，便以"清末四大奇案"為最。而這四樁奇案中的"刺馬案"，看似只是樁真相撲朔迷離的刺殺，卻牽扯進了我們熟知的兩位清末名人——曾國藩和慈禧太后。
刺馬案發生在同治九年（1870）8月22日。其受害者是當時清廷新任命的兩江總督、兩淮鹽政和欽差大臣馬新貽。嫌疑人，則是在行刺時大喊著："刺客就是我張文祥, 養兵千日, 用在一朝, 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的張文祥。
案發當日，作為兩江總督的馬新貽正在江寧府按例參加閱射。這在當時的江寧府算是一件軍民同樂的大事，南京的百姓皆可前往校場觀覽。結果就在馬新貽參加完活動打道回府的時候，從人山人海之中衝出來了張文祥，一刀捅進了馬新貽的肋骨。
馬新貽並沒有當場喪命。他的隨從很快將其帶回總督府，南京城內的多名要員也趕來探望。但因為傷勢過重，馬新貽在熬過了頭一夜後還是沒能熬過第二天。而行刺的張文祥，在刺殺了馬新貽之後就乖乖束手就擒。
這"刺馬案"之所以能成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這第一"奇"便是"奇"在馬新貽與張文祥的私人恩怨。
張文祥並非突然從人群之中竄出來的無名刺客。他曾是捻軍的一個小頭目，早年在作戰中活捉過負責清軍在瀘州一帶的團練事務的馬新貽。因為看清了捻軍沒什麼前途可言，張文祥便對馬新貽禮遇有加，還把自己的兄弟曹二虎與石錦標介紹給馬新貽。四人很快結拜為兄弟，馬新貽也被放走。而回到清軍的馬新貽也按照他們此前的商議，將張文祥三人招降。
後來馬新貽步步高昇，張文祥三人在清廷便也得到了不錯的差事。可張文祥還是覺察到馬新貽隨著地位的提升對他們三人日益疏遠。在馬新貽與曹二虎之妻偷情一事暴露後，四人的兄弟情隨之破裂。
有關刺馬案發生的緣由，其中好幾種觀點都或多或少的與馬新貽和張文祥的這些早年恩怨有關。不過雖說這種弟兄反目成仇的"戲份"歷來都是吸引眼球的，但"刺馬案"能成為一出"經典"，還有更復雜的政治可能。
這第二"奇"，便是慈禧太后和名臣曾國藩都與馬新貽有關。據稱，在馬新貽奉命前往南京任職前，他曾被慈禧太后召見。慈禧對馬新貽說了什麼這無人知曉。但據說馬新貽在離開時"大汗淋漓, 朝服溼透, 驚恐萬狀"。且在拜見完慈禧後，馬新貽還交代家人："我此次去, 凶多吉少, 萬一有不測, 千萬不要到京告狀, 要忍氣吞聲, 方能自保。"據馬新貽的後人透露，馬新貽之所以表現得如此反常，是因為慈禧命他秘密調查在清軍攻下被太平天國佔領的南京後，太平天國國庫中的金銀到底去了哪。
太平天國國庫裡的金銀都去了哪，曾國藩恐怕就是最清楚的那個人。同治元年（1862），曾國藩命其三弟曾國荃率湘軍攻向南京。在一路西進後，同治三年（1864）七月，湘軍炸開了南京城牆，隨後攻陷南京。
清軍進入南京後，血洗這座古城。太平軍死得死，逃得逃，將搜刮在國庫裡的財寶大量滯留。可待到慈禧得知前線戰況，清點繳獲物資時，卻覺著這"收入"和這麼久以來的"支出"著實不搭。慈禧命馬新貽查辦此事，馬新貽因而被曾國藩派人刺殺一說由此而生。
這個說法有道理嗎？曾國藩在湘軍入南京城後任貪婪的湘軍四處劫掠，隨意虐殺南京城內的平民。他趁亂貪些太平軍留下的財寶，比較起來根本就不算什麼難以置信的事。
在馬新貽遇刺後，曾國藩又以新任兩江總督的身份奔赴南京。刑部尚書鄭敦謹也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同行，去督辦"刺馬案"。結果在鄭敦謹等人對張文祥再度會審後，曾國藩與鄭敦謹聯名上奏，稱"會同複審兇犯行刺緣由，請仍照原擬罪名及案內人犯按例分別定擬。"而原擬罪名，即先前由張之萬和梅啟照等人所上書的："兇犯張汶祥曾從發捻，復通海盜，因馬新貽前在浙撫任內剿辦南田海盜，戮伊夥黨甚多。又因伊妻羅氏為吳炳燮誘逃，曾於馬新貽閱邊至寧波時攔輿呈控，未準審理，該犯心懷忿恨……無另有主使各情，尚屬可信"。
張文祥背後沒有主謀，"尚屬可信"。一個"尚屬"，再加上最初審理主審的張之萬在審問期間拖拖拉拉，梅啟照又是曾國藩的幕僚，這份上書怎麼看都有些缺乏說服力。而後曾國藩又和鄭敦謹來個聯名上書，這說服力又打了一層折扣。
且在馬新貽與張文祥有私人恩怨、曾國藩可能貪了太平天國國庫的種種傳聞之外，還有時任江蘇巡撫的丁日昌買兇殺害有私仇的馬新貽一說。
張文祥行刺表現地太過理直氣壯，馬新貽與多人有私仇，查辦案件的官員又有種種異常舉動，這場刺殺便終究沒能塵埃落定。但也正是因為這場刺殺牽扯，至少可以牽扯到太多，它才被和當時搖搖欲墜的清廷聯繫起來。我們雖不能一葉知秋，但從馬新貽的意外裡，我們還是可以窺得不少故事。這大抵也是它能成為一樁奇案被人們在意的緣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