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霆 （農健/圖）
●案情回顧
2006年4月，打工者許霆發現ATM機故障，趁機提取17.5萬元後攜款潛逃。2007年11月，廣州市中院一審以盜竊金融機構罪判其無期徒刑，後重審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許霆案入選2007年十大影響性訴訟。
出獄10年，37歲的許霆結了婚、有了小孩，但他還是難以擺脫曾因“盜竊罪”入獄的標籤。
這些年，他在園林挖過土，在飯店打過工，在商貿公司裝卸過貨物，工種不停地換。因為有“前科”，許霆總是小心翼翼，避免在工作中提及往事，但總有躲不掉的時候。有一次，他覺得開滴滴很賺錢，跑去申請滴滴大王卡（滴滴司機專用工作手機號），在填寫資料時，滴滴取消了他的司機資格。
這一切都和14年前的一起震動全國的盜竊案有關。
2006年4月，在廣州打工的許霆利用自動提款機故障，憑藉一張僅有176.97元餘額的銀行卡，前後共取出了17.5萬元。一年後，因犯盜竊罪，他先被判無期徒刑，後重審改判。
許霆最終獲刑5年。宣判當晚，也就是2008年3月31日，央視《新聞聯播》報道了這一案件，雖只有幾十秒，但個案上《新聞聯播》，足以顯示此案的全國影響。
在類似的所謂盜竊案中，許霆案為其他“許霆”提供了判例支持。此後，用許霆判決統一“許霆們”的遭遇，這樣的聲音此起彼伏，推動了中國式判例制度的試驗。
2010年，最高法出臺了案例指導規定，首次明確各級法院審判類似案例時，應當參照最高法公佈的指導性案例。有意思的是，許霆案從來沒有入選過指導性案例。一位學者指出，在類似案件中是否應該遵循許霆案，司法實務界仍有分歧。
儘管如此，許霆從來沒有放棄過申訴，直到現在他都認為這是個“錯案”。
多次申訴無果
嚴格說來，許霆覺得這是個“錯案”，發生在出獄後的第3年，也就是2013年。一條微博私信改變了他的想法。
發私信的人姓胡，是一位資深的銀行員工。他認為許霆案屬於透支事故，不能算盜竊。這句話點醒了許霆，接下來的幾年時間，除了賺錢養家，他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申訴上。
2013年，許霆向廣東省高院遞交了申訴材料，請求案件重審，撤銷當初的刑事裁定。根據當年的認定結果，許霆明知每輸入取款1000元的指令，自動櫃員機會出鈔1000元，但賬戶實際扣款1元，仍然多次提取。其行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採用秘密手段竊取銀行經營資金，已構成盜竊罪。
而許霆的辯護律師黃智鑫認為，法院認定，許霆的銀行卡扣了1元，實際取款1000元，多出的999元屬於盜竊金額。但問題在於，同一個行為中，怎麼可能同時存在合法和盜竊的部分？簡單地說，應該將取出的1元作為正常取款，多出的999元作為透支金額，而不是將兩者分裂為合法交易和盜竊。
在黃智鑫看來，許霆取出1000元，銀行只扣1元，屬於錯誤的賬戶記錄。銀行應該有催收的義務，催收之後對方拒不配合、不償還，法院再定盜竊或者侵佔，才更合理。
這樣的說法並沒有得到法院的認可。黃智鑫說，他去過廣東省高級法院，也到過最高法申訴，均被口頭駁回。
2018年8月，許霆從山西趕赴深圳，希望向最高法巡回法庭遞交申訴材料。法官告訴他，按照最高院的申訴規定，上一次接待後的3個月後，才能重新提交材料。而半個月前，黃智鑫已經交過一次。
同年11月，再次前往深圳的許霆又一次無功而返。
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許霆屢次提到，刑法是來懲治那些對社會、他人造成極大危害的行為，不到萬不得已不要輕易動用。“就我這件事，不足以讓我遭到如此大的懲罰，把我的整個青春都毀了。”
改判影響“許霆們”
3次申訴沒有結果，許霆仍沒死心。他希望自己能像13年前那樣，再次獲得命運的眷顧。
上一次眷顧發生在2007年，一審宣判無期徒刑後，許霆案在社會上引發巨大爭議，網絡輿論顯示出強大力量，專家、學者、律師以及一些司法系統內部人士不斷髮表各自看法，反覆辯論。有人認為無罪，有人認為錯在銀行，“無期徒刑”判得過重，還有人認為銀行只是在維護合法利益，法院應依法審判。
時任全國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姜興長當年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從我目前瞭解的情況來看，一審判處無期徒刑明顯過重。”
在律師的建議下，一度認命的許霆最終決定上訴。他記得，當時上訴時，他手上甚至沒有筆，只有一支非常不好用的圓珠筆芯。寫一會兒，要劃好幾下它才會出墨。他沒日沒夜地寫，最終寫了10頁上訴書。
上訴後，廣東省高院來看守所見了一次許霆。那一行人中有許霆的舊識，向他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要改判了。宣判之前，許霆猜測可能會判成10年，沒想到最後判了5年。
減輕處罰的結果在很多法律界人士的意料之中，但此案的爭論並未停止：許霆的行為是否屬於盜竊？“從無期到五年”減輕處罰的依據何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有多大，能否受到制約？面對這些疑問，法庭的審判並沒有給公眾一個交代，直到現在，關於許霆案的量刑、法理思考也從未停止。
改判之後，許霆再次上訴，廣東省高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但許霆案的示範效應隨即擴散，各地相繼披露了數起與自動提款機相關的案件。這些案件的當事人和律師，都以許霆案為理由和動力，提起上訴或者申訴，爭取改判。
在中國，已決案例對同類型案件無法定約束力，可能致使各地的“許霆們”難以複製許霆的幸運。
不過，中國法律界一直試圖打破這種局面。
廣東省高院就是最早的一批改革者，其在2009年推出了案例指導的試行意見，規定省高院和部分市中級法院可以發佈指導性案例，下級法院背離指導性案例所確定的裁判規則，可能導致案例被改判或被髮回重審。
2010年，最高法醞釀五年之久的案例指導制度出臺。為了保證指導性案例的權威性，最高法把法院系統公佈指導性案例的權力收回，各級法院只能發佈參考性案例。此後，指導性案例具有了明顯的約束性。
在許霆眼裡，他的犧牲是有價值的，這彷彿是上天安排給自己的使命，“就是讓和我有類似遭遇的人少受點苦”。
入獄後，許霆開始不停地寫信，希望家裡人能把錢退給銀行。“我當時一肚子委屈，一直寫信讓家裡退錢，可是家裡死活不退。”許霆記得，他母親曾來看過他一次。那時候他才知道，家裡先後賣了兩套房，一次賣了26萬，一次賣了43萬，但始終沒有將錢還給銀行。他的父親認為，還了錢就是認了罪。
不願暴露的入獄經歷
由於服刑表現良好，且繳納了2萬元罰金，他被裁定予以假釋。2010年7月30日，踏出監區，重新回到外面的世界，許霆一再感嘆“自由真好”。晚上，他坐上前往老家山西臨汾的列車。
2011年初經朋友介紹，他跑到江蘇打工，在園林裡挖溝、種樹、打藥，從早上6點幹到下午6點，那是最苦最累的活，常常精疲力盡。
一年後的2012年，許霆回到了老家霍州（臨汾代管的省轄縣級市），換了幾份工作，但都是臨時的。工作中，從來沒有人提過他當年坐牢的事情，或許是大家不知道，或許是大家默契地選擇避而不談。
尷尬的時候也不是沒有過。現在許霆在某個政府單位做臨時工，平日裡統計一些經濟報表。有人覺得他工作賣力，建議他積極申請入黨，但他拒絕了。他心裡清楚，一申請自己的身份也就露餡了。
“別人知道了或者談起你的入獄經歷，你會很不舒服嗎？”南方週末記者問。
許霆沒有正面回答，轉而反問：“因為我的心態和能力，這些事發生在我身上，我還能走出來。換個人，他能嗎？”
在許霆的自我認知裡，他始終是個堅強的人，努力地活著，但生活的重擔還是讓他常常喘不過氣。
2019年3月，許霆和妻子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新房。代價是，每個月除了要還2100元房貸，還有為期兩年、每月4900元的裝修貸，這都遠遠高於他1600元的月薪。
沒辦法，白天下了班，他晚上就去跑出租車，一個月能補貼2000元。
和妻子結婚快8年了，小兩口也常吵架。吵架時，妻子從來不提他蹲過監獄的事，只是抱怨沒有安全感，總覺得活得比別人累。
許霆總用同樣的口吻回應妻子，人應該活在當下，有什麼就珍惜什麼。經歷過牢獄之災的他，已經有了一套自我安慰的理論。“這麼大的苦難都挺過來了，還有什麼可抱怨的呢？”
採訪中，他反覆提及“要放平心態”。談到自己的孩子時，許霆才會無意識地抽掉那層堅強的外殼，語氣中流露出少有的溫柔。相比於在學習上要求更加嚴苛的教師母親，兒子更喜歡和他待在一起，他為此感到驕傲。
父子倆常常一起運動，在家一起做俯臥撐。每個禮拜出門打籃球，許霆也喜歡帶上兒子，那是他最快樂的時候。
和中國的很多父母一樣，自己苦點累點沒關係，也要為孩子提供好的條件。假期裡，許霆為兒子報了游泳和跆拳道兩個興趣班。
兒子即將年滿7歲，馬上就要上小學了。許霆眼下的煩惱是，怕自己坐牢的經歷，影響孩子讀書。這也是支撐他不斷申訴的精神動力。在此之前，他不會主動把這段經歷告訴兒子。假如有一天兒子碰巧知道了，他再和兒子好好聊。
有時，許霆也會陷入到一種美好的想象中：如果當初沒有發生這件事，他現在將會是什麼樣？“至少不管幹什麼，我都會很佔優勢”。
按照計劃，許霆和律師約定到最高檢再去申訴，受困於疫情，計劃暫時作罷。但他還是要繼續申訴，他說：“也許我這輩子看不見了，但這案子遲早會翻。”
南方週末特約撰稿 皇甫思逸 南方週末記者 杜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