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仁宇生于1918年，经历了战争，四海为家，学贯中西，站在了后世，又站在了东西合璧的立场上，回顾历史。
作者用他的大历史观，对于四百年前的1587年——一个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的年份，著了一本书，并译成了多种文字。
易中天先生惊叹，历史还有这种写法。
作为一个历史小白，对历史本身没有那么多研究，也没办法妄加评论。但从一本书的角度来看，还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一、《万历十五年》的写法
有人说，这是本组织管理类书，也有人把它当作教科书。
黄仁宇先生，用着早已不再娴熟的母语，从英文版又翻译成了中文版。在这种陌生又熟悉的语言基调下，却莫名显得极尽冷静而克制。
书中标注出的参考，占据十分之一的篇幅，可谓史书之严谨。
《万历十五年》似现代汉语，又略带古文之味；似精讲六人，又前后相联，以点及面。
历史，不用时间做引线，用故事做珍珠。而是将作者对于体制、观念、道德、法律的认知，镶嵌在历史事件之中，由事反悟，由例探讨。
从张居正到戚继光，文官集团与武官集团的力量悬殊不言自明；从正德到万历，世间天子亦只是傀儡；从海瑞到李贽，矛盾出自一人之身。
二、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1、性善与性恶
从小《三字经》里就背到“人之初，性本善”，似乎与生俱来的一种意识就告诉我们，人是生而性善的。
但黄仁宇先生在就孔子对“仁”的解释中谈到，从孔子的观念来看，人一方面要警惕自己不仁的念头，另一方面又出于天赋保持仁，可见“性恶”与“性善”并非绝对背离。
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可能就是矛盾的存在。
就如同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本我”和“超我”一样。在精神世界里，存在着完全潜意识下的“本我”，同时又存在着受道德良知相约束的“超我”。
两者之间是相互博弈，而又共生共存的状态。
“性恶”与“性善”，或许也是这样，并非完全就是非黑即白的。
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应该两者的结合体，时而你占上风，时而你甘拜下风。所以才能面对不同的事件，忽而显得大义凛然，忽而又卑躬屈膝。
2、真人与人设
在文官集团把握朝廷主导权的朝代中，戚继光作为一位武将的代表，能千古留名，可见他的成就之高，谋略之深。
似乎从小学课本开始，戚继光就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勇士，带兵抗倭，为民除害。但是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完人了吗？
作者黄仁宇给出了答案，他的情史，他的迷信，似乎都被历史的写作者隐去了。他能在文官之中获得张居正的提携，仅仅只因会打仗吗？
正所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一个真实人物的性格也一定不是非黑即白的。
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一定是立体而丰满的，只有一边倒的人设一定是经过打磨或者修饰的。想要客观地看清一个人，从古至今都是需要全方位的。
历史人物有人设，娱乐明星也都有人设。史料也好，八卦也罢，总是从写作者自身的视角出发的。观点带有倾向性可能会走向偏激，而保持中立又会被认为无趣。
三、压死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庞大的政治体制，冗杂的官僚制度，如同一艘巨轮，引领着时代缓缓前行。
文官集团经历过科举制的层层选拔，经受过儒家理学的谆谆教导，理应个个行端影正，事实却是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劣迹斑斑，声名狼藉。
张居正作为文官集团的首领，从小辅佐着年幼的皇帝，一面教导着皇帝敬天法祖，一面胆大妄为贪财好色。
万历皇帝从小受着母亲的约束和老师的教诲，学习圣贤，坚持勤俭。而忽然有一天，张居正的形象赫然崩塌。
即使张居正的继任者小心翼翼，从中调和，却已无法挽回皇帝心中的不甘与无奈，采用无为而治来应付天下。
体制的漏洞，给了原本以“仁”为思想标尺的文官腐朽的机会，而腐朽犹如蛀虫，一传十，十传百。
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背景下，历史的巨轮却也没有就此停下。即使皇帝不上朝，即使皇帝不作为，依靠惯性，时代始终在前进。
朝代的溃败，根本不是因为船体破了一个小洞或掉了一颗螺丝。朝代的崩溃一定是因为船体早已满目疮痍，不堪一击。
如同今天的组织，单位，国家与社会。
巨大的质量有着巨大的惯性，想要扭转、想要止步根本不是一个人小小的力量就可以改变的；而想要腐蚀、想要毁灭也根本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
尾声
风云变幻，朝代更迭，站在几百年后再去看，或许也只是云淡风轻。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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