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抑商，顧名思義即重視農業而抑制工商業的發展，目的是維護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統治。重農抑商的政策在一定時期起到促進農業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作用，封建社會後期阻礙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導致中國落後於西方工業文明。
該觀念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商鞅變法明確提出“重農抑商”)，根植於小農經濟的重農抑商政策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歷代政府均秉承此政策，從未改變。但在主流經濟環境的打壓之下，商品經濟均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以下簡述歷代的重農抑商政策。
漢朝：西漢歷經秦末農民起義、以及鎮壓地方小股勢力才建立起來。初期，國窮民疲，商人囤積居奇哄抬物價，嚴重影響經濟的恢復發展和社會穩定。漢高祖劉邦規定商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更甚者，商人及子孫不得入仕為官。其子惠帝取消不得乘車的規定。
漢武帝時期，規定商人入專門的“市籍”，帶有卑賤的意味，商人不得擅自脫籍，不得佔有土地，一旦發現，將土地和財貨予以沒收，入刑。規定鹽鐵官營，國家壟斷鹽鐵的生產和銷售。另外，實行平準均輸，平準法即根據物價起伏波動情況，由國家收購或者拋售貨物，以控制市場經營。均輸法就是國家在各地設官員調節全國輸入長安的貨物。
其實，商業流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司馬光曾說“公家之利，舍其細而取其大，散諸近而取諸遠，則商賈流通矣，農工商賈皆樂其業而安其富，則公家何求而不獲乎？”
另外一方面，統治者的政策也會微調。《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漢武帝曾下令“開關梁，弛山澤之禁”，取消海陸關卡，解除禁止開發自然資源的禁令，政策的放寬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在特定某些時期，抑商與惠商並存。
唐朝：取消了“市籍”，通過特殊方式入仕的商人要完全隔絕與商業的關係，地位上遠不如科舉出身的官員受人尊重。依然執行重農抑商政策，唐太宗曾說：“工商雜色之流……止可厚給財物，比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對商人的鄙夷之態度可見一斑。高宗李治時期，規定“胥吏及商賈妻子，並不乘奚車及簷子”，以防工商業者憑藉財富提高社會地位，影響社會風氣。
雖然政府貶低商人，士農工商不動，但民間觀念已在慢慢發生轉變，不再認為經商可恥可卑。唐代交易市場有嚴格的時間限制，政府對商業活動有嚴格的管理，如“諸行自有正鋪者，不得於鋪前更造偏鋪”。
然而，統治者政治清明、內外政策寬鬆的唐朝在重農抑商的政策下自然出現“盛唐氣象”，其使用運河將北方政治中心和南方經濟富庶之地連接起來，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同時，唐朝的對外貿易發達，陸上、海上絲綢之路並舉，絲綢、瓷器、茶葉、銅鐵、生絲等可通過兩條線路直達南亞、東南亞、波斯灣和歐洲。
宋代：沿襲重農抑商的大政策，但具體細化內容上有所寬鬆。雖明令禁止商人參加科舉入仕，但並非完全禁絕，商人子弟也可在官辦學校學習。由於宋代“不抑兼併”，商人經商致富後可以購買土地，轉變為地主，而不是擴大再生產，影響了工商業的發展，體現了小農觀念對工商業者的桎梏。任何人和物都不能脫離時代的限制。
宋代市、坊的界限被打破，商業活動散佈於城內各處，時間、地點不受限制，出現夜市和曉市。與遼西夏金等設置榷場貿易，但受政治影響較大。國家將向邊境駐軍運送糧食、鹽的任務交給民間商人，商人購買鹽引即可賣鹽。特別是北方邊軍的用鹽需求，惠商的同時，政府也省去了人力物力。
由於宋代經濟重心南移完成、陸上交通被少數民族阻斷、政府冗員冗費開支大以及指南針的應用、航海水平提高使得海上貿易具備必要性和技術上的可能性。其繼續發展了唐代的海上絲綢之路，以廣州泉州寧波為中心途徑南海諸國、印度洋，過紅海，最後到達歐洲和非洲東部，最大限度地進行著互通有無的商貿往來。大量的瓷器、絲綢、茶葉和銅鐵等輸入到沿途的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也給中國帶來了香料、象牙、玳瑁、犀牛角等奇珍異寶。由於貿易帶來豐厚的稅收收入，政府開始為商人提供服務，宋朝還在廣州、泉州等設“望舶巡檢司”，在海面上置寨兵，打擊海盜。廣東近海的溽洲島，也設置寨兵哨望、守衛以保護商人。
明清：明清時期明文規定“禁止商販、僕伇、倡優、下賤不許服用貂裘”，商人沒有路引“重則殺身”……
明清時期均奉行“海禁”，也是抑商的重要表現之一，其禁民間而不禁官府。明朝初期為了隔絕沿海殘餘軍事集團和海盜倭寇的侵擾，太祖朱元璋實行海禁，寸板不許下海。永樂皇帝推行奪民之利的朝貢貿易，貿易帶來的巨大利潤使走私盛行。由於“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走私商人與倭寇及沿海貧民勾結，成為一股強大的海上力量，明政府調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鎮壓，勞民傷財，《》中就多次講到嘉靖年間戚繼光、胡宗憲抗倭的事蹟。萬曆之父隆宗朱載垕登宣佈解除海禁，允許商人遠販食貨，私人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明朝經濟又活躍起來，政府財政收入陡增，大量白銀流入，出超明顯。同時，學習了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
明朝後期，江南地區的絲織業、雲南冶銅業、陝西造紙業以及福建制茶業都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在重農抑商的政策下，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環境中，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阻礙下，最終沒有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瓦解封建生產方式。
清朝多次反覆海禁政策。以打擊反清復明勢力，保存來之不易的江山社稷為目的，所以相比於明朝，清朝海禁更嚴厲些，“於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並下達遷海令，很多地方荒無人煙生氣全無。隨著清朝入關時間漸長，鞏固了統治，政治自信增強，康熙年間取消海禁，然而康熙後期又實行南洋禁海令(部分海禁)，雍正年間，政府在粵閩江浙設四個通商口岸。之後，乾隆宣佈撤銷寧波、泉州、松江三個海關的對外貿易，只留下廣州十三行與西方人貿易，實質是官方壟斷貿易，民間商貿仍然被禁止。且有隨行西方女性不得下船或者擅自離開十三行界等諸多規定。如此閉關鎖國影響了中外經濟文化科技交流，中國落後於世界大勢而不自知。
明清時期抑商的大政策依然不變，然而在農業生產力高度發展、民間對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以經濟功能為主的工商市鎮興起以及區域性商人群體興起等因素的促使下，政府任何硬性的限制都不能阻止商業的繁榮。據記載，明朝大商人資本為10-100萬白銀不等，到清代大商人資本多達千萬之多，說明商業規模進一步擴大。
百年以後，西方的炮艦轟開了古老而自大的中國的大門，其間種種主權被踐踏，國土上的國中之國林立，領土被割讓，中國像一個無力保護自己孩子的母親，圓明園的殘垣斷壁也昭示著中國幾千年來最屈辱和不願回首的一段歷史。
幸而我們在這個時代，可以向陽而生，茁壯成長，盡情發揮我們的能力，圓滿自己的生活。雖然中間不乏險阻，甚至打擊。然而，想想祖國母親，她經歷磨難，卻依然屹立不倒給我們溫暖。所以，成長路上的坎坷也總會過去，只要正視繩行，陽光和雨露就會來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