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給全球經濟帶來巨大沖擊，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
美國更是首當其衝。為提振經濟，特朗普在3月27日簽署了2萬億美元經濟刺激計劃，包括髮放失業救濟、幫助企業獲得貸款等。4月9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又宣佈，將推出2.3萬億美元的貸款計劃，用於援助企業和財政吃緊的政府。鮑威爾還表示，在法律允許範圍內，美聯儲推出的經濟紓困方案“沒有上限”。
如此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讓人們直呼美國在用“直升機撒錢”。美國為什麼要採取這樣“一劑猛藥”？“撒錢”真的能幫助美國恢復經濟、渡過難關嗎？不少人都會發出這樣的疑問。
事實上，如果你回顧美國經濟的歷史，你會發現，貨幣政策在美國的政治、經濟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美國出現重大經濟危機的時候。
沒有及時“撒錢”是美國在大蕭條時期得到的慘痛教訓。大蕭條時期，貨幣量非常緊缺，但當時的美聯儲非但沒有注資，反而緊縮了貨幣政策，這造成了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大面積倒閉，實體經濟也大受打擊，最終演變成大蕭條。
米爾頓·弗裡德曼和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的《美國貨幣史（1867-1960）》一書中指出：“1929—1933年的貨幣崩潰，並不是之前所發生情況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而是這一期間所實行的政策措施的結果。在這一期間，本可以通過各種政策的實施來制止這場貨幣崩潰。儘管聯邦儲備體系宣稱，它們所實行的是一種寬鬆的貨幣政策，但事實上，它們所實行的是一種非常緊縮的貨幣政策。”
弗裡德曼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他於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大蕭條：緊縮本可避免
在《美國貨幣史（1867-1960）》所研究的近百年的美國曆史中，1929—1933年的大蕭條顯然是最為嚴重的一次經濟週期緊縮，也很可能是整個美國曆史上最為嚴重的一次緊縮。
在大蕭條的起始階段，除了貨幣存量輕微的下降，這次緊縮在貨幣方面的特徵和早期的緊縮沒有什麼不同。除嚴重緊縮外，無論在緊縮時期還是擴張時期，貨幣存量通常還是在上升，雖然在緊縮時期增長率很低。
但是此次緊縮的貨幣特徵在1930年後期急劇改變，幾家大銀行的破產導致隨後出現了一系列銀行流動性危機，包括空前規模的擠兌和銀行倒閉，這在美國曆史上還是第一次 。1931年，英國脫離金本位以及美聯儲對該事件的反應強化了銀行業的倒閉風潮，即便他們沒有將復甦的可能扼殺在搖籃裡，他們也沒有把握住復甦的最後一線曙光。
到1933年年初，貨幣體系的崩潰在銀行歇業期終止時，貨幣存量已經下降了1/3。雖然聯邦儲備體系的創始人試圖通過聯邦儲備體系來防止類似銀行歇業期這樣的危機，但是和以往不同，這次危機遠比之前任何一次來得更嚴重。
貨幣存量的急劇下降以及銀行業空前嚴重的危機並不意味著聯邦儲備體系缺乏防範這些問題的能力。在整個大蕭條時期，聯邦儲備體系都有足夠的力量來結束通貨緊縮的慘劇和銀行業的崩潰。回顧起來，假如聯邦儲備體系在1930年後期、1931年早期乃至中期有效地行使這些權力，那麼幾乎可以確定，這場以持續流動性危機為顯著特徵的緊縮是可以避免的，貨幣存量也不會下降，或者說事實上可以上升至任何理想的水平。
本來可以採取行動緩解緊縮的嚴重程度，而且很有可能提前終止危機，然而聯邦儲備體系沒有采取措施。部分原因是體系內權力偶然地由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向其他聯邦儲備銀行轉移，以及在華盛頓的聯邦儲備委員會的軟弱；部分原因是社會和體系自身賦予聯邦儲備體系維護外部穩定的任務要優先於維護內部穩定的任務。
大蕭條的教訓
在1929—1933年期間，按照當前價格計算，美國國民生產淨值的下降幅度超過了50%；按照不變價格計算，下降幅度超過了 1/3；按照隱含價格計算，下降幅度超過了1/4；按照月度批發物價計算，下降幅度超過了1/3。
與此同時，大蕭條時期本身的貨幣走勢也引人注目。從1929年8月達到週期性頂峰到1933年跌入週期性谷底，貨幣存量的下降幅度超過了1/3。美國有1/5的商業銀行（在大蕭條開始時，共持有近10%的美國存款）由於財務困難而停業。再加上主動清算、吸收合併、收購等，商業銀行的數量因此減少了1/3以上。
更為嚴重的是，1933年年初，許多州的銀行進入了歇業期，而從3月6日至3月13日，全國範圍內的銀行全部歇業，不僅所有的商業銀行如此，聯邦儲備銀行也是如此。
全國範圍內的所有銀行在如此長的時間裡同時歇業，這在美國是史無前例的。1929—1933年的大蕭條在很多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貨幣機構的建立，以及關於貨幣因素在經濟中所扮演角色的學術性和大眾性的思考。
20世紀20年代，人們長久以來的一種信念得到了增強，即貨幣力量是經濟週期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因素，貨幣政策是維持經濟穩定的有力工具。而大蕭條動搖了這種信念，並將其推到了另外一個極端，即“貨幣政策無關緊要”：貨幣作為被動因素，反映的是其他因素的影響；貨幣政策在維持穩定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微乎其微。
然而，這些判斷並不是合理的經驗推斷。貨幣崩潰並不是其他因素導致的無法避免的結果，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獨立的因素，並對後續事件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聯邦儲備體系未能阻止貨幣崩潰的發生，這反映的並不是貨幣政策的無效，而是貨幣當局所採取的特定政策的無效，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特定貨幣安排的無效。
大蕭條以慘痛的事實證明了貨幣因素的重要性。如果貨幣當局採取其他的可行措施，就可以阻止貨幣存量的下降，甚至可以帶來貨幣存量幾乎任意一個合意幅度的增長。相同的行動同樣可以極大地緩解銀行業危機。如果採取了措施來防止或抑制貨幣存量的下降，就可以減輕大蕭條的危害程度，同時幾乎毫無疑問可以縮短蕭條的持續時間，更不要說採取貨幣擴張措施了。
“貨幣不過是一層面紗”
貨幣是一個引人入勝的研究課題，因為它充滿了神秘與自相矛盾。
對於紙來說,印有圖案的一張綠色紙片與同樣大小的、從報紙或雜誌上撕下來的一張紙片幾乎沒有什麼區別，但是前一張紙可以使其持有者得到一定數量的食物、飲料、衣服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而後一張紙只能用來引火。區別在何處呢？就在於這張綠色的紙上面印著“美利堅合眾國將向其持有者立即支付……美元”，或者其他具有該作用的文字，此外還加上這是一種“法定貨幣”的聲明。
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這種承諾僅意味著一張綠色紙片可以與一張或幾張其他綠色紙片相互兌換，或者可以與鑄幣相互兌換，而這些鑄幣如果被熔化並在市場上作為金屬出售，其所得將少於它們可以兌換的紙幣數量。
法定貨幣的身份僅意味著政府在對其債權的清償中接受這些紙，而且法院將把這些紙的支付看做是對以美元表示的債務進行的清償。為什麼在私人的產品與服務交易中，這些紙也能被私人接受呢？一個簡單而正確的答案是。每個人都接受這些紙，是因為他堅信別人也會接受這些紙。這些綠色的紙具有價值，這是因為每個人都認為它們具有價值；而每個人都認為它們具有價值，是因為在人們的經歷中它們之前已經具有了價值。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被人們普遍接受的交換媒介，那麼我們的經濟甚至可能超不過現有生產力水平的一小部分。
然而，這一共同的、被人們普遍接受的交換媒介，本質上卻是一種社會慣例，這種社會慣例的存在完全歸功於人們對一種可以說是虛構之物的廣泛接受。這種社會慣例，或者說虛構之物，並不是脆弱的。相反，一種公共貨幣的社會價值是如此之大，即使在極端的刺激之下，人們仍將堅持持有這種東西。當然，貨幣發行者從通貨膨脹中得到的部分收益正來自於此，從而通貨膨脹的動機也部分來自於此。
但是，貨幣也不是堅不可摧的：這種綠色紙數量的極端變動，正如美國革命戰爭時期或各國在一戰及二戰之後經歷的惡性通貨膨脹時期所發生的情；這種綠色紙數量上的溫和變動再加上法律上與現實中對名義價格所作的最高限制，如二戰以後的德國，會使先前作為貨幣發揮作用的這種紙一文不值，並促使人們去尋求替代品，如香菸與法國白蘭地酒，二戰後它們在德國曾一度成為交換媒介。
貨幣不過是一層面紗。“實際起作用的”力量是人們的能力、人們的勤奮與才智、人們所掌握的資源、人們的經濟組織模式與政治組織模式，等等。
正如John Stuart Mill在一個多世紀以前所闡述的那樣：“簡而言之，在社會經濟當中，沒有任何在本質上比貨幣更微不足道的東西了；當然，貨幣作為一種節省時間與勞動的發明所具有的特性除外。它是一種可以使事物更快、更方便地進行的機制，而當貨幣不存在時，事物將進行得較為緩慢且不方便，而且，同許多其他機制一樣，當它出現失常時，會產生屬於它自身的獨特且獨立的影響。”
這一說法完全正確。我們應該認識到這一點，即幾乎不存在一種為人類所擁有的發明，當其出現差錯時，其對社會造成的危害比貨幣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