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
美国更是首当其冲。为提振经济，特朗普在3月27日签署了2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发放失业救济、帮助企业获得贷款等。4月9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又宣布，将推出2.3万亿美元的贷款计划，用于援助企业和财政吃紧的政府。鲍威尔还表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美联储推出的经济纾困方案“没有上限”。
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让人们直呼美国在用“直升机撒钱”。美国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剂猛药”？“撒钱”真的能帮助美国恢复经济、渡过难关吗？不少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事实上，如果你回顾美国经济的历史，你会发现，货币政策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美国出现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候。
没有及时“撒钱”是美国在大萧条时期得到的惨痛教训。大萧条时期，货币量非常紧缺，但当时的美联储非但没有注资，反而紧缩了货币政策，这造成了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大面积倒闭，实体经济也大受打击，最终演变成大萧条。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中指出：“1929—1933年的货币崩溃，并不是之前所发生情况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这一期间所实行的政策措施的结果。在这一期间，本可以通过各种政策的实施来制止这场货币崩溃。尽管联邦储备体系宣称，它们所实行的是一种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事实上，它们所实行的是一种非常紧缩的货币政策。”
弗里德曼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大萧条：紧缩本可避免
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所研究的近百年的美国历史中，1929—1933年的大萧条显然是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周期紧缩，也很可能是整个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紧缩。
在大萧条的起始阶段，除了货币存量轻微的下降，这次紧缩在货币方面的特征和早期的紧缩没有什么不同。除严重紧缩外，无论在紧缩时期还是扩张时期，货币存量通常还是在上升，虽然在紧缩时期增长率很低。
但是此次紧缩的货币特征在1930年后期急剧改变，几家大银行的破产导致随后出现了一系列银行流动性危机，包括空前规模的挤兑和银行倒闭，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931年，英国脱离金本位以及美联储对该事件的反应强化了银行业的倒闭风潮，即便他们没有将复苏的可能扼杀在摇篮里，他们也没有把握住复苏的最后一线曙光。
到1933年年初，货币体系的崩溃在银行歇业期终止时，货币存量已经下降了1/3。虽然联邦储备体系的创始人试图通过联邦储备体系来防止类似银行歇业期这样的危机，但是和以往不同，这次危机远比之前任何一次来得更严重。
货币存量的急剧下降以及银行业空前严重的危机并不意味着联邦储备体系缺乏防范这些问题的能力。在整个大萧条时期，联邦储备体系都有足够的力量来结束通货紧缩的惨剧和银行业的崩溃。回顾起来，假如联邦储备体系在1930年后期、1931年早期乃至中期有效地行使这些权力，那么几乎可以确定，这场以持续流动性危机为显著特征的紧缩是可以避免的，货币存量也不会下降，或者说事实上可以上升至任何理想的水平。
本来可以采取行动缓解紧缩的严重程度，而且很有可能提前终止危机，然而联邦储备体系没有采取措施。部分原因是体系内权力偶然地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其他联邦储备银行转移，以及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软弱；部分原因是社会和体系自身赋予联邦储备体系维护外部稳定的任务要优先于维护内部稳定的任务。
大萧条的教训
在1929—1933年期间，按照当前价格计算，美国国民生产净值的下降幅度超过了50%；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下降幅度超过了 1/3；按照隐含价格计算，下降幅度超过了1/4；按照月度批发物价计算，下降幅度超过了1/3。
与此同时，大萧条时期本身的货币走势也引人注目。从1929年8月达到周期性顶峰到1933年跌入周期性谷底，货币存量的下降幅度超过了1/3。美国有1/5的商业银行（在大萧条开始时，共持有近10%的美国存款）由于财务困难而停业。再加上主动清算、吸收合并、收购等，商业银行的数量因此减少了1/3以上。
更为严重的是，1933年年初，许多州的银行进入了歇业期，而从3月6日至3月13日，全国范围内的银行全部歇业，不仅所有的商业银行如此，联邦储备银行也是如此。
全国范围内的所有银行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同时歇业，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1929—1933年的大萧条在很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货币机构的建立，以及关于货币因素在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学术性和大众性的思考。
20世纪20年代，人们长久以来的一种信念得到了增强，即货币力量是经济周期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因素，货币政策是维持经济稳定的有力工具。而大萧条动摇了这种信念，并将其推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即“货币政策无关紧要”：货币作为被动因素，反映的是其他因素的影响；货币政策在维持稳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
然而，这些判断并不是合理的经验推断。货币崩溃并不是其他因素导致的无法避免的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独立的因素，并对后续事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联邦储备体系未能阻止货币崩溃的发生，这反映的并不是货币政策的无效，而是货币当局所采取的特定政策的无效，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特定货币安排的无效。
大萧条以惨痛的事实证明了货币因素的重要性。如果货币当局采取其他的可行措施，就可以阻止货币存量的下降，甚至可以带来货币存量几乎任意一个合意幅度的增长。相同的行动同样可以极大地缓解银行业危机。如果采取了措施来防止或抑制货币存量的下降，就可以减轻大萧条的危害程度，同时几乎毫无疑问可以缩短萧条的持续时间，更不要说采取货币扩张措施了。
“货币不过是一层面纱”
货币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课题，因为它充满了神秘与自相矛盾。
对于纸来说,印有图案的一张绿色纸片与同样大小的、从报纸或杂志上撕下来的一张纸片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前一张纸可以使其持有者得到一定数量的食物、饮料、衣服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而后一张纸只能用来引火。区别在何处呢？就在于这张绿色的纸上面印着“美利坚合众国将向其持有者立即支付……美元”，或者其他具有该作用的文字，此外还加上这是一种“法定货币”的声明。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承诺仅意味着一张绿色纸片可以与一张或几张其他绿色纸片相互兑换，或者可以与铸币相互兑换，而这些铸币如果被熔化并在市场上作为金属出售，其所得将少于它们可以兑换的纸币数量。
法定货币的身份仅意味着政府在对其债权的清偿中接受这些纸，而且法院将把这些纸的支付看做是对以美元表示的债务进行的清偿。为什么在私人的产品与服务交易中，这些纸也能被私人接受呢？一个简单而正确的答案是。每个人都接受这些纸，是因为他坚信别人也会接受这些纸。这些绿色的纸具有价值，这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它们具有价值；而每个人都认为它们具有价值，是因为在人们的经历中它们之前已经具有了价值。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那么我们的经济甚至可能超不过现有生产力水平的一小部分。
然而，这一共同的、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本质上却是一种社会惯例，这种社会惯例的存在完全归功于人们对一种可以说是虚构之物的广泛接受。这种社会惯例，或者说虚构之物，并不是脆弱的。相反，一种公共货币的社会价值是如此之大，即使在极端的刺激之下，人们仍将坚持持有这种东西。当然，货币发行者从通货膨胀中得到的部分收益正来自于此，从而通货膨胀的动机也部分来自于此。
但是，货币也不是坚不可摧的：这种绿色纸数量的极端变动，正如美国革命战争时期或各国在一战及二战之后经历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所发生的情；这种绿色纸数量上的温和变动再加上法律上与现实中对名义价格所作的最高限制，如二战以后的德国，会使先前作为货币发挥作用的这种纸一文不值，并促使人们去寻求替代品，如香烟与法国白兰地酒，二战后它们在德国曾一度成为交换媒介。
货币不过是一层面纱。“实际起作用的”力量是人们的能力、人们的勤奋与才智、人们所掌握的资源、人们的经济组织模式与政治组织模式，等等。
正如John Stuart Mill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所阐述的那样：“简而言之，在社会经济当中，没有任何在本质上比货币更微不足道的东西了；当然，货币作为一种节省时间与劳动的发明所具有的特性除外。它是一种可以使事物更快、更方便地进行的机制，而当货币不存在时，事物将进行得较为缓慢且不方便，而且，同许多其他机制一样，当它出现失常时，会产生属于它自身的独特且独立的影响。”
这一说法完全正确。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即几乎不存在一种为人类所拥有的发明，当其出现差错时，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比货币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