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消息：2020年的前四分之一，北京協和醫院內科重症醫學科主任杜斌是在武漢度過的。
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在武漢所有接收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醫院之間來回奔波：最多的時候，一天要巡查5家醫院的ICU病房；最長的時候，他穿著防護服在ICU忙碌了10個小時。
他總是對醫生們強調：“永遠問自己一句話，我們在治什麼病，為什麼治的是這個病。”醫生們這樣評價杜斌：一個純粹的醫生。
北京協和醫院內科重症醫學科主任杜斌（受訪者供圖）
“我不想在這兒待著，我想去武漢”
1月18日，作為國家衛健委派出的第三批專家，杜斌第一次趕赴武漢，加入由鍾南山院士擔任組長的6人高級別專家組，他是組中唯一的重症醫學專家。
出發的時候，杜斌並不知道疫情發展到何種地步了，但他清楚自己的責任：“讓我們來一定是有一些病人的病情進入了比較危重的階段，需要ICU的醫生來貢獻智慧和力量。”
下飛機之後，杜斌拿到了45份病歷。通過這些病歷，他對新冠肺炎有了最初步的認識，但他覺得這還不夠。
然而時間緊迫，短短的一天時間，專家組的行程安排得滿滿當當——聽取湖北省衛健委和武漢市衛健委的彙報，到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交流，再到武漢市金銀潭醫院考察。
比起治療，擺在高級別專家組面前的是另一個問題。1月19日，高級別專家組連夜返回北京，第二天就向公眾示警，肯定了新冠病毒人傳人的現象，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阻擊戰正式打響。
回到北京後，杜斌接到的任務是在1月21日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視頻會議，當得知會議要延後一天時，杜斌急了，他“想看看病人的情況”，因為自己是臨床醫生，“只有到床旁去，才知道病人的真實情況”。他和領導溝通：“我不想在這兒待著，我想去武漢。”
杜斌（左三 受訪者供圖）
當天，他重返武漢，直奔金銀潭醫院的ICU病房。
在那裡，他看到一個病人血液中二氧化碳水平異常升高，與支氣管炎、肺氣腫的病人狀況相似，於是按照經驗調整了呼吸機的指標參數。三個小時了，他緊盯屏幕，希望看到指標的變化，可是效果並不明顯，他突然有種無力感：“某一個病人出現問題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一堆病人全出現類似的問題。”
“我和你們在一起”
從那以後，杜斌每天來回奔波在武漢所有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醫院之間，最多的時候一天要巡查5家醫院的ICU病房。當時武漢市醫療資源緊張，無論是醫護人員還是醫療物資以及防護裝備都極為短缺，ICU病床更是一床難求。
1月26日，杜斌所在的北京協和醫院派出首批國家援鄂醫療隊隊員，進駐武漢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之後，又相繼派出兩批隊員增援，整建制接管武漢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的重症監護病房。杜斌被任命為協和ICU的臨時科主任。
最久的一次，杜斌穿著防護服在ICU待了十個小時，除了搶救重症病人，還幫助指導醫護人員做好防護。“都是人，尤其是對於這樣可能會影響自己生命健康的事情，大家都有恐懼，”杜斌說，“我覺得有責任去告訴同事們應該做什麼。”
情況緊急時，給病人氣管插管，杜斌都帶頭上陣。“我有這個能力去插管，如果我不做，我就沒辦法要求別人去做。告訴他們不用害怕是沒有用的，只有你去做了，大家才會知道這是醫生護士能做到的，也是應該做的事情。”
杜斌為病人插管（視頻截圖）
他也會幫護士給病人吸痰、換床單，用行動告訴他們：“我和你們在一起。”
“讓更多的病人獲益”
作為中央赴湖北指導組專家組成員，杜斌的責任不只是在一線搶救危重病人，他還要投入精力與全國的同行們探索診療方案。因為白天太忙，跟外地專家的溝通探討多半在晚上進行。
既是臨床醫生，又是專家組成員，杜斌知道這意味著身上的擔子更重。“萬一判斷是錯的，影響到的就是對更多人的治療過程。最重要的不是去決定一個人的生死，而是當你的決定能夠影響一群人的生死的時候。”
為了提高治癒率，降低病亡率，在一線救治過程中，杜斌等專家組成員不斷總結經驗，摸索治療新冠肺炎的有效手段。在他們的努力下，新冠肺炎診療方案更新了七版。但對於新冠肺炎，還有太多的未知留給醫務人員和科研工作者去探尋。
杜斌參加國新辦記者會（資料圖）
在出席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疫情防控英文記者見面會時，杜斌向中外媒體分享中國抗疫經驗：“最重要的是預防和控制，其次才是治療，不做準備就是準備迎接失敗。”
杜斌也一直保持著和國外同行的交流，分享新冠肺炎重症治療經驗。“一個團隊再有能力也只是治療一些病人，而如果能夠影響到更多的人，把自己的知識、能力、經驗傳播給更多的人，那不僅僅是把這個學科做得更好，而且能夠讓更多的病人從中獲益。”
杜斌和外國同行分享治療經驗（視頻截圖）
2020年4月18日，湖北新冠肺炎重症病例下降至22例，均為武漢病例。
4月15日，隨著最後一支援鄂醫療隊——北京協和醫院援鄂醫療隊179名隊員撤離武漢，武漢市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轉移到本地醫護人員肩上。
杜斌同另外19名專家繼續留守武漢與他們並肩作戰，“大家還是希望這些病人有個最好的結果”。（闞純裕/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