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記得沒錯的話，第一次知道國立六中在羅江有個四分校，應該是2003年。突然發現有個孔夫子舊書網，隨便搜了一下，便搜出了本李廣田寫的《西行記》。薄薄的小冊子，牛皮紙的封皮上一著民國長衫中年人的背影占據了大部分畫面。咋一看，便有了想據為己有的衝動。
此書出版於1949年，這中間已過去半個多世紀，書中所涉及的抗戰時期知識分子與一群正在長大孩子，南渡北歸以及伴著時隱時現的濟南一中、國立六中等，可以肯定的是，李廣田和國立六中四分校是我讀到《西行記》這本書時，深印心中的兩個名字。
一、踏上流亡路
李廣田，山東鄒平人，17歲考入濟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與鄧廣銘、臧克家同班，後又就讀於北京大學外語系。畢業後回山東，在濟南一中任教。
李廣田幼年接受的是中國傳統教育。但他考上北京大學，則是受到與中國文化完全異質的西方文化的影響。有人說他是教師更是一文人，是指他早在濟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就開始的文學創作。先是寫詩，後為了能讓同學們及時瞭解到新文化與新思想，又與幾個同學合作，將從北京上海等地購買來的新書介紹到學校，還在校園裡辦了一個"書報介紹社"。後與卞之琳、何其芳聯手，出版了詩詞合集《漢園集》，《漢園集》在當時社會上影響很大，粉絲們親切地稱三人為"漢園三詩人"。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僅半年時間，中國東部沿海大部分地區相繼淪陷，被日軍掠走的不僅是自然資源，文化教育領域也未能倖免，日本人想借奴化教育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徹底摧毀。包括山東省在內的東部沿海等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教育地區首先受到衝擊。
心急如焚的國民政府教育部所頒文書中經常有這樣的字眼："學校及學術文化機關，尤為敵人所嫉視，摧殘破壞惟恐不力。"有識之士見狀急呼：竭力保存未來……也就是瞬間功夫，幾十萬青年學子成了失學青年。
1937年8月，教育部頒佈《戰區內學校處置辦法》："於其轄區內或轄區外比較安全之地區，擇定若干原有學校，即速儘量擴充或佈置簡單臨時校舍，以為必要時收容戰區學生授課之用，不得延誤。學校於戰事發生或迫近時，量予遷移。"[1]該年年底，一支包括濟南一中在內的由山東各級各類中等學校師生組成的流亡團體，開始踏上流亡路。
《西行記》中有一"從黑暗中走開"的小文對此進行了描述：
每人都負了行囊，排成隊列，在沉默中前進。這時的心情是頗覆雜的，一方面覺得是衝出封鎖線似的突圍的心情，一方面又覺得是勇敢地走上了另一條光明的道路，而明明又知道：困苦艱難是擺在眼前的。"到什麼地方去呢？""四川。""四川的那一部分？""不知道！"……[2]
流亡學生除了因來自不同學校增加了管理上的難度外，還有更重要的：小流亡生很多，僅十一、二歲。行前山東省教育廳長何思源做重要講話的心情頗為沉重：
"從今天起你們渴了，餓了或者病了，就找不到你們的爸爸媽媽了。我現在把你們交給楊科長了（山東省教育廳中等教育主管科科長楊展雲）。渴了，餓了，向他要吃喝，冷了向他要衣服，病了要他請醫生。他能像你們的爸爸媽媽一樣照顧你們。" [3]
七七事變爆發當天，李廣田正攜妻子王蘭馨沉浸在故鄉寧靜的田園風光和與家人團聚的天倫之樂中。第二天消息傳來，李廣田直覺地意識到一場時代的暴風雨正在襲來，民族新生的機運已浮出海面。四年前他在詩歌《我們的鄰人》中提出的"我們將用什麼，並怎樣，試問／去對付我們的鄰人"終於要有答案了。
王蘭馨正懷著身孕，不能強行要求她隨丈夫長途奔徙。李廣田經過了幾個夜晚的輾轉反測後，決定將妻子和岳母一同送回當時尚在國民黨軍隊控制下的濟南。但他還是沒有算過上天：此行艱難，每一個事先設定好了的安身之處最後都變成了淪陷區，流亡隊伍一退再退，一直退到大西南的腹地四川，才算安定下來，這一對恩愛夫妻一別就是三年。一人在國統區、一人在淪陷區，李廣田成了天涯孤旅。
李廣田與王蘭馨
1937年底，流亡師生到達魯西的金鄉。第二天早晨，李廣田在城門上貼出的各種告示中看到一令人驚心消息："濟南已經棄守了!"腦子裡突然浮出正準備分娩的妻子，心咯噔一下。這時，人叢中有人說："這座小城可還是我們的。"聞者無不淚下。
濟南失守後十多天，泰安、克州、濟寧等數十座城市也相繼落入敵手。流亡隊伍被迫西遷河南。在豫中重鎮許昌住一月，又遷至南陽賒旗鎮(今社旗縣)。賒旗鎮居數月，又向湖北鄖陽遷移……車過南陽，紅色的泥土、黝黑色的樹木和鮮豔的野石榴花迎面撲來。李廣田文興大發，雖時時為祖國山河不保擔憂，但一見到眼前與家鄉迥異的風光，精神又振奮起來。看到範螽墓了，就議論一番吳越春秋；路過馬蹬時，又指著山中煙雲掩映處的山洞說，這是鬼谷子古時修行的地方；路經失馬寨捉馬溝時，又開始議論起趙匡胤來了……
鄖陽休整半年。學校充分利用這半年的大好時光，開始了像在濟南一樣的的教學。儘管教學條件極其簡陋——當地政府借給學校一破廟，破廟的院裡用竹片和茅草蓋起一撇撇的茅草房，就算學生的教室和宿舍了。有些教室連屋頂都沒有，每到風雨天，雨水便往教室裡灌……站在風雨中的李廣田和過去一樣：精神煥發，全部精力都在講課中。
賒旗鎮
1938年12月某天，途經陝西目河口和高鼻樑之間的漢江時，師生們看到了驚人動魄一幕：
兩隻大船滿載救亡物資在曲折、多灘的逆水中艱難上行，岸上山高路狹，拉縴的弟兄們用盡力氣，挽著大船前進。來呀，我們大家一齊拉的喊聲此起被伏，他們用著一個聲音，喘著同樣的呼吸，邁著同樣的步伐，一會兒，譁——似一陣暴雨一齊伏下，一會兒，啪——像一個霹靂一齊起立，腳踏大地向前行進。而船也在前進著，一寸、二寸，一寸、二寸……從來沒見過這樣地使用人力、這樣地壯烈而又殘酷情景的師生們，默默地加入了拉縴的隊伍。
當大船終於通過了這段水急灘險的漢江後，李廣田那佈滿了不知是汗水還是淚水的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我們的民族，也和這大船一樣，正在負載著幾乎不可勝任的重荷，在山谷間，在逆流中，在極端困苦中，只要"我們大家一齊拉"，這隻大船總會"向前行進"的。 [4]
當師生們經歷了各種各樣的痛、於1939年1月26日傍晚到達羅江時，他們真是被自己感動了，抱在一起唱啊跳啊，淚水洇溼了衣衫……這種儼然已糅合了人生存經驗的狂歡，多年後被李廣田描述為：
這種跑法對於我們當前的大事業還不敢有什麼用處，但在我們個人卻實在得益不少，我們都跑得很結實了，無論是我們的身子或我們的心。我們看了很多，也經驗了很多。我們懂得了"走路"的道理，也懂得了一點生活的道理……[5]
李廣田文字的穿透力，讓人想到濟南大明湖沿岸夏日的陽光。
羅江
二、重負與幸福
（一）為何稱國立六中
最早的流亡隊伍有一個總的稱謂：山東聯合中學。主要是基於參與流亡學校眾多，而又沒有一個統一的領導臨時設定的。各校推舉隨隊校長或負責人組成校務委員會，遇到共同問題時共同商議。所以聯合也只是名義上的，各校獨立自治是當時管理上的最大特點。國民政府專門頒佈了一些法令來安置流亡學生。如讓安全地區原有的學校儘可能收容流亡學生進行救濟，同時在淪陷地區設"冀、察、綏、平、津中等學校通訊處"[6]，但都十分有限，面對短時間內湧入的海量學生，收容能力立刻捉襟見肘。
為了將更多地區納入到統籌解決流亡學生的接收和教育問題上來，國民政府開始考慮在流亡學校的前面全部冠以"國立"二字。但在"國立"後面還有加上內遷到達的省份，如內遷到河南省，學校就叫"國立河南臨時中學"。日寇攻下北平後，又以極快的速度沿津浦路南下。流亡師生每到一個地方，聽著頭頂上空頻頻傳來的警報聲，幾乎所有人腦子裡都會產生一種意識：這個"臨時"很有可能會變為永久。
1938年2月，教育部頒佈《國立中學暫行規程》，取消"臨時"二字，直接以到達省份命名；1939 年又改為以收容多數學生所來自省份命名。兩種命名很快便產生了矛盾：新設立校名與已有校名重疊了，只好又想新轍，統一取名國立某某第二中學。[7]
改為以地名命名後，國民政府還是深感在抗戰這樣一個特殊時期管理上的艱難。1939年4月，取消國立與中學之間加內遷到達省份的命名法 [8] ，改為用數字按學校成立時間的先後順序命名。於是，山東流亡學生組成的團體就由最先的"山東聯合中學"，更名為"國立湖北中學"，內遷到四川后，改校名為"國立六中"。自此，山東流亡學生被正式編入戰時淪陷區內遷中等學校之列。
"國立六中"不僅學類繁雜，初中、高中、高職、農高、前期師範、後期師範……且陣容龐大，人數多達幾千人。川地實在找不到一合適地方來收容這所學校。只好將學校化整為零，"國立六中"包括校本部和四所分校。
本部負責高中階段教學，學校設在綿陽城西郊民生工廠；第一分校為師範部，學校設在梓潼縣；第二、三、四分校均為初中部，第二分校在德陽，第三分校在綿陽西郊辛店子，第四分校在距綿陽約八十華里的羅江，即今天的德陽市羅江區。
（二）個人命運與集體遭遇
國立六中四分校的班底，就是山東省立濟南第一中學的學生。包括一些教師和學校的管理人員。如李廣田，濟南一中教師；校長孫東昇，本就是原濟南一中校長。
我們看到，流亡師生作為抗日戰爭這一特定背景下產生的一個特殊社會群體，他們不僅僅關注和關心自身的遭遇和個人的命運，更是將民族的命運放在首位。從社會屬性角度來看，他們具備了一般青年人所具備的反抗精神，屬知識難民。當災難的陰影像座大山一樣壓住了一切時，便已不存在個人命運，有的只是集體的遭遇。流亡學生既已選擇了流亡、選擇了投身抗日救國的時代潮流中，就必須銘記先賢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教誨，心理上擺脫物質條件的束縛後，一路上可能遇到的學習和生活上的困難更多會被精神上的追求所取代。
"日寇入侵，國難當頭，緊跟學校，追隨師長，延續學業，學好本領，效民報國，抗日救亡，誓死不當亡國奴！"[8]成了流亡途中踐行的校訓。除了正常上課，學生們還在老師們的引導下成立了歌詠隊、狂飆劇團、魯生劇團等學生社團。沒有正規的舞臺、道具，街頭、集市就是最好的劇場……李廣田和瞿亞先兩位老師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
瞿亞先
瞿亞先，李廣田的山東老鄉，擅美術與音樂，曾參加過田漢的南國劇社，深得田漢賞識。抗戰前與李廣田共同受聘於濟南一中，李廣田任國文教員，瞿亞先任音樂教員。二人曾合作完成了校歌《少年人》……流亡途中又同居一室，每到夜幕降臨，昏暗的燭光下，總能看到二人伏案的身影，一個作詞朗誦，另一個譜曲哼唱……時隔多年，每當回憶起這些令人感奮的畫面，瞿亞先的臉都是紅的，又是搓拳，又是磨掌。
當時正在濟南一中讀初二的孫躍冬，是這次遷校的親歷者。離休前任新華社四川分社高級記者，他在後來受德陽市邀請撰寫的回憶錄《濟南一中遷校泰安記》中有這樣描述：
我們於1938年初到達河南許昌。從山東各地逃亡出來的學生在這裡集中。我們臨時住在許昌中學內其中的一個院落裡。這時，我們得到濟南失守的消息，大家情緒都很低落。晚飯後便聚集在院子裡唱歌。唱到《松花江上》最後一遍又一遍的"爹孃啊！爹孃啊！……"大家都眼淚汪汪。
這時，我看到李廣田老師從旁邊走進中間，和我們的音樂老師瞿亞先說了些什麼。瞿先生立即大聲說："現在大家一起來唱一個'工農兵學商，一起來救亡'，好不好？"接著，立即高唱《救亡進行曲》。末了，瞿先生對大家說，"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洗岑（李廣田字洗岑）老師要寫一段歌詞，我來譜曲，明天晚上我將要教唱一首新歌！"大家在歡呼聲中散去。
第二天傍晚，瞿老師教唱新的抗戰歌曲《聽信號》。"咚咚咚咚咚咚，戰鼓/噠噠噠噠噠噠，軍號/全國同胞們，時候來到了/快快快拿起我們的刀和槍，圍上去殺……"這便是李廣田老師昨夜寫成的歌詞，瞿老師用了半天時間譜曲。從此，在流亡途中或學生集會時，大家都會唱一曲《聽信號》，用"咚、咚、咚！"的戰鼓，"達、達、達！"的軍號，來鼓舞大家的士氣。[10]
流亡途中
1938年春節後，流亡師生到達河南賒旗鎮，這個因當年劉秀在此賒旗招兵買馬得名的小鎮突然變得擁擠起來。校舍不夠，學生們只能暫時在客棧、會館和寺廟裡棲身。濟南一中被統一安置在山陝會館，雖很簡陋和擁擠，但總算有了一安身之所。
人是一種存在。不過，一旦脫離了往時舒適、平靜的軌道，長時間奔徙，人就會開始懷疑自己。深諳特殊時期學生心理的李廣田，為同學們做了次勵志演講：《學好本領，重建家園》。只見他操起山東口音的國語：
"賒旗店不是我們的家鄉啊！我們的家鄉在千佛山的腳下，大明湖的水邊......我們是一定要打回去的！"講到淪陷了的濟南，講到那裡的山山水水，講到那裡的父老兄弟……
李廣田的演講印證了加繆在《鼠疫》中說過的一段話："夢幻隨人而異，而共處的現實則是把大家團結起來的東西，這個共處的現實就是災難和惡的降臨。"
在此期間，李廣田與瞿亞先合作、一個作詞一個譜曲的抗戰歌曲《聽信號》《青年團結歌》面世，一時間，賒旗鎮的大街、集市、學校操場，到處有學生們演講的身影。壁報組為了活躍小鎮文化生活，還在鎮一座火神廟裡辦起了畫展。作品以瞿亞先和圖畫老師夏省吾的炭筆畫為主，夏省吾一時興起，找了張黑色硬紙，隨手畫起了粉筆畫。李廣田聞訊，特地趕去參觀並留言：瞿先生：風景清潤，有如"月明垂葉露"；夏先生：古樹勁健，乃似"怒龍拔老湫"。李廣田的惠評一時被同學們傳誦。
（三）創建"狂飆劇團"
"狂飆劇團"的前身是在賒旗鎮組建的"濟南省立第一中學抗戰救亡工作團"，主要負責宣傳抗日救亡。分為話劇、歌詠、演講、壁報、雅樂、文書和交際七大小組，瞿亞先任團長。徐州淪陷、師生們再次踏上流亡路時，李廣田提議改劇團名字為"狂飆劇團"。十八世紀德國文學革命不是有個著名的狂飆突進運動嗎？李廣田希望能以"狂飆劇團"為契機，來一場像德國一樣的啟蒙運動，讓"狂飆突進運動"成為啟蒙運動的高潮。
劇團首次在在山陝會館舉行公演《省一粒子彈》《放下你的鞭子》等街頭劇，觀眾就被感動得稀里嘩啦。一老大娘一定要送給"賣藝姑娘"一些錢，她當然不知道，那位"賣藝姑娘"其實是一小男生。在當天的日記中，李廣田興奮地寫道："看我校同學演劇，皆極精彩，最後一出，觀眾多為落淚"。5月17日，在小館吃飯時，李廣田又聞空中有兒童呼喊："打倒小日本。"鄰居樓上兩兒童跟著便唱起打倒日本歌。李廣田在日記中激動地寫下了這段文字：我們誤以為出城無文化，是錯了，而且這裡同樣也瀰漫著抗戰空氣。在澡堂中聽搓背小僮唱救亡歌曲，在城外聽到勞工唱工人救亡歌，這使我驚喜。[11]
為了讓師生們永遠地記住國立六中四分校 ，"狂飆劇團"到羅江後，再次易名，變成了"六四劇團"。鑑於瞿亞先的社會名望和"狂飆劇團"的影響力，另一個學生劇團"抗日巡迴演出團"也交給了瞿亞先。又由於瞿亞先與冼星海南國劇社的一段情義，冼星海一有新的歌曲產生，如《黃河頌》《黃河大合唱》等，都不會忘了瞿亞先。這一切，對於流亡路上的學生們來說，其意義絕不僅僅是內心情感的宣洩，更是一種理想主義精神的高揚。
（四）教書育人並創刊《鍛冶廠》
不斷的遷徙， 導致國立六中到四川時，教學所需的儀器、設備、圖書等損失都很大，但辦學力量卻進入了最強時期。校長大多都是當時的社會名流和知名人士。如本部校長葛蘭笙，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二分校校長蘇鬱文，畢業於日本廣島高等師範學校，曾任濟南女中校長；四分校校長孫維嶽。北京大學文學院畢業的高材生……授課老師均科班出身，教學方面造詣較高。由於隨校南下老師很多，一時無法安置如此眾多的老師，獨具慧眼的校長們經過多次篩選，留下了些飽學之士，李廣田和瞿亞先是其中之一。
上英文課了，老師手裡會拿著《仲夏夜之夢》《天方夜譚》等的原文；數理課上，老師會要求學生們自學《範氏大代數》《霍木斯化學》等科學專著；而國文課上，則既有《離騷》《史記》等經典，也有當代的，像《狂人日記》之類的作品，當然外國文學也不能少；音樂課上，除了學唱最流行的抗戰歌曲，還能閱讀到《新音樂》等音樂理論。
李廣田又以自己在中國文學界的地位向校長孫維嶽推薦並邀請著名詩人、中共地下黨員方敬，著名作家、中共地下黨員陳翔鶴來校任教。孫維嶽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學生，主張"民主和科學""思想自由"的辦學思想，自然十分支持。在方、陳二位教師未來前，李廣田反覆向同學們介紹："陳老師是名作家和老前輩，在我做學生時已經是名作家了，陳老師和方老師不到大學去教書，而願意到我們學校來，這是我們莫大的驕傲和榮幸。"
沒有足夠的空間容納這些遠道而來的客人，就分住在羅江城裡的城隍廟、文廟和三聖宮裡。李廣田在《西行記》裡這樣寫道：
費半小時，走遍羅江城，太小了。買了一個黃土瓦盆，做洗臉用……[12]
但你只要走進校園，感人的場景撲面撲來：河邊、田埂上，傳來背英語單詞聲音的時間一定是清晨；樹林、山坡上，遍佈著念國文學生的時候，則是課餘；夜晚，十多名同學伏在一盞昏光如豆的菜油燈下……
教學中李廣田發現，經常有學生向他請教寫作問題。為此他和陳翔鶴辦起四分校的校刊，李廣田起名《鍛冶廠》，陳翔鶴做主編。《鍛冶廠》內容很豐富，文學、美術、音樂樣樣涉獵。老師們帶頭髮文，如李廣田的《母與子》和《舊形式利用》；瞿亞先的《青年團結歌》；方敬的《一個禮讚》。陳翔鶴老師也發表了一些作品。1938年初夏，師生們從賒旗鎮到鄖陽，隊伍行至湖北漢江之濱的老河口時發生了一件事：
炎炎烈日下身背行囊的學生們，涉過滾滾白河……不幸的事情發生了， 22名花季少女葬身魚腹。
流亡路上，李廣田一直無暇顧及遠在淪陷區的妻子，但22個花季女生葬身魚腹卻讓他悲痛難抑，一首新詩《祭奠二十二位少女》從手中流出：
"唯願世間完全乾枯/也不要一滴清露/免得它照見花影/驚破了多淚的魂靈!/但完全乾枯又有何用?/最難晴朗的是我的眼睛/是誰把二十二個美麗的生命/送到寂寞的鮫人之深宮!/俺們還不如殺敵而死! /我彷彿聽到她們在哭訴/當綠滿斷岸的暮春時節/激怒的波濤化作一江寒霧!" [13]
這首詩發表在幾個學生辦的壁報和刊物上，李廣田加了小引：
"她們是二十二個。她們都是從敵人佔領區裡逃出來的。懷著憤怒，懷著希望逃出了敵人的毒手，但也離開了自己的父母的愛護，而代替了父母為國家執行著戰時青年教育之責任的先生們，卻把她們一股腦送入了漢江水底，不，她們的屍首也未能全獲，她們大概有的是被送到東海去了。不信舟子的經驗，而定要趁江水猛漲之際逆流而上，偏見、固執、愚昧，造成了這悲慘的結局……" [14]
到了四川，這首詩正式發表在《鍛冶廠》上。
李廣田把時代比作成鍛冶廠，讓學生們在時代裡鍛冶自身"一方面要鍛冶我們的手藝，希望能為這'抗日建國'的偉大時代畫一些光榮的記號；一方面更要鍛冶我們的整個生命，使我們的力量變得更加堅強，更有耐性，以期為國家民族多盡一些應盡的責任。" [13]
《鍛冶廠》只存在一年，所出十期，每篇文章、每首詩歌，皆能透出如《祭奠二十二位少女》般純摯的感情。
三、50年後再回首
近五十個冬春後的1985年，羅江城的衢巷間，早已難覓四分校的故址。但在這世事遷流繁變，改換了曾識的舊貌的羅江，有人突然發現這裡的幾所高質量的中學、中專，都是抗戰時期國立六中的延續。領導們立刻意識挖掘並保留這段歷史的重要性。由市宣傳部門牽頭，邀請原國立六中部分校友聚會德陽。
首要工作就是查尋原國立六中的校友名錄，查後嚇一跳，當年流亡師生的大名如雷貫耳。僅四分校就出了高校校長、教授、黨組書記、新華社高級記者、雜誌社主編著名編劇、著名導演等。驚得會務組裡幾個小青年直瞪眼，哎呀！我們這座小山城當年出了這麼多的大人物哈！一時間，全國各地的諸路"大仙"雲集山城。當地記者聞風而動。
很快，羅江城裡臨江一座名為"玉京山"的峻極處建起一座國立六中四分校校史館。雖不是從前真正的校園，卻彌散著當初的親切氣氛。默立館前的我，情願把它視作昔年的校舍——一片在悠長年光中不肯坍塌的房屋。
很長的日月過去了，許多走近這裡的人放輕腳步，在靜靜的窗前停住身子。這中間的多位老者，曾是四分校的學生，儘管在風煙中走散，卻沒忘卻自己的出發地。每次回來，都會讓深切的追懷撩起美好的感受。心靈的光束下，封凍的記憶慢慢融化。
楊竹劍在回憶文章《羅江雜憶》中寫道，
"李廣田老師撇開教科書，選用中外名著做教材，從《詩經》到《哈姆雷特》，從荷馬史詩到巴爾扎克，從魯迅到果戈理……在羅江的歲月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時光，受益於李廣田和方敬老師，使文學成為自己一生的愛好。"
學生們還記得李廣田在課堂上高聲朗誦(海燕)時的姿態："一手振臂前舉，大聲呼喊：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課文已完，但教室裡雅雀無聲。一個姓李的學生為高爾基的人生道路所吸引，甚至離開學校去趕馬車，說這才是設身置地地體驗平民世界的美和真實。
丁涪海回憶，上瞿亞先老師的課簡直就是享受。看到指揮棒傳達出的節奏會不由地唱出激情澎湃的歌。流亡湖北時一節課就能學會一首歌，再由學生傳到群眾間。[16]
玉京山有點險.傍水的崖石，看著像是被誰劈了一刀似的，直直地斷下去。喚起人們記憶的則是山上一幢樸素的雙層樓屋。白牆壁、黑欄杆，敷色古樸，在四圍環簇的樓臺中，有一種不凡的氣象。校園生活的痕跡消失在時間深處，端詳得深了，戰時學子的錚錚風骨便呈現了出來。我從這一個房間望到那一個房間，就覺得李廣田、瞿亞先、陳翔鶴、方敬他們，仍在講臺上口授指畫，在排排課桌之間走前走後，慈藹的目光落在一張張比花朵還豔的面龐上。
我知道，李廣田、瞿亞先、陳翔鶴、方敬他們永遠回不到這裡了。但只要看看擺放的胸像或者照片，還有展陳在櫥櫃裡的作品集，你便覺得，他們並未向昨天告別，一切都是新鮮的，幾十年前發生的一切都沒有成為往事。每當夜色深了，遊人的影子也已遠去、四圍漸漸安靜下來時，他們就會坐回亮燈的桌前，拿起筆，接著寫起各自的小說、散文或詩歌……
無邊的夜色裡，恍若顫響一種聲音，心靈的聲音。那個瞬間，包圍我的只有暖暖的暗示：自己是和他們在一起。我好像能感應到熟悉而溫煦的氣息，聽見從胸膛發出的響亮的心跳。年月遠去，只有他們選擇堅守，並使生命常青。
櫥櫃裡，原國立六中學生撰寫的回憶文章一字排開。攤開的那幾頁，有張志恂的《入川有感》：我住在灰色的環境裡/我做著灰色的夢……；伊洛的《小城記憶》，專門回憶李廣田、陳翔鶴、方敬三位老師在羅江的點滴；楊竹劍的《羅江雜憶》，就寫李廣田……
再一處，則是李廣田為《鍛冶廠》寫的發刊詞：對於我們，這偉大的時代是一個最好的鍛冶廠；方敬給國立六中四分校同學的《一個禮讚》……翔實、厚重的記載，依憑語詞的力量，將記憶的碎片連綴成一個結實的整體，進入公眾視野。
陳翔鶴和李廣田、方敬鼓勵西遷來此的山東學生把流轉過程寫出來，為的是不讓此次西行的印跡隨流年湮沒。學生們照做了，文字編印成十萬字的文集《在風沙中挺進》。陳翔鶴為這部珍貴的史述撰序："這十七位作者，是'已經睜開了眼睛'，以後要再使他們閉上眼睛，那一定是頗為困難的了。"
1939年8月，卞之琳從延安回大後方路經羅江，李廣田與其相聚數日。卞之琳向他介紹了延安如"軍隊發展根快，絕無拉夫情形""實行工作，參加開荒"等情況；同年12月，從延安歸來的沙汀在從安縣去成都的途中也在羅江做了短期停留。他告訴李廣田延安抗日民主根據地發生的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情。李廣田的思想在發生變化，有學生投奔延安，他也慷慨地解囊相助……
賀敬之當年也是流亡學生中的一員，因是師範生，進川后便被分到了位於梓潼的第一分校。
不久賀敬之便聽說作家李廣田、陳翔鶴和詩人方敬在羅江縣四分校任職，四分校學生功課好、學習風氣自由的好名聲不斷傳入他耳中。一個雨天，賀敬之打著雨傘、腳踩一雙草鞋，步行一百多里地趕到四分校。卻被告知轉校的同學太多，目前已沒有空餘床鋪了。被狠狠澆了盆涼水的賀敬之只好打道回府。回去後便根據《鍛冶廠》的啟發，找到四個和他同樣熱愛文學的同學，也辦起一個壁報，成員有五個人，就取名為《五丁》。
1995年，賀敬之重回故地，望著眼前流到城北雲蓋山下，聚而傍城南去，鱗波脈脈，輕漾如羅紋的羅紋江水，思緒萬千。在賀敬之眼裡，永載光榮記憶的校史館，像一尊昂揚的碑碣，高高矗立在玉京山上。凝望它的人，聽見了歷史走過的聲音，會在心裡輕輕哼起昔日的校歌。
此刻，在同一片天空下，我也望著羅紋江開始想象，往來川陝道上的卞之琳、沙汀每從羅江過身，和李廣田等幾位呼吸過未名湖畔空氣的北大學人朝著川西勝概拍欄而歌的情景。諸君當然會談起延安，而在李廣田和卞之琳那裡，憶起漢花園中的讀書歲月，淚光閃動的一刻，大約會喚起何其芳的名字，因是故鄉人，我想一定還有夫人王蘭馨。那麼多的憶想，那麼深的意緒，那麼濃的情愫，最後都匯聚在為了民族的大業、為了真相的呈現……所做的永無休止的跋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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