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记得没错的话，第一次知道国立六中在罗江有个四分校，应该是2003年。突然发现有个孔夫子旧书网，随便搜了一下，便搜出了本李广田写的《西行记》。薄薄的小册子，牛皮纸的封皮上一着民国长衫中年人的背影占据了大部分画面。咋一看，便有了想据为己有的冲动。
此书出版于1949年，这中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书中所涉及的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与一群正在长大孩子，南渡北归以及伴着时隐时现的济南一中、国立六中等，可以肯定的是，李广田和国立六中四分校是我读到《西行记》这本书时，深印心中的两个名字。
一、踏上流亡路
李广田，山东邹平人，17岁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邓广铭、臧克家同班，后又就读于北京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回山东，在济南一中任教。
李广田幼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但他考上北京大学，则是受到与中国文化完全异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有人说他是教师更是一文人，是指他早在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的文学创作。先是写诗，后为了能让同学们及时了解到新文化与新思想，又与几个同学合作，将从北京上海等地购买来的新书介绍到学校，还在校园里办了一个"书报介绍社"。后与卞之琳、何其芳联手，出版了诗词合集《汉园集》，《汉园集》在当时社会上影响很大，粉丝们亲切地称三人为"汉园三诗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仅半年时间，中国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被日军掠走的不仅是自然资源，文化教育领域也未能幸免，日本人想借奴化教育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彻底摧毁。包括山东省在内的东部沿海等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教育地区首先受到冲击。
心急如焚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所颁文书中经常有这样的字眼："学校及学术文化机关，尤为敌人所嫉视，摧残破坏惟恐不力。"有识之士见状急呼：竭力保存未来……也就是瞬间功夫，几十万青年学子成了失学青年。
1937年8月，教育部颁布《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于其辖区内或辖区外比较安全之地区，择定若干原有学校，即速尽量扩充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以为必要时收容战区学生授课之用，不得延误。学校于战事发生或迫近时，量予迁移。"[1]该年年底，一支包括济南一中在内的由山东各级各类中等学校师生组成的流亡团体，开始踏上流亡路。
《西行记》中有一"从黑暗中走开"的小文对此进行了描述：
每人都负了行囊，排成队列，在沉默中前进。这时的心情是颇复杂的，一方面觉得是冲出封锁线似的突围的心情，一方面又觉得是勇敢地走上了另一条光明的道路，而明明又知道：困苦艰难是摆在眼前的。"到什么地方去呢？""四川。""四川的那一部分？""不知道！"……[2]
流亡学生除了因来自不同学校增加了管理上的难度外，还有更重要的：小流亡生很多，仅十一、二岁。行前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做重要讲话的心情颇为沉重：
"从今天起你们渴了，饿了或者病了，就找不到你们的爸爸妈妈了。我现在把你们交给杨科长了（山东省教育厅中等教育主管科科长杨展云）。渴了，饿了，向他要吃喝，冷了向他要衣服，病了要他请医生。他能像你们的爸爸妈妈一样照顾你们。" [3]
七七事变爆发当天，李广田正携妻子王兰馨沉浸在故乡宁静的田园风光和与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中。第二天消息传来，李广田直觉地意识到一场时代的暴风雨正在袭来，民族新生的机运已浮出海面。四年前他在诗歌《我们的邻人》中提出的"我们将用什么，并怎样，试问／去对付我们的邻人"终于要有答案了。
王兰馨正怀着身孕，不能强行要求她随丈夫长途奔徙。李广田经过了几个夜晚的辗转反测后，决定将妻子和岳母一同送回当时尚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下的济南。但他还是没有算过上天：此行艰难，每一个事先设定好了的安身之处最后都变成了沦陷区，流亡队伍一退再退，一直退到大西南的腹地四川，才算安定下来，这一对恩爱夫妻一别就是三年。一人在国统区、一人在沦陷区，李广田成了天涯孤旅。
李广田与王兰馨
1937年底，流亡师生到达鲁西的金乡。第二天早晨，李广田在城门上贴出的各种告示中看到一令人惊心消息："济南已经弃守了!"脑子里突然浮出正准备分娩的妻子，心咯噔一下。这时，人丛中有人说："这座小城可还是我们的。"闻者无不泪下。
济南失守后十多天，泰安、克州、济宁等数十座城市也相继落入敌手。流亡队伍被迫西迁河南。在豫中重镇许昌住一月，又迁至南阳赊旗镇(今社旗县)。赊旗镇居数月，又向湖北郧阳迁移……车过南阳，红色的泥土、黝黑色的树木和鲜艳的野石榴花迎面扑来。李广田文兴大发，虽时时为祖国山河不保担忧，但一见到眼前与家乡迥异的风光，精神又振奋起来。看到范螽墓了，就议论一番吴越春秋；路过马蹬时，又指着山中烟云掩映处的山洞说，这是鬼谷子古时修行的地方；路经失马寨捉马沟时，又开始议论起赵匡胤来了……
郧阳休整半年。学校充分利用这半年的大好时光，开始了像在济南一样的的教学。尽管教学条件极其简陋——当地政府借给学校一破庙，破庙的院里用竹片和茅草盖起一撇撇的茅草房，就算学生的教室和宿舍了。有些教室连屋顶都没有，每到风雨天，雨水便往教室里灌……站在风雨中的李广田和过去一样：精神焕发，全部精力都在讲课中。
赊旗镇
1938年12月某天，途经陕西目河口和高鼻梁之间的汉江时，师生们看到了惊人动魄一幕：
两只大船满载救亡物资在曲折、多滩的逆水中艰难上行，岸上山高路狭，拉纤的弟兄们用尽力气，挽着大船前进。来呀，我们大家一齐拉的喊声此起被伏，他们用着一个声音，喘着同样的呼吸，迈着同样的步伐，一会儿，哗——似一阵暴雨一齐伏下，一会儿，啪——像一个霹雳一齐起立，脚踏大地向前行进。而船也在前进着，一寸、二寸，一寸、二寸……从来没见过这样地使用人力、这样地壮烈而又残酷情景的师生们，默默地加入了拉纤的队伍。
当大船终于通过了这段水急滩险的汉江后，李广田那布满了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们的民族，也和这大船一样，正在负载着几乎不可胜任的重荷，在山谷间，在逆流中，在极端困苦中，只要"我们大家一齐拉"，这只大船总会"向前行进"的。 [4]
当师生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痛、于1939年1月26日傍晚到达罗江时，他们真是被自己感动了，抱在一起唱啊跳啊，泪水洇湿了衣衫……这种俨然已糅合了人生存经验的狂欢，多年后被李广田描述为：
这种跑法对于我们当前的大事业还不敢有什么用处，但在我们个人却实在得益不少，我们都跑得很结实了，无论是我们的身子或我们的心。我们看了很多，也经验了很多。我们懂得了"走路"的道理，也懂得了一点生活的道理……[5]
李广田文字的穿透力，让人想到济南大明湖沿岸夏日的阳光。
罗江
二、重负与幸福
（一）为何称国立六中
最早的流亡队伍有一个总的称谓：山东联合中学。主要是基于参与流亡学校众多，而又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临时设定的。各校推举随队校长或负责人组成校务委员会，遇到共同问题时共同商议。所以联合也只是名义上的，各校独立自治是当时管理上的最大特点。国民政府专门颁布了一些法令来安置流亡学生。如让安全地区原有的学校尽可能收容流亡学生进行救济，同时在沦陷地区设"冀、察、绥、平、津中等学校通讯处"[6]，但都十分有限，面对短时间内涌入的海量学生，收容能力立刻捉襟见肘。
为了将更多地区纳入到统筹解决流亡学生的接收和教育问题上来，国民政府开始考虑在流亡学校的前面全部冠以"国立"二字。但在"国立"后面还有加上内迁到达的省份，如内迁到河南省，学校就叫"国立河南临时中学"。日寇攻下北平后，又以极快的速度沿津浦路南下。流亡师生每到一个地方，听着头顶上空频频传来的警报声，几乎所有人脑子里都会产生一种意识：这个"临时"很有可能会变为永久。
1938年2月，教育部颁布《国立中学暂行规程》，取消"临时"二字，直接以到达省份命名；1939 年又改为以收容多数学生所来自省份命名。两种命名很快便产生了矛盾：新设立校名与已有校名重叠了，只好又想新辙，统一取名国立某某第二中学。[7]
改为以地名命名后，国民政府还是深感在抗战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管理上的艰难。1939年4月，取消国立与中学之间加内迁到达省份的命名法 [8] ，改为用数字按学校成立时间的先后顺序命名。于是，山东流亡学生组成的团体就由最先的"山东联合中学"，更名为"国立湖北中学"，内迁到四川后，改校名为"国立六中"。自此，山东流亡学生被正式编入战时沦陷区内迁中等学校之列。
"国立六中"不仅学类繁杂，初中、高中、高职、农高、前期师范、后期师范……且阵容庞大，人数多达几千人。川地实在找不到一合适地方来收容这所学校。只好将学校化整为零，"国立六中"包括校本部和四所分校。
本部负责高中阶段教学，学校设在绵阳城西郊民生工厂；第一分校为师范部，学校设在梓潼县；第二、三、四分校均为初中部，第二分校在德阳，第三分校在绵阳西郊辛店子，第四分校在距绵阳约八十华里的罗江，即今天的德阳市罗江区。
（二）个人命运与集体遭遇
国立六中四分校的班底，就是山东省立济南第一中学的学生。包括一些教师和学校的管理人员。如李广田，济南一中教师；校长孙东升，本就是原济南一中校长。
我们看到，流亡师生作为抗日战争这一特定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他们不仅仅关注和关心自身的遭遇和个人的命运，更是将民族的命运放在首位。从社会属性角度来看，他们具备了一般青年人所具备的反抗精神，属知识难民。当灾难的阴影像座大山一样压住了一切时，便已不存在个人命运，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流亡学生既已选择了流亡、选择了投身抗日救国的时代潮流中，就必须铭记先贤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教诲，心理上摆脱物质条件的束缚后，一路上可能遇到的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更多会被精神上的追求所取代。
"日寇入侵，国难当头，紧跟学校，追随师长，延续学业，学好本领，效民报国，抗日救亡，誓死不当亡国奴！"[8]成了流亡途中践行的校训。除了正常上课，学生们还在老师们的引导下成立了歌咏队、狂飙剧团、鲁生剧团等学生社团。没有正规的舞台、道具，街头、集市就是最好的剧场……李广田和瞿亚先两位老师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
瞿亚先
瞿亚先，李广田的山东老乡，擅美术与音乐，曾参加过田汉的南国剧社，深得田汉赏识。抗战前与李广田共同受聘于济南一中，李广田任国文教员，瞿亚先任音乐教员。二人曾合作完成了校歌《少年人》……流亡途中又同居一室，每到夜幕降临，昏暗的烛光下，总能看到二人伏案的身影，一个作词朗诵，另一个谱曲哼唱……时隔多年，每当回忆起这些令人感奋的画面，瞿亚先的脸都是红的，又是搓拳，又是磨掌。
当时正在济南一中读初二的孙跃冬，是这次迁校的亲历者。离休前任新华社四川分社高级记者，他在后来受德阳市邀请撰写的回忆录《济南一中迁校泰安记》中有这样描述：
我们于1938年初到达河南许昌。从山东各地逃亡出来的学生在这里集中。我们临时住在许昌中学内其中的一个院落里。这时，我们得到济南失守的消息，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晚饭后便聚集在院子里唱歌。唱到《松花江上》最后一遍又一遍的"爹娘啊！爹娘啊！……"大家都眼泪汪汪。
这时，我看到李广田老师从旁边走进中间，和我们的音乐老师瞿亚先说了些什么。瞿先生立即大声说："现在大家一起来唱一个'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好不好？"接着，立即高唱《救亡进行曲》。末了，瞿先生对大家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洗岑（李广田字洗岑）老师要写一段歌词，我来谱曲，明天晚上我将要教唱一首新歌！"大家在欢呼声中散去。
第二天傍晚，瞿老师教唱新的抗战歌曲《听信号》。"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哒哒哒哒哒哒，军号/全国同胞们，时候来到了/快快快拿起我们的刀和枪，围上去杀……"这便是李广田老师昨夜写成的歌词，瞿老师用了半天时间谱曲。从此，在流亡途中或学生集会时，大家都会唱一曲《听信号》，用"咚、咚、咚！"的战鼓，"达、达、达！"的军号，来鼓舞大家的士气。[10]
流亡途中
1938年春节后，流亡师生到达河南赊旗镇，这个因当年刘秀在此赊旗招兵买马得名的小镇突然变得拥挤起来。校舍不够，学生们只能暂时在客栈、会馆和寺庙里栖身。济南一中被统一安置在山陕会馆，虽很简陋和拥挤，但总算有了一安身之所。
人是一种存在。不过，一旦脱离了往时舒适、平静的轨道，长时间奔徙，人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深谙特殊时期学生心理的李广田，为同学们做了次励志演讲：《学好本领，重建家园》。只见他操起山东口音的国语：
"赊旗店不是我们的家乡啊！我们的家乡在千佛山的脚下，大明湖的水边......我们是一定要打回去的！"讲到沦陷了的济南，讲到那里的山山水水，讲到那里的父老兄弟……
李广田的演讲印证了加缪在《鼠疫》中说过的一段话："梦幻随人而异，而共处的现实则是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东西，这个共处的现实就是灾难和恶的降临。"
在此期间，李广田与瞿亚先合作、一个作词一个谱曲的抗战歌曲《听信号》《青年团结歌》面世，一时间，赊旗镇的大街、集市、学校操场，到处有学生们演讲的身影。壁报组为了活跃小镇文化生活，还在镇一座火神庙里办起了画展。作品以瞿亚先和图画老师夏省吾的炭笔画为主，夏省吾一时兴起，找了张黑色硬纸，随手画起了粉笔画。李广田闻讯，特地赶去参观并留言：瞿先生：风景清润，有如"月明垂叶露"；夏先生：古树劲健，乃似"怒龙拔老湫"。李广田的惠评一时被同学们传诵。
（三）创建"狂飙剧团"
"狂飙剧团"的前身是在赊旗镇组建的"济南省立第一中学抗战救亡工作团"，主要负责宣传抗日救亡。分为话剧、歌咏、演讲、壁报、雅乐、文书和交际七大小组，瞿亚先任团长。徐州沦陷、师生们再次踏上流亡路时，李广田提议改剧团名字为"狂飙剧团"。十八世纪德国文学革命不是有个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吗？李广田希望能以"狂飙剧团"为契机，来一场像德国一样的启蒙运动，让"狂飙突进运动"成为启蒙运动的高潮。
剧团首次在在山陕会馆举行公演《省一粒子弹》《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观众就被感动得稀里哗啦。一老大娘一定要送给"卖艺姑娘"一些钱，她当然不知道，那位"卖艺姑娘"其实是一小男生。在当天的日记中，李广田兴奋地写道："看我校同学演剧，皆极精彩，最后一出，观众多为落泪"。5月17日，在小馆吃饭时，李广田又闻空中有儿童呼喊："打倒小日本。"邻居楼上两儿童跟着便唱起打倒日本歌。李广田在日记中激动地写下了这段文字：我们误以为出城无文化，是错了，而且这里同样也弥漫着抗战空气。在澡堂中听搓背小僮唱救亡歌曲，在城外听到劳工唱工人救亡歌，这使我惊喜。[11]
为了让师生们永远地记住国立六中四分校 ，"狂飙剧团"到罗江后，再次易名，变成了"六四剧团"。鉴于瞿亚先的社会名望和"狂飙剧团"的影响力，另一个学生剧团"抗日巡回演出团"也交给了瞿亚先。又由于瞿亚先与冼星海南国剧社的一段情义，冼星海一有新的歌曲产生，如《黄河颂》《黄河大合唱》等，都不会忘了瞿亚先。这一切，对于流亡路上的学生们来说，其意义绝不仅仅是内心情感的宣泄，更是一种理想主义精神的高扬。
（四）教书育人并创刊《锻冶厂》
不断的迁徙， 导致国立六中到四川时，教学所需的仪器、设备、图书等损失都很大，但办学力量却进入了最强时期。校长大多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和知名人士。如本部校长葛兰笙，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二分校校长苏郁文，毕业于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曾任济南女中校长；四分校校长孙维岳。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授课老师均科班出身，教学方面造诣较高。由于随校南下老师很多，一时无法安置如此众多的老师，独具慧眼的校长们经过多次筛选，留下了些饱学之士，李广田和瞿亚先是其中之一。
上英文课了，老师手里会拿着《仲夏夜之梦》《天方夜谭》等的原文；数理课上，老师会要求学生们自学《范氏大代数》《霍木斯化学》等科学专著；而国文课上，则既有《离骚》《史记》等经典，也有当代的，像《狂人日记》之类的作品，当然外国文学也不能少；音乐课上，除了学唱最流行的抗战歌曲，还能阅读到《新音乐》等音乐理论。
李广田又以自己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向校长孙维岳推荐并邀请著名诗人、中共地下党员方敬，著名作家、中共地下党员陈翔鹤来校任教。孙维岳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学生，主张"民主和科学""思想自由"的办学思想，自然十分支持。在方、陈二位教师未来前，李广田反复向同学们介绍："陈老师是名作家和老前辈，在我做学生时已经是名作家了，陈老师和方老师不到大学去教书，而愿意到我们学校来，这是我们莫大的骄傲和荣幸。"
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就分住在罗江城里的城隍庙、文庙和三圣宫里。李广田在《西行记》里这样写道：
费半小时，走遍罗江城，太小了。买了一个黄土瓦盆，做洗脸用……[12]
但你只要走进校园，感人的场景扑面扑来：河边、田埂上，传来背英语单词声音的时间一定是清晨；树林、山坡上，遍布着念国文学生的时候，则是课余；夜晚，十多名同学伏在一盏昏光如豆的菜油灯下……
教学中李广田发现，经常有学生向他请教写作问题。为此他和陈翔鹤办起四分校的校刊，李广田起名《锻冶厂》，陈翔鹤做主编。《锻冶厂》内容很丰富，文学、美术、音乐样样涉猎。老师们带头发文，如李广田的《母与子》和《旧形式利用》；瞿亚先的《青年团结歌》；方敬的《一个礼赞》。陈翔鹤老师也发表了一些作品。1938年初夏，师生们从赊旗镇到郧阳，队伍行至湖北汉江之滨的老河口时发生了一件事：
炎炎烈日下身背行囊的学生们，涉过滚滚白河……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22名花季少女葬身鱼腹。
流亡路上，李广田一直无暇顾及远在沦陷区的妻子，但22个花季女生葬身鱼腹却让他悲痛难抑，一首新诗《祭奠二十二位少女》从手中流出：
"唯愿世间完全干枯/也不要一滴清露/免得它照见花影/惊破了多泪的魂灵!/但完全干枯又有何用?/最难晴朗的是我的眼睛/是谁把二十二个美丽的生命/送到寂寞的鲛人之深宫!/俺们还不如杀敌而死! /我仿佛听到她们在哭诉/当绿满断岸的暮春时节/激怒的波涛化作一江寒雾!" [13]
这首诗发表在几个学生办的壁报和刊物上，李广田加了小引：
"她们是二十二个。她们都是从敌人占领区里逃出来的。怀着愤怒，怀着希望逃出了敌人的毒手，但也离开了自己的父母的爱护，而代替了父母为国家执行着战时青年教育之责任的先生们，却把她们一股脑送入了汉江水底，不，她们的尸首也未能全获，她们大概有的是被送到东海去了。不信舟子的经验，而定要趁江水猛涨之际逆流而上，偏见、固执、愚昧，造成了这悲惨的结局……" [14]
到了四川，这首诗正式发表在《锻冶厂》上。
李广田把时代比作成锻冶厂，让学生们在时代里锻冶自身"一方面要锻冶我们的手艺，希望能为这'抗日建国'的伟大时代画一些光荣的记号；一方面更要锻冶我们的整个生命，使我们的力量变得更加坚强，更有耐性，以期为国家民族多尽一些应尽的责任。" [13]
《锻冶厂》只存在一年，所出十期，每篇文章、每首诗歌，皆能透出如《祭奠二十二位少女》般纯挚的感情。
三、50年后再回首
近五十个冬春后的1985年，罗江城的衢巷间，早已难觅四分校的故址。但在这世事迁流繁变，改换了曾识的旧貌的罗江，有人突然发现这里的几所高质量的中学、中专，都是抗战时期国立六中的延续。领导们立刻意识挖掘并保留这段历史的重要性。由市宣传部门牵头，邀请原国立六中部分校友聚会德阳。
首要工作就是查寻原国立六中的校友名录，查后吓一跳，当年流亡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仅四分校就出了高校校长、教授、党组书记、新华社高级记者、杂志社主编著名编剧、著名导演等。惊得会务组里几个小青年直瞪眼，哎呀！我们这座小山城当年出了这么多的大人物哈！一时间，全国各地的诸路"大仙"云集山城。当地记者闻风而动。
很快，罗江城里临江一座名为"玉京山"的峻极处建起一座国立六中四分校校史馆。虽不是从前真正的校园，却弥散着当初的亲切气氛。默立馆前的我，情愿把它视作昔年的校舍——一片在悠长年光中不肯坍塌的房屋。
很长的日月过去了，许多走近这里的人放轻脚步，在静静的窗前停住身子。这中间的多位老者，曾是四分校的学生，尽管在风烟中走散，却没忘却自己的出发地。每次回来，都会让深切的追怀撩起美好的感受。心灵的光束下，封冻的记忆慢慢融化。
杨竹剑在回忆文章《罗江杂忆》中写道，
"李广田老师撇开教科书，选用中外名著做教材，从《诗经》到《哈姆雷特》，从荷马史诗到巴尔扎克，从鲁迅到果戈理……在罗江的岁月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受益于李广田和方敬老师，使文学成为自己一生的爱好。"
学生们还记得李广田在课堂上高声朗诵(海燕)时的姿态："一手振臂前举，大声呼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课文已完，但教室里雅雀无声。一个姓李的学生为高尔基的人生道路所吸引，甚至离开学校去赶马车，说这才是设身置地地体验平民世界的美和真实。
丁涪海回忆，上瞿亚先老师的课简直就是享受。看到指挥棒传达出的节奏会不由地唱出激情澎湃的歌。流亡湖北时一节课就能学会一首歌，再由学生传到群众间。[16]
玉京山有点险.傍水的崖石，看着像是被谁劈了一刀似的，直直地断下去。唤起人们记忆的则是山上一幢朴素的双层楼屋。白墙壁、黑栏杆，敷色古朴，在四围环簇的楼台中，有一种不凡的气象。校园生活的痕迹消失在时间深处，端详得深了，战时学子的铮铮风骨便呈现了出来。我从这一个房间望到那一个房间，就觉得李广田、瞿亚先、陈翔鹤、方敬他们，仍在讲台上口授指画，在排排课桌之间走前走后，慈蔼的目光落在一张张比花朵还艳的面庞上。
我知道，李广田、瞿亚先、陈翔鹤、方敬他们永远回不到这里了。但只要看看摆放的胸像或者照片，还有展陈在橱柜里的作品集，你便觉得，他们并未向昨天告别，一切都是新鲜的，几十年前发生的一切都没有成为往事。每当夜色深了，游人的影子也已远去、四围渐渐安静下来时，他们就会坐回亮灯的桌前，拿起笔，接着写起各自的小说、散文或诗歌……
无边的夜色里，恍若颤响一种声音，心灵的声音。那个瞬间，包围我的只有暖暖的暗示：自己是和他们在一起。我好像能感应到熟悉而温煦的气息，听见从胸膛发出的响亮的心跳。年月远去，只有他们选择坚守，并使生命常青。
橱柜里，原国立六中学生撰写的回忆文章一字排开。摊开的那几页，有张志恂的《入川有感》：我住在灰色的环境里/我做着灰色的梦……；伊洛的《小城记忆》，专门回忆李广田、陈翔鹤、方敬三位老师在罗江的点滴；杨竹剑的《罗江杂忆》，就写李广田……
再一处，则是李广田为《锻冶厂》写的发刊词：对于我们，这伟大的时代是一个最好的锻冶厂；方敬给国立六中四分校同学的《一个礼赞》……翔实、厚重的记载，依凭语词的力量，将记忆的碎片连缀成一个结实的整体，进入公众视野。
陈翔鹤和李广田、方敬鼓励西迁来此的山东学生把流转过程写出来，为的是不让此次西行的印迹随流年湮没。学生们照做了，文字编印成十万字的文集《在风沙中挺进》。陈翔鹤为这部珍贵的史述撰序："这十七位作者，是'已经睁开了眼睛'，以后要再使他们闭上眼睛，那一定是颇为困难的了。"
1939年8月，卞之琳从延安回大后方路经罗江，李广田与其相聚数日。卞之琳向他介绍了延安如"军队发展根快，绝无拉夫情形""实行工作，参加开荒"等情况；同年12月，从延安归来的沙汀在从安县去成都的途中也在罗江做了短期停留。他告诉李广田延安抗日民主根据地发生的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李广田的思想在发生变化，有学生投奔延安，他也慷慨地解囊相助……
贺敬之当年也是流亡学生中的一员，因是师范生，进川后便被分到了位于梓潼的第一分校。
不久贺敬之便听说作家李广田、陈翔鹤和诗人方敬在罗江县四分校任职，四分校学生功课好、学习风气自由的好名声不断传入他耳中。一个雨天，贺敬之打着雨伞、脚踩一双草鞋，步行一百多里地赶到四分校。却被告知转校的同学太多，目前已没有空余床铺了。被狠狠浇了盆凉水的贺敬之只好打道回府。回去后便根据《锻冶厂》的启发，找到四个和他同样热爱文学的同学，也办起一个壁报，成员有五个人，就取名为《五丁》。
1995年，贺敬之重回故地，望着眼前流到城北云盖山下，聚而傍城南去，鳞波脉脉，轻漾如罗纹的罗纹江水，思绪万千。在贺敬之眼里，永载光荣记忆的校史馆，像一尊昂扬的碑碣，高高矗立在玉京山上。凝望它的人，听见了历史走过的声音，会在心里轻轻哼起昔日的校歌。
此刻，在同一片天空下，我也望着罗纹江开始想象，往来川陕道上的卞之琳、沙汀每从罗江过身，和李广田等几位呼吸过未名湖畔空气的北大学人朝着川西胜概拍栏而歌的情景。诸君当然会谈起延安，而在李广田和卞之琳那里，忆起汉花园中的读书岁月，泪光闪动的一刻，大约会唤起何其芳的名字，因是故乡人，我想一定还有夫人王兰馨。那么多的忆想，那么深的意绪，那么浓的情愫，最后都汇聚在为了民族的大业、为了真相的呈现……所做的永无休止的跋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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