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中國雖受影響但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不貶值就要承擔出口下滑的經濟壓力。而為維護外部大局承壓就必須靠內部肌肉來支撐，但為了遏制1992年下半年經濟的四高四熱現象，國內近幾年採取了緊縮的政策。因此，擴大內需，讓老百姓花錢成為了當局日思夜想的大事。
1998年10月，在亞洲開發銀行擔任經濟學家的湯敏和其妻子左小蕾，向高層提交了一份“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建議。湯敏認為和發達國家的35%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相比，我國僅為5%，存在顯著的提升空間，而讓父母為子女教育花錢是符合中國傳統思想的。這一提議受到了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此時，國企改革也在如火如荼的開展，大批員工下崗。擴招，既能減少社會就業衝突，又能增加下崗員工家庭責任壓力，畢竟家庭責任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因此，1999年6月，國務院宣佈了高校擴招政策。擴招政策帶來的顯性收益非常顯著，1999年高考錄取率從1998年的33.8%，直接飆升到了55.6%，2017年更是達到了75%。而全國教育學雜費收入（含中小學教育）更從3697億元飆升到了2015年的43174億元，增長11.7倍，這一數據還尚未剔除從2006年起中小學不再對義務教育收取學雜費的影響。而同時期國內GDP則從8.5萬億增長到69萬億，才增長8倍。
2008年之後，人們開始重新審視這一政策的初衷與結果。一方面，就業壓力陡增。擴招比例最快的3個專業是經管、教育和文學，規模擴大了十倍，而人文社科類就業難度原本就比工科大，現在更是雪上加霜。另一方面，教育資源也嚴重不足：學生/教師比從1999年的8.4增加到2015年的17，以至於教育部規定：不給本科生上課就不能評為教授。
而為了解決就業壓力，教育部再次啟動了“用時間換空間的戰術”，2009年開始對研究生擴招，頗具中國特色。
一些輿論也紛紛指責被譽為“擴招之父”的湯敏，湯敏辯解到，“我們提出三年擴大一倍，沒想到擴大了五倍。”湯敏正是在1977年高考恢復的受益者，當年他以南寧數學教師的身份參加了高考，並順利考入武漢大學數學系，妻子左小蕾正是其同班同學。
高校擴招就跟A股擴容一樣，太急躁了就會降低質量，真正出錢的人還不一定撈得到實惠。因此雖然都來自於武漢大學，但劉查師兄弟“聯手”提議的恢復高考，被無數學子稱讚。而湯左夫妻檔提議的擴招，卻引來爭議，褒貶不一，這也許跟出發點的單純度有關。急速擴招之後的高考，褪色成了鐵拱門。無數大學生在畢業時，並沒有感覺是自己上了大學，而是感慨道：“大學提了提褲子，對我說：你可以走了，但把青春和金錢留下。”
2003年，教育部對北大、清華、人大等高校賦予了5%的自主招生權，希望各大高校依據發展特色招收有特長的學生，享受高考降分優惠。然而，2012年被評為“全國就業先進工作者”的人大招生就業處原處長蔡榮生，在2015年卻因為利用自主招生的權力，貪汙2330餘萬元而被法院判刑。這也是大多數普通老百姓並不追捧英美的教育制度，反而極力維護中國式高考乃至應試教育的深刻原因：人們對社會其他領域的貓膩或許能夠容忍，但對於這條愈發稀缺的命運之河，只能去死命捍衛它的純粹，尤其是自己的子女，也要依靠這條珍貴的通道，向上流動。
白巖松曾在一次採訪中，表達了自己對毛坦廠中學的理解，他說：“毛坦廠中學，我無論如何做不出任何嘲諷的事情。毛坦廠中學它有相當大的比例是打工家庭的孩子。你想想，能把院牆外的柳樹當神樹去祭拜的，都不是富裕的父母。想起毛坦廠真的讓人掉眼淚。上萬人守著大客車，送孩子出發去參加高考。在這樣的一個人浪當中，寄託的是一個又一個非常普通甚至卑微家庭的夢想，還把夢想放在高考上，這是好事兒，別破壞它。”
就說今年吧，天津考生總共56258人，而“雙一流”高校在天津的招生數量就將近1萬人，佔全部考生比例高達17.44%。2019年，天津一本錄取率24.1%，僅次於北京排名第二。
作為對比，廣東11.2%，河南7.8%。天津學生在沒什麼壓力的氛圍下，高中生臨近高考前，依然還是晃晃悠悠地五六點放學，晚上也不熬夜。這在山東河南的學生看來，簡直是天上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