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虽受影响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不贬值就要承担出口下滑的经济压力。而为维护外部大局承压就必须靠内部肌肉来支撑，但为了遏制1992年下半年经济的四高四热现象，国内近几年采取了紧缩的政策。因此，扩大内需，让老百姓花钱成为了当局日思夜想的大事。
1998年10月，在亚洲开发银行担任经济学家的汤敏和其妻子左小蕾，向高层提交了一份“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建议。汤敏认为和发达国家的35%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相比，我国仅为5%，存在显著的提升空间，而让父母为子女教育花钱是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的。这一提议受到了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此时，国企改革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大批员工下岗。扩招，既能减少社会就业冲突，又能增加下岗员工家庭责任压力，毕竟家庭责任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1999年6月，国务院宣布了高校扩招政策。扩招政策带来的显性收益非常显著，1999年高考录取率从1998年的33.8%，直接飙升到了55.6%，2017年更是达到了75%。而全国教育学杂费收入（含中小学教育）更从3697亿元飙升到了2015年的43174亿元，增长11.7倍，这一数据还尚未剔除从2006年起中小学不再对义务教育收取学杂费的影响。而同时期国内GDP则从8.5万亿增长到69万亿，才增长8倍。
2008年之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一政策的初衷与结果。一方面，就业压力陡增。扩招比例最快的3个专业是经管、教育和文学，规模扩大了十倍，而人文社科类就业难度原本就比工科大，现在更是雪上加霜。另一方面，教育资源也严重不足：学生/教师比从1999年的8.4增加到2015年的17，以至于教育部规定：不给本科生上课就不能评为教授。
而为了解决就业压力，教育部再次启动了“用时间换空间的战术”，2009年开始对研究生扩招，颇具中国特色。
一些舆论也纷纷指责被誉为“扩招之父”的汤敏，汤敏辩解到，“我们提出三年扩大一倍，没想到扩大了五倍。”汤敏正是在1977年高考恢复的受益者，当年他以南宁数学教师的身份参加了高考，并顺利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妻子左小蕾正是其同班同学。
高校扩招就跟A股扩容一样，太急躁了就会降低质量，真正出钱的人还不一定捞得到实惠。因此虽然都来自于武汉大学，但刘查师兄弟“联手”提议的恢复高考，被无数学子称赞。而汤左夫妻档提议的扩招，却引来争议，褒贬不一，这也许跟出发点的单纯度有关。急速扩招之后的高考，褪色成了铁拱门。无数大学生在毕业时，并没有感觉是自己上了大学，而是感慨道：“大学提了提裤子，对我说：你可以走了，但把青春和金钱留下。”
2003年，教育部对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赋予了5%的自主招生权，希望各大高校依据发展特色招收有特长的学生，享受高考降分优惠。然而，2012年被评为“全国就业先进工作者”的人大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在2015年却因为利用自主招生的权力，贪污2330余万元而被法院判刑。这也是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并不追捧英美的教育制度，反而极力维护中国式高考乃至应试教育的深刻原因：人们对社会其他领域的猫腻或许能够容忍，但对于这条愈发稀缺的命运之河，只能去死命捍卫它的纯粹，尤其是自己的子女，也要依靠这条珍贵的通道，向上流动。
白岩松曾在一次采访中，表达了自己对毛坦厂中学的理解，他说：“毛坦厂中学，我无论如何做不出任何嘲讽的事情。毛坦厂中学它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打工家庭的孩子。你想想，能把院墙外的柳树当神树去祭拜的，都不是富裕的父母。想起毛坦厂真的让人掉眼泪。上万人守着大客车，送孩子出发去参加高考。在这样的一个人浪当中，寄托的是一个又一个非常普通甚至卑微家庭的梦想，还把梦想放在高考上，这是好事儿，别破坏它。”
就说今年吧，天津考生总共56258人，而“双一流”高校在天津的招生数量就将近1万人，占全部考生比例高达17.44%。2019年，天津一本录取率24.1%，仅次于北京排名第二。
作为对比，广东11.2%，河南7.8%。天津学生在没什么压力的氛围下，高中生临近高考前，依然还是晃晃悠悠地五六点放学，晚上也不熬夜。这在山东河南的学生看来，简直是天上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