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上美國的老人與孩子之間會保持經濟上的各自獨立，也不會住在一起，但是隨著經濟衰退和貧富差距擴大，越來越多的美國老人不得不去和孩子住在一起，紐約時報刊髮長篇特寫，報道了這個與美國傳統風俗習慣完全不同的現象。
35歲的西昂·皮埃爾·雷吉斯（Sian-Pierre Regis）已經習慣了和室友住在一起。在過去的10年裡，他和兩個(有時是三個)朋友共同分攤他在曼哈頓切爾西社區的公寓租金。但今年6月，他將迎來一位不同以往的新室友：他78歲的母親麗貝卡•達尼格利斯(Rebecca Danigelis)。
“我覺得我們倆都沒料到會出現這種情況，”雷吉斯說，他是一位自由電影製作人。他的母親當了40多年的酒店客房服務員，後來升到了管理崗位，但在三年前她的崗位突然被裁掉。
從那以後，她就靠自己微薄的退休金和所有能找到的兼職清潔工作過活(2002年，為了支付雷吉斯的大學學費，她動用了退休福利計劃中的大部分資金)。當新冠病毒疫情來襲時，她又一次失去了工作。到五月底，她在波士頓的保障性住房租約將到期。她付不起房租了。
“我不知道她還能做什麼，也不知道她該怎麼做才能避免這種情況出現，”雷吉斯說。“她工作時間很長，從不請病假，不在酒店工作的時候還去打掃別的房間來賺外快。她沒有任何惡習。”
儘管如此，作為一個撫養兩個孩子的單身母親，達尼格利斯仍在努力攢錢。“當她失業時，她的儲蓄賬戶只裡有600美元，” 雷吉斯說。“她沒有什麼可以依靠的。”
除了她的兒子，達尼格利斯什麼也沒有。雷吉斯成為了美國越來越多的千禧一代（指1981-1996年間出生的人）中的一員，他們在經濟上支持父母，在某些情況下還為他們提供住處。
父母搬去和成年子女同住的現象被稱為“反向回巢效應”(reverse-boomerang effect)，這種現象正在增多，而且通常是出於經濟原因。皮尤研究中心對人口數據的分析顯示，2017年，美國14%的住在別人家裡的成年人是戶主的父母，這一比例高於1995年的7%。在未來幾十年裡，隨著嬰兒潮一代（指二戰後1946-1964年出生的人）離開工作崗位，但又無力養活自己，這一趨勢預計會急劇增長。
波士頓學院退休研究中心用更直白的話預測，如今一半的勞動者在退休後將沒有足夠的儲蓄來維持他們的生活水平。根據美國退休人員協會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數據，到2030年，五分之一的美國人將超過65歲(2017年為七分之一)，但是這些人能獲得和可負擔得起的住房數量將嚴重短缺，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
隨著這種至少兩代人住在同一屋簷下現象的增加，多代同堂的家庭開始出現回潮。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另一項分析顯示，在1980年跌至最低點之後，目前美國多代同堂的家庭已經接近1950年的峰值，2016年時已佔到美國人口總數的20%。
雖然這一趨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與中年父母同住的20多歲的年輕人推動的，但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發現，近年來老年人與成年子女同住的可能性也明顯高於上世紀90年代。
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理財規劃師喬治亞•李•赫西(Georgia Lee Hussey)表示，美國年輕人應該認真對待這一趨勢。她說:“我的大多數客戶在制定理財計劃時需要考慮到至少一位父母的需求。但棘手的是，對一些家庭來說，這可能是意料之外的。特別是在美國白人文化中，60歲以上的人在談論自己的經濟狀況時往往感到不自在，羞於向孩子求助。”
不要低估否認的力量。赫西指出，許多嬰兒潮一代看著自己的父母享受了更豐厚的養老金和更低的醫療成本。但現在，許多美國人一生都在努力工作，但仍然沒有足夠的儲蓄實現退休。“然後，他們的孩子突然意識到，‘哦，我得照顧爸爸了，’”她說，“由此會產生一些異常艱難的對話。”
對於45歲的杜爾西尼婭·邁爾斯-紐科姆（Dulcinea Myers-Newcomb）來說，當她80歲的父親來波特蘭看望她和她的兩個孩子（年齡分別是8歲和14歲）之後再也沒離開時，她意識到父親是要和她同住了。“我父親說，‘我不只是來看你們。我從現在開始就住這了，’”她說。“我知道我父親從來沒有為他人生的這個階段做過打算，但我和我丈夫也沒有準備好讓他這麼快就搬進來。“
為了給父親騰出地方，身為房產經紀人的邁爾斯-紐科姆在她家的小後院搭起一個了所謂的附屬住宅屋——這是一套建在獨立屋地塊上的附屬公寓。但11萬美元的價格讓這個家庭陷入了困境。像許多美國人一樣，她和丈夫已經在償還遙遙無期的學生貸款和為自己的退休計劃攢錢之間疲於應付。他們申請了房屋淨值信用貸款來抵付這些費用，她的父親每月貢獻不到1000美元來幫助支付賬單。
“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孩子們不必為我做這些，但我認為，孩子們看到我們在照顧老人，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邁爾斯-紐科姆說。“我在自己的工作中也越來越多地看到了這一點：我的同齡人，以及比我更年輕的人在照顧他們的父母。”
對於其他一些家庭來說，這個話題從來都不是禁忌。
“我的父母非常明確地表示，他們就指望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養老了，”在紐約一家銀行工作的資金部分析師，28歲的林家寶（Ka Po Lam）說。他幼年時，全家移民到了美國。他在15歲的時候就開始把實得工資的一半交給父親，那時他在麥當勞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身為香港人，幫補家用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他說。“作為移民，我的父母都從事體力勞動，他們沒有社會保障。靠退休金養老的傳統方式對他們來說並不適用。”
林的父母和姐姐一起住在波士頓，他現在每月寄給父母約800美元。他說:“基本上我既要付我自己的房租，也要付我父母的房租，所以我用錢很小心。”有一段時間，他在一家咖啡店找到了另一份工作，以便在週末賺點外快——這種生活方式與他大多數的銀行同事截然不同，但他沒有抱怨。
“我沒有隱瞞什麼，”他說。“雖然這是一個很大的負擔，但我能養活家人，這一點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
34歲的阿西娜·瓦倫丁·倫特(Athena Valentine Lent)是亞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一家非營利機構的項目經理，她表示，無論你做了多少計劃，為年邁的父母承擔經濟責任還是會令人望而生畏。“我是拉丁裔，在我們的文化中，多代同堂很正常，”她說。“我一直都知道我父親有一天會來和我一起生活，我已經很努力地準備了，但這仍然不容易。”
儘管她的父親只有53歲，但倫特預計以父親的健康和經濟狀況來看，他將在五年內出現在她家門口。“我有一個‘父親基金’，我每個月投幾百美元進去，”她說。“它影響了我生活中的很多決定。如果我和我的伴侶決定買房子，房子必須足夠大，能讓父親和我們住在一起。有太多事需要考慮，尤其是我想在未來幾年內有自己的孩子。”
更棘手的是，她的父親還要照顧他的母親，也就是倫特的祖母。“這樣我就不只是需要照顧我父親了。我也會把我的奶奶接來，可能還有我的姑媽，因為她也和他們住在一起。有時候我們不僅要照顧父母，我們還承擔了照顧整個家庭的責任。”
美國退休人員協會負責家庭、住房和社區事務的副主席羅德尼•哈勒爾(Rodney Harrell)說，這些早期的“反向回巢”先行者正在打下重要的基礎。他說:“隨著老年人和成年子女住在一起變得越來越普遍，我認為事情會變得更容易。如果你的鄰居建了一個附屬住宅屋，或者讓他們的父母和他們住在一起，你可能會意識到這對你和你的家人來說也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雷吉斯的情況正是如此。“一開始，我覺得很迷茫。我的處境對我那些最親密的朋友，也就是那些和我一起上大學的人來說是陌生的，”他說。但當他把母親的經歷拍成紀錄片《卸下責任》(Duty Free)後，引起了巨大反響。“當我們發佈這部電影的預告片時，我聽到了很多人的反饋，包括和我同齡，或者比我更年輕的觀眾。他們說：‘謝謝你製作了這部電影。我媽媽也搬來和我一起住了，我願意為她做任何事。’”
他也看到了一線希望。“在我們國家，老年人成了隱形人。我們看不到他們，也不覺得有必要幫助他們”，他說。“但他們付出了太多，也許如果他們和我們同住，人們會更多地意識到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