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美国的老人与孩子之间会保持经济上的各自独立，也不会住在一起，但是随着经济衰退和贫富差距扩大，越来越多的美国老人不得不去和孩子住在一起，纽约时报刊发长篇特写，报道了这个与美国传统风俗习惯完全不同的现象。
35岁的西昂·皮埃尔·雷吉斯（Sian-Pierre Regis）已经习惯了和室友住在一起。在过去的10年里，他和两个(有时是三个)朋友共同分摊他在曼哈顿切尔西社区的公寓租金。但今年6月，他将迎来一位不同以往的新室友：他78岁的母亲丽贝卡•达尼格利斯(Rebecca Danigelis)。
“我觉得我们俩都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雷吉斯说，他是一位自由电影制作人。他的母亲当了40多年的酒店客房服务员，后来升到了管理岗位，但在三年前她的岗位突然被裁掉。
从那以后，她就靠自己微薄的退休金和所有能找到的兼职清洁工作过活(2002年，为了支付雷吉斯的大学学费，她动用了退休福利计划中的大部分资金)。当新冠病毒疫情来袭时，她又一次失去了工作。到五月底，她在波士顿的保障性住房租约将到期。她付不起房租了。
“我不知道她还能做什么，也不知道她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雷吉斯说。“她工作时间很长，从不请病假，不在酒店工作的时候还去打扫别的房间来赚外快。她没有任何恶习。”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抚养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达尼格利斯仍在努力攒钱。“当她失业时，她的储蓄账户只里有600美元，” 雷吉斯说。“她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
除了她的儿子，达尼格利斯什么也没有。雷吉斯成为了美国越来越多的千禧一代（指1981-1996年间出生的人）中的一员，他们在经济上支持父母，在某些情况下还为他们提供住处。
父母搬去和成年子女同住的现象被称为“反向回巢效应”(reverse-boomerang effect)，这种现象正在增多，而且通常是出于经济原因。皮尤研究中心对人口数据的分析显示，2017年，美国14%的住在别人家里的成年人是户主的父母，这一比例高于1995年的7%。在未来几十年里，随着婴儿潮一代（指二战后1946-1964年出生的人）离开工作岗位，但又无力养活自己，这一趋势预计会急剧增长。
波士顿学院退休研究中心用更直白的话预测，如今一半的劳动者在退休后将没有足够的储蓄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根据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数据，到2030年，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将超过65岁(2017年为七分之一)，但是这些人能获得和可负担得起的住房数量将严重短缺，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随着这种至少两代人住在同一屋檐下现象的增加，多代同堂的家庭开始出现回潮。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另一项分析显示，在1980年跌至最低点之后，目前美国多代同堂的家庭已经接近1950年的峰值，2016年时已占到美国人口总数的20%。
虽然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与中年父母同住的20多岁的年轻人推动的，但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近年来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同住的可能性也明显高于上世纪90年代。
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理财规划师乔治亚•李•赫西(Georgia Lee Hussey)表示，美国年轻人应该认真对待这一趋势。她说:“我的大多数客户在制定理财计划时需要考虑到至少一位父母的需求。但棘手的是，对一些家庭来说，这可能是意料之外的。特别是在美国白人文化中，60岁以上的人在谈论自己的经济状况时往往感到不自在，羞于向孩子求助。”
不要低估否认的力量。赫西指出，许多婴儿潮一代看着自己的父母享受了更丰厚的养老金和更低的医疗成本。但现在，许多美国人一生都在努力工作，但仍然没有足够的储蓄实现退休。“然后，他们的孩子突然意识到，‘哦，我得照顾爸爸了，’”她说，“由此会产生一些异常艰难的对话。”
对于45岁的杜尔西尼娅·迈尔斯-纽科姆（Dulcinea Myers-Newcomb）来说，当她80岁的父亲来波特兰看望她和她的两个孩子（年龄分别是8岁和14岁）之后再也没离开时，她意识到父亲是要和她同住了。“我父亲说，‘我不只是来看你们。我从现在开始就住这了，’”她说。“我知道我父亲从来没有为他人生的这个阶段做过打算，但我和我丈夫也没有准备好让他这么快就搬进来。“
为了给父亲腾出地方，身为房产经纪人的迈尔斯-纽科姆在她家的小后院搭起一个了所谓的附属住宅屋——这是一套建在独立屋地块上的附属公寓。但11万美元的价格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像许多美国人一样，她和丈夫已经在偿还遥遥无期的学生贷款和为自己的退休计划攒钱之间疲于应付。他们申请了房屋净值信用贷款来抵付这些费用，她的父亲每月贡献不到1000美元来帮助支付账单。
“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孩子们不必为我做这些，但我认为，孩子们看到我们在照顾老人，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迈尔斯-纽科姆说。“我在自己的工作中也越来越多地看到了这一点：我的同龄人，以及比我更年轻的人在照顾他们的父母。”
对于其他一些家庭来说，这个话题从来都不是禁忌。
“我的父母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就指望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养老了，”在纽约一家银行工作的资金部分析师，28岁的林家宝（Ka Po Lam）说。他幼年时，全家移民到了美国。他在15岁的时候就开始把实得工资的一半交给父亲，那时他在麦当劳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身为香港人，帮补家用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他说。“作为移民，我的父母都从事体力劳动，他们没有社会保障。靠退休金养老的传统方式对他们来说并不适用。”
林的父母和姐姐一起住在波士顿，他现在每月寄给父母约800美元。他说:“基本上我既要付我自己的房租，也要付我父母的房租，所以我用钱很小心。”有一段时间，他在一家咖啡店找到了另一份工作，以便在周末赚点外快——这种生活方式与他大多数的银行同事截然不同，但他没有抱怨。
“我没有隐瞒什么，”他说。“虽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我能养活家人，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34岁的阿西娜·瓦伦丁·伦特(Athena Valentine Lent)是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一家非营利机构的项目经理，她表示，无论你做了多少计划，为年迈的父母承担经济责任还是会令人望而生畏。“我是拉丁裔，在我们的文化中，多代同堂很正常，”她说。“我一直都知道我父亲有一天会来和我一起生活，我已经很努力地准备了，但这仍然不容易。”
尽管她的父亲只有53岁，但伦特预计以父亲的健康和经济状况来看，他将在五年内出现在她家门口。“我有一个‘父亲基金’，我每个月投几百美元进去，”她说。“它影响了我生活中的很多决定。如果我和我的伴侣决定买房子，房子必须足够大，能让父亲和我们住在一起。有太多事需要考虑，尤其是我想在未来几年内有自己的孩子。”
更棘手的是，她的父亲还要照顾他的母亲，也就是伦特的祖母。“这样我就不只是需要照顾我父亲了。我也会把我的奶奶接来，可能还有我的姑妈，因为她也和他们住在一起。有时候我们不仅要照顾父母，我们还承担了照顾整个家庭的责任。”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负责家庭、住房和社区事务的副主席罗德尼•哈勒尔(Rodney Harrell)说，这些早期的“反向回巢”先行者正在打下重要的基础。他说:“随着老年人和成年子女住在一起变得越来越普遍，我认为事情会变得更容易。如果你的邻居建了一个附属住宅屋，或者让他们的父母和他们住在一起，你可能会意识到这对你和你的家人来说也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雷吉斯的情况正是如此。“一开始，我觉得很迷茫。我的处境对我那些最亲密的朋友，也就是那些和我一起上大学的人来说是陌生的，”他说。但当他把母亲的经历拍成纪录片《卸下责任》(Duty Free)后，引起了巨大反响。“当我们发布这部电影的预告片时，我听到了很多人的反馈，包括和我同龄，或者比我更年轻的观众。他们说：‘谢谢你制作了这部电影。我妈妈也搬来和我一起住了，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
他也看到了一线希望。“在我们国家，老年人成了隐形人。我们看不到他们，也不觉得有必要帮助他们”，他说。“但他们付出了太多，也许如果他们和我们同住，人们会更多地意识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