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一洲
[立陶宛]萊蒙納斯·布里迪斯，胡愛博譯，新星出版社2020年4月，341頁，79.00元
在探險家已經代我們造訪過世界上每一個角落的時代，一切關於異域幻想的傳說都會瞬間被一條冷峻的消息所祛魅。這條消息也許來自一段糟糕的經歷，或一個格格不入的當地人。無論如何，當它在訴說某個遙遠的異鄉並非天堂時，大概率是理據充分的。只要你待得夠久，再好客的主人也會面露不耐之色。沒有一個異域能在清晰的凝視中，不暴露出它光滑表面下的紋路與融洽局部裡的齟齬。
可惜，這種事無鉅細的凝視只能招致想象的貧乏。馬可波羅那種添油加醋乃至怪力亂神的敘述失去了土壤，遊記在彩色照片的映襯下愈發清晰，活像是單反成精後眼前的世界。異鄉存在於視野裡模糊的邊角，被每分每秒的即時直播趕出了地平線。在《加勒比海盜3》中，皇家海軍的地圖勾勒殆盡，巴博薩追問傑克船長：你還想跑嗎？你還能跑出這個地球嗎？這也是每一個擁有即時通訊的現代旅行者必須捫心自問的問題。無論是國境以南還是太陽以西，朝發夕至、纖毫畢露的彼方並沒有異域的容身之地。
也許是出於照顧這種情懷，這本《維爾紐斯傳》才把副標題從原文的“陌生人的城市”改為了“琥珀之城”。當“心情不好飛到巴黎喂鴿子”的都市傳說開始流傳之後，對歷史名城無死角的導覽讓我們再難邂逅到陌生的一面，無論是肉身的邂逅還是文字的邂逅。我們在地圖上尋覓，尋覓一些能滿足異鄉情懷的遺珠。它要在一個隱約聽過卻不甚瞭解的地方，還得有一個好名字，最好由意義不明的音符組成，就像外語詠唱的情歌，旖旎而不涉煙火。別急著打開搜索，維爾紐斯，如果這幾個音節還不能觸動些什麼，就假設它意味著琥珀。
薩爾馬提亞，歐洲之濱
維爾紐斯得名於城市邊兩條河流中的一條，它的故事則始於基督教向東擴張。十三世紀中葉以來，立陶宛人就是基督教世界邊緣叛服無常的角色。波羅的海東岸的大部分城市大都由武裝傳教殖民點演化而來，維爾紐斯卻是反抗者的大本營。立陶宛語中與Vilnius有相同詞源的還包括velionis（離去的）、vėlė（鬼魂）和velnias（魔鬼），暗示了它的異教血統。這座城市更像是林海中的島嶼，建築也如同是森林裡長出來的一樣。月亮、雷聲、爬行動物，自然崇拜的傾向內生於這樣的城市景觀之中。
維爾紐斯
所謂異教，不一定尊崇另一種宗教，而是反對亞伯拉罕宗自詡的普世性和唯一性。1323年，這座城市的建立者格迪米納斯向著名的“阿維尼翁之囚”若望二十二世去信要求受洗，可是卻拒絕為此放棄他們的宗教寬容。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艱苦鬥爭，和波蘭聯合起來的立陶宛才打退了十字軍的季節性侵略，維爾紐斯也獲得了馬格德堡憲章授予的市政權。直到這時，天主教才作為和波蘭聯姻買一送一的贈品成為君主個人的信仰。
與條頓騎士團的累世惡鬥直到1520年奧斯曼人逼急東歐時才被徹底調停。長期以來，作為立陶宛心臟的維爾紐斯一直是一個讓歐洲人蹤跡難覓的所在。1375年立陶宛第一次出現在《卡塔蘭地圖集》（Catalan Atlas）時，就是極寒地區的大片空白。事實也確實如此，在每一箇中世紀旅人的敘述中，總能找到“這個天殺的不毛之地”的各種婉轉或不婉轉表述。願意不遠萬里來到此處的異鄉人，不是受到宗教迫害的異教徒，就是謀劃宗教迫害的傳教士，而代表教皇調停的主教費里尼就是這樣一位。
服化未久的立陶宛為了提高自己在基督教世界的聲望，請求教皇為過世的虔誠王子卡西米爾封聖。教廷責令費里尼調查此事。費里尼主教認為，為了抵禦新教、東正教乃至穆斯林的三面夾擊，必須拉攏立陶宛，所以也有心成全這樁面子工程。在立陶宛的國賓級款待下，費里尼順利收集到一些卡西米爾王子神蹟的證詞。除了天降祥瑞的保留節目之外，這位早逝王子的墓地還是包治百病的福地，女孩在那死而復活。也許是費里尼待得夠久，立陶宛人最後才提到神蹟中最熱血的部分：在卡西米爾的保佑下，兩千立陶宛自衛隊在不設防的陣地無情地擊潰了六萬來犯俄軍——還是在大部分市民並不知情的情況下。如果費里尼主教再待下去，莫斯科的城牆恐怕保不住了。這位聖徒對世界的恩澤不因他的逝世而結束，可他的封聖卻能因為教宗和費里尼本人的逝世無疾而終。
沒有聖徒的庇護，讓維爾紐斯在整個中世的描述裡都顯得粗鄙而野蠻，居民性道德淡薄，教儀在皈依天主教後仍然顯得迷狂詭秘。與波蘭的兩國聯邦讓這個民族達到了歷史上的極盛，這對地緣政治的天作之合還缺乏意識形態紐帶。一個名叫 “薩爾馬提亞”的地理名詞曾在古典時代的學者嘴裡飄渺不定，托勒密、希羅多德和塔西佗各執一詞，才被文藝復興時代的製圖家信手安在了北境。這個空泛的概念恰好符合十六世紀波蘭-立陶宛膨脹的本地愛國主義和攀附拉丁文明的虛榮心。歐洲猛然意識到，可以用它取代其老對手條頓騎士團的位置。1602年，教皇正式為卡西米爾封聖。八年之後，波蘭-立陶宛聯軍攻佔莫斯科。這場對東正教的勝利並不長久，卻為近世的維爾紐斯奠定了一種獨特的巴洛克建築風格。
維爾紐斯沒有中軸線、對稱的廣場或框架式的街景……在其他城市，巴洛克式的空間結構向水平方向擴展，而在維爾紐斯，它是垂直向上升騰的，就像獻祭之火的煙霧一樣，它試圖安撫上天而非與其競爭。
啟蒙歐洲的帝國墳場
此後數個世紀，波蘭-立陶宛的國運一路下行，1793年俄羅斯和普魯士第二次瓜分後，維爾紐斯也淪為俄羅斯人嘴裡的維爾納——一座人口雖多，卻無人問津的省城。很少有人專程來到此地，即使路過也缺乏興趣駐足。從啟蒙時代起，立陶宛人就在各國招徠遊士。他們期待文明的臨幸，卻因為位置偏僻只能得到一些二流貨色。日耳曼的知識分子大都以此為跳板，滿足於拿錢走人。沒有本地人敢於想象，他們有機會承辦啟蒙時代的最後一場盛裝舞會。為他們端上這次盛宴的，正是啟蒙思想最後的碩果。
1812年，“為了確保西方的獨立”，拿破崙麾下六十萬大軍齊聚立陶宛的涅曼河河畔，遠征俄羅斯。這支浩浩蕩蕩的部隊在立陶宛遭遇的最大敵人是天時地利。被天氣搞得昏天黑地的精英衛隊在維爾納附近迷了路，啟蒙的優越感讓他們吃盡了苦頭。當地老鄉完全無法聽懂地圖上用法文正字轉寫的立陶宛地名，即使樂意也沒法成為帶路黨。拿破崙希望在維爾納畢其功於一役，可沙皇亞歷山大卻沒有給他史詩大進軍的機會。堅壁清野的俄羅斯嚴寒讓大軍無功而返，一半人把命丟在了撤退路上。當倖存者再次看到維爾納的城門時，幾個月前趾高氣揚的遠征軍已經變成了一些快散架的行屍走肉。
在此期間，維爾納成了整個歐洲的行政官邸和社交場所，無數帝國公報和政令往來穿梭。這些苦命的郵差中就有法國人亨利·貝爾（Henri Beyle），也就是司湯達。在北半球高緯度地區那種秋香色景緻的環繞下，他吟唱起南國的歡沁的曲子：“每當我看到（地圖上的）米蘭和意大利時，我目見的一切都讓我感到厭惡。……我想象我的靈魂就是——那個在作曲，在工作，在傾聽奇馬羅薩（Cimarosa）並愛上安格拉（Angela）[拉斯卡拉歌劇院（La Scala Opera）的歌手]的靈魂，我住在怡人的氣候中——我想象這些高峰就如同美麗的丘陵。”然而，當看到俄國邊境時，音量漸強的記憶在急速向下的頓挫中戛然而止。“遠離這些山丘，在平原上，是惡臭的沼澤——在這裡我陷入了困境，除看到地圖之外，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能讓我想起這些山丘。”
他沒有說錯，比嚴酷環境更可怕的是即將到來的潰敗。在這座名副其實的巴別塔裡，“你能聽到法語的尖叫，德語的賭咒，意大利語對全能上帝的懇求和西班牙語葡萄牙語中的聖母”。當哥薩克人包圍這座城市時，大部分士兵既無戰鬥慾望，也無逃脫能力。城市西郊的波納利山上發生了大屠殺。地上鋪滿了屍首和巴黎轉運來的奢侈品，最後連法國人自己都加入了哄搶的隊伍。“人們穿金戴銀，卻因為飢餓死去。”大部分戰俘都沒有熬過那個冬天，“次年春天時，整個維爾納就是一座殯儀館”。
這段殘酷的舊事直到本世紀才被落實。2001年秋天，在維爾紐斯一處巨大的商業開發區內出土了數千人的遺骸，以及刻有法文銘文的金屬製品。法國政府迅速回應了立陶宛的請求，合作調查這座萬人冢。然而，到目前為止，發現的三千具屍體大部分事實上都不是法國軍人。這些歐洲各地死者的集體形象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契合了當時正在擴張中的歐盟的國際特徵。2003年6月1日，立陶宛公投加入歐盟後不久，當地為這些歷史上各為其主的戰士們舉行了重新安葬的儀式。這座公墓裡安葬的士兵除了拿破崙的遠征軍外，還有後來德國、俄羅斯（蘇聯）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戰死者，以及一個世紀以來死於這兩個國家之手的波蘭和立陶宛愛國志士。城下路，悽風露，今人犁田古人墓。這樣奇怪的組合充分證明了歷史記憶的彈性。
北方耶路撒冷的絕響
接下來的一個世紀，好在鐵路幹線仍然穿城而過，才沒有讓維爾納被掩在歷史的荒草和藤蔓之下。維爾紐斯是離開或前往俄羅斯的第一站或最後一站，留下了包括陀思妥耶夫在內多位斯基或濃烈或寡淡的隻言片語，也見證了後天主教歐洲和後東正教俄羅斯在上個世紀的滄海桑田。
如果這個故事終結於此，我們完美錯過了這座城市中真正的居民。這座城市的異端血統並非來自偶像崇拜，恰恰是因為它歐洲邊緣的地理位置。只有一種自由，那就是普世宗教的夾縫。在俄羅斯總督官邸裡，天主教、東正教、路德派、加爾文宗和東儀天主教的主教們共聚一堂，談笑風生。然而他們都不可能能跟猶太人一樣需要這種自由。在沙皇統治的一個多世紀中，當地數量龐大的猶太人總是輕鬆逃過官吏的人口普查。
據傳，拿破崙是第一個將維爾納稱為耶路撒冷的人。這裡猶太社區的規模和虔誠都提醒這位到過耶路撒冷的皇帝。事實上，本地的猶太人社區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最終發展成為十九世紀意第語猶太文化復興的策源地。猶太人在維爾納印刷了足本的《塔木德》。猶太人自然是這座城市商業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除非在安息日。途經此處的英國曆史學家威廉·考克斯觀察到：
如果你需要翻譯，他們會給你帶來一個猶太人；然後你來到一家旅館，房東是猶太人；如果你想要驛馬，一個猶太人會搞到一匹，然後由另一個猶太人駕馬；如果你想買東西，猶太人是你的代理人。這是歐洲唯一一個猶太人耕種土地的國家。在經過立陶宛時，我們經常看到他們從事播種、收割、刈草和其他畜牧工作。
到1939年這座城市改回維爾紐斯時，猶太人已經超過了當地居民的三分之一。次年，數千名中歐猶太人流亡到此，災難也緊隨而來。198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回憶，當時的維爾紐斯如同一座焦躁的巴別塔，流亡者和本地猶太人一起，在地球儀和地圖集上設計最複雜的逃亡路線。“日本的辛德勒”、時任日本駐立陶宛領事的杉原千畝在尚未得到東京授權的情況下，為上千名猶太人開具了日本的過境簽證。蘇聯人不情願地接受了日方文件，要求所有離開者不得返回立陶宛，還迫使包括兒童在內的每位難民用硬通貨購買蘇聯旅行社的莫斯科數日遊和前往符拉迪沃斯託克的頭等火車票。許多沒錢旅遊的當地人只能留在本地，等待浩劫降臨。而旅行者也惴惴不安，生怕在西伯利亞大鐵路的任何一站被滯留在這片天然的流放地。
所幸，蘇聯旅行社並沒有附贈西伯利亞的旅遊方案，這些猶太人下車後乘船前往神戶。1941年8月到9月，大約一千五百名沒有其他國家簽證的過境猶太難民成了無家可歸的棄兒，被日本警察打包送往上海。但和他們的同胞相比，他們已經是最後的幸運兒。德軍在殘殺了立陶宛及周邊數十萬猶太人後，在維爾紐斯為約三萬名倖存者建立了一個隔離區。戰前，大約有六萬名猶太人居住在維爾紐斯。到1943年年底，柏林政府宣佈，德佔立陶宛已沒有猶太人。
日據時期的上海已經是一座難民城，擠滿了數十萬流離失所的難民。在當時上海的數百萬居民之中，這個猶太人團體顯然微不足道，但他們還是在當地留下了自己的色彩。該書作者尋訪徐家彙藏書樓，發現立陶宛和維爾紐斯這個鮮為人知的名字在當時的外文出版物中反覆出現。日本將所有無國籍的猶太難民安置在虹口區，提籃橋監獄附近都變成了隔離區。不過和德軍的貧民窟不同，上海的隔離區並不是完全封鎖的，歐洲難民和本地人生活在一起。“在美軍轟炸虹口期間，中國和猶太人的救援人員不知疲倦地共同努力救死扶傷。”戰後在中國倖存下來的猶太難民超過一千人，在獲悉了故土慘絕人寰的種族滅絕之後，上海的意第緒語報紙《意第緒之聲》寫道：“波蘭的田野在哀嘆，立陶宛的樹木在啜泣，被詛咒的歐洲在哭泣——我們猶太人在哪裡。為什麼我們的地球成了他們的墳墓。”
如今生活在立陶宛境內的猶太人只有不到兩千人。在這個擁抱歐洲的千年史敘事中，這座城市終於抹去了最後一絲異教的血胤。作者在他的TED演講中，說他在世界上無數地方找到了維爾諾的蹤跡。可也是這座城市將猶太人變成了當地的陌生人，讓那些故去的流浪者最終成了一群無家可歸的魂靈。蘇聯解體後，越來越多的難民後裔帶著自己父輩的回憶回到此地。他們試圖尋找那個熟悉但業已消逝的猶太維爾納，卻只看到一個陌生的維爾紐斯，空虛、粗糙、把所有彼此或對立或互不相干的歷史符號合葬在一起。這裡不是琥珀之城，而是一座陌生人的城市。《維爾紐斯傳》也不是當地居民的歷史，而是歐洲之濱的葬禮。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張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