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亂華時期,“南人北遷”現象為何更普遍?開啟民族大融合時代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最為動盪的一個時期,由於西晉統治者昏庸引發了王室內亂,司馬氏宗族子弟開始了殘酷的廝殺,最終引發“八王之亂”。“八王之亂”並沒有像以往皇室內鬥那樣以強者登上歷史舞臺落幕,它直接引發了異族的入侵,導致了西晉王朝滅亡。隨後,羯族、氐族、鮮卑、匈奴、羌族輪番殘害中原百姓,為了活命,大量百姓紛紛逃往南方,史稱“永嘉之亂。”然而在整個魏晉南北朝的歷史上,甚至追溯到三國時代,南人北遷的現象卻要多於北人南遷,甚至在動亂的五胡十六國時代,很多人也不顧北方混亂而選擇從南方回到北方。他們的遷徙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族融合,改變了自“永嘉之亂”以來的南北對峙的局面,也促進了南北方不同生活方式的融合。

五胡亂華時期,“南人北遷”現象為何更普遍?開啟民族大融合時代

少數民族內遷示意圖

不同時期的“南人北遷”

  • 三國時期

三國時期雖然魏、蜀、吳三國形成了鼎立之勢,但天下相對安定,由曹操建立的魏國地處中原,是當時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而且曹操是個求賢若渴的雄主,因此在東漢末年為了躲避戰亂而逃到南方的北方士子,大多選擇回到北方投奔曹操,甚至很多南方士子也會因為曹操的名聲而北上。像“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在南方遭到了很多白眼,投奔曹操後屢次升遷,做到了侍中的位置,對曹魏的典章制度和禮儀規範都做出了巨大貢獻。荀彧、崔琰、郭嘉這些謀士,曹操全部委以重任,此舉讓身處南方的士子看到了曹操的誠意,都前往北方歸順曹魏政權。曹操的都城在河南,天子也在河南,這樣前來投奔的人也不必擔心背上罵名,曹操是漢獻帝親封的司空,投奔曹操就等於效力於漢廷,這也是南人北遷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曹操的高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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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

  • 西晉時期

公元263年,魏國南下滅蜀,魏國鄧艾、鍾會、諸葛緒兵分三路進攻蜀國。蜀國將軍姜維把鍾會的十萬大軍阻擋在了劍閣,可鄧艾卻悄悄地繞過蜀漢兵力把守的劍閣,偷取陰平而後南下江油,攻破綿竹,直奔成都,蜀漢至此滅亡,蜀國宗室和王公大臣都被擄北上。公元280年,吳國滅亡,吳主孫皓也被俘虜北上。此時曹魏被司馬氏篡權,司馬炎稱帝,國號為晉,史稱西晉。在西晉統治的這段時間,雖然吳國和蜀國與他有著不共戴天的矛盾,但是在文化方面雙方仍然有一定的交流,這一時期打破了儒學唯我獨尊的地位,南北方文化不斷融合,發展了文學、哲學、玄學、藝術等,中原文化與巴蜀文化、江東文化融合在一起,相互交流借鑑,緩解了政權之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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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文學發展

  • 東晉時期

西晉的統治非常失敗,晉武帝司馬炎去世後,其長子司馬衷繼位,司馬衷是一個智商低下的皇帝,於是他的皇后賈南風逐漸把持了朝政,這引起了司馬氏宗族的不滿,接著爆發了“八王之亂”。緊隨其後的便是異族入侵,百姓們為了躲避戰亂紛紛南渡,晉朝宗室也不得不南下,建立東晉王朝。大批百姓南下讓入主中原的異族十分惱怒,他們費盡心力進入中原,然而中原地區卻地廣人稀,沒有人供他們驅使,如果是這樣的結局,他們進入中原又有何意義?因此他們不斷入侵東晉邊境,希望通過戰爭不斷裹挾人口北上,於是這造成了南人被動北上。

戰爭擄掠僅僅是一個方面,更多的原因還是南人主動北上。東晉王朝只是一個偏安一隅的政權,他不能保證百姓安全。中原少數民族從東晉邊境擄走了大量百姓,東晉統治者卻無動於衷,這讓南方的百姓感到失望,南方與北方一樣混亂,那還不如索性回到北方,去過他們習慣的生活。除此之外,很多東晉的將領看透了東晉朝廷的腐敗,主動投降中原少數民族的也大有人在。

  • 南北朝時期

南北朝時期的南方政權與北方政權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這一時期南人北遷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種是北方政權強大,尤其是北魏政權,他們不斷侵略南方,不僅擄掠普通百姓,還把很多南方政權的宗室大臣一併俘虜到了北方。比起北方少數民族剛剛進入中原的時候,戰爭次數明顯增加,南方人更加頻繁地被遷往北方。第二種原因是南方政權不僅更迭頻繁,而且暴君層出不窮,經常殘害百姓,這造成了整個社會的恐慌。百姓們對皇帝感到懼怕,當然要選擇去已經相對穩定的北方定居。南北朝時期雖然是一場浩劫,但是南人北遷促進了南北方文化的融合,也促進了胡漢民族的融合,通過不斷的遷徙,漢民族的飲食方式、婚嫁方式等習俗都融入到了少數民族的血液中。

衝突下的民族融合

南北朝時期逐漸形成南北對峙的格局,漢人統治的南方地區文明程度明顯高於由少數民族統治的北方地區,在這種對峙的情況下,進入北方的南人就要擔負起傳播文化的重任,把南方地區先進的文化傳給北方少數民族統治者。此時,少數民族統治者也看到了中原文化的重要性,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抗拒中原文化,他們開始歡迎南方士人來北方推行文化制度,強大自己的國家,但由於民族認同感的原因,這些少數民族統治者仍對中原文化有一些牴觸心理,即使是漢化最為徹底的北魏王朝,也經歷了一個從排斥到接受的過程。

道武帝拓跋珪是北魏王朝的開創者,他在初建政權之時就認識到了任用漢族士人的重要性,他深知那些只會騎馬打仗的軍人沒有治理天下的能力,於是他廣泛吸納漢族人才,向他們詢問治國理政的良策。拓跋珪手下比較出名的漢族人才有清河崔氏後人崔玄伯,清河崔氏作為名門望族,家中人才輩出,能夠請到崔玄伯這樣的飽學之士,拓跋珪自然喜不自勝。當時北魏漢化程度比不上同時期的南燕和前秦,為了不讓這些國家搶到人才,拓跋珪搶先一步,把漢族人才網羅到了北魏,促進了北魏初期的漢化。北魏的國號就是崔玄伯制定的,古往今來皇帝通常都是自己制定國號,能把制定國號這樣的大事交給臣子去辦,可見拓跋珪對崔玄伯的信任。北魏建國以後,崔玄伯還參加了音樂、禮儀、朝律的制定,魏國大部分典章制度,都出自於崔玄伯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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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服飾漢化

不過,拓跋珪始終沒有擺脫他的民族優越感,他對漢族的態度永遠是征服者統治被征服者,雖然他實行了一些漢化策略,但是一旦發現有人對漢文化過度仰慕,他還會反感。鮮卑人賀氐幹由於過度仰慕漢文化,而被拓跋珪處死;崔逞、鄧淵因為受拓跋珪猜忌就被處死,拓跋珪的繼承人拓跋嗣對漢族士子也是這種態度。這種舉棋不定的態度讓想要前來投奔北魏的南方士子望而卻步,北魏的漢化一度中止。

太武帝拓跋燾時期改變了前兩位君主對漢族士子既利用又殺戮的政策,他給予前來投奔北魏的南方士子以重任,讓他們加入軍隊,崔浩等人負責北魏漢化改革,撰寫《國典》,但是由於崔浩在撰寫過程中提到要明辨人倫、劃分種族,這觸怒了鮮卑貴族,最終慘被處死。這雖然又是北魏漢化改革中的一股逆流,但是漢化的大浪潮還是吞沒了這股逆流,孝文帝時期北魏進行了全面漢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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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雕塑

孝文帝繼位後即刻著手漢化改革,太和十九年孝文帝下令鮮卑族和漢族同時制定姓族制度,鮮卑姓族的高低程度以他們祖先在北魏初年的爵位高低來定,漢族姓族的高低也按照祖先的爵位高低來定,但是由於北魏統治區域內漢族大姓已經非常稀少,所以漢族姓族的制定基本上也是按照鮮卑人的標準來制定的。這樣在從前並不顯赫的家族地位得到了提升,他們得以同清河崔氏、太原王氏、滎陽鄭氏、范陽盧氏這些百年大族並駕齊驅,成為當時的名門望族。

孝文帝的這種做法把鮮卑貴族和漢族世族捆綁在一起,消除了他們之間的民族歧視,給予漢族人和鮮卑人平等地位,有利於加強北魏統治的穩定性。之後孝文帝又遷都洛陽,把自己的姓氏改為元姓,實現自身的漢化。為了吸引更多的南方士子,孝文帝還特意提升了南方士子的地位,他深知很多改革,比如律令、典儀、服飾、都城建設,都不是鮮卑人能夠完成的,因此他不斷提升南方士子的地位,吸引他們前來為北魏效力。這些高明的政策果然有效地吸引了南方士子進入北方,不僅傳遞了南方先進的文化制度,也進一步促進了北魏的漢化。

五胡亂華時期,“南人北遷”現象為何更普遍?開啟民族大融合時代

遷都洛陽

風俗習慣的變化

南方士子進入北方後,風俗習慣發生了諸多變化,其中飲食習慣最先發生了改變。南方多水田,因此南方人的飲食比較精細,喜歡吃魚羹、魚膾、魚炙等食物,飲食方面主要吃米飯。但是到了北方以後,他們也逐漸愛上了北方的麵食、羊肉、奶酪等食物,並且在長期的融合中已經和北方人不分你我。南方人做魚的技術也傳到了北方,太武帝拓跋燾就非常喜歡吃魚,還讓他的南人廚子毛修之把北方人愛吃的羊肉做成了羊羹,像魚羹一樣精細。南北方的飲食文化不斷交融,最終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華民族飲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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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羹

除了飲食方面的變化外,婚姻習俗也發生了轉變。在孝文帝漢化改革之後,南方士人和北方少數民族之間逐漸打破了隔閡,不再有民族歧視。民族融合不僅體現在日常生活當中,在婚姻方面也有很多胡漢聯姻的例子,北魏宗室甚至打破了界限與南朝世族聯姻,一些漢族名門望族也開始與北魏貴族聯姻,雖然這是出於政治考慮,但是這種胡漢聯姻的風俗已經成為了當時的潮流。就連皇帝也不再重視北魏貴族與漢族的界限,甚至還鼓勵他們聯姻,南人北遷引發了婚姻的變化,展示了民族融合帶來的巨大變化。

結語

自三國時代到魏晉南北朝近五百年間,中華民族在血與火的變革中進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遷徙,南人北遷是主要的遷徙趨勢,朝廷腐敗、南方政局動盪、北方統治者對中原文化的需求,吸引了南人的北遷。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更是促進了南北方文化在遷徙中不斷交流融合,從衝突走向和平,從不共戴天到緊密相依,最終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從這時開始,各民族才真正在血與火中融合在了一起,有了“中華民族”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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