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去過北京，一定會對其東西、南北向，如同棋盤狀般，井然有序地交錯著的道路印象深刻。初次來到北京的人，都會受到一種覆蓋城市街道的整齊劃一氣氛衝擊。
圖 | 北京鳥瞰圖
我們不禁疑惑，這種城市空間的秩序感從何而來？
有人說，北京這種城市空間的秩序，是新中國社會主義的特色。然而，我們看到的實事卻不是這樣，在“現代化”的波潮中，一座座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後，北京的街道卻無可避免的混合了雜亂。與之呈鮮明對比的是，過去的老城區保持的秩序井然，反而更令人印象深刻。
事實上，北京城市空間的這種秩序感，從700多年前就有了。當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彷彿看中了北京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氣候，決心將其打造成世界的中心。
元大都的建設，從最初的設計就彙集了大都市的結構與規劃，可以說，在都市的基本構想階段，整齊的秩序美就已經被確立了。
在人們的印象中，遊牧民族總是落後文明的代表，而蒙古人更是代表著對文明秩序的破壞。然而，深入到歷史中會發現，蒙古帝國對秩序的設計與規劃，可以說達到了令人驚歎的地步。事實上，蒙古帝國在統治歐亞大陸時期建立的一系列秩序，不僅影響了北京的城市發展史，甚至將人類的歷史進程大踏步地向近現代化進行推進。
那麼，蒙古帝國究竟做了些什麼呢？
成吉思汗的創業——構建蒙古帝國大廈的基本框架
公元1206年，鐵木真在統一蒙古高原後召開了忽裡臺大會，宣佈Yeke Mongqol Ulus，即“大蒙古國”正式成立，鐵木真被尊為成吉思汗——意思是像大海一樣強大的草原大汗。從此，蒙古帝國作為一個強大的帝國，開啟了打造橫跨歐亞大陸的世界性帝國的征程。
圖 | 1206年，成吉思汗召開忽裡臺
成吉思汗將蒙古高原上不同語言、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猶如一盤散沙的各個部族，用一個“大蒙古國”的新概念成功的將他們聯繫了起來。為了吸收歐亞大陸上更多的遊牧民族，成吉思汗還提出了“īl”的概念（īl為突厥語，是“成為夥伴”的意思，與蒙古語的兀魯思（ulus）是同義詞）。“蒙古人”的概念也得到了擴充，越來越多的“夥伴”也被當作“蒙古人”吸收進“大蒙古帝國”。
要知道，遊牧民族雖然語言不一樣，但是，他們共處於遊牧經濟社會，在文化和價值觀上有很多相似之處。草原上的生存環境惡劣，在遊牧經濟體制下，合作與共生是根植於牧民心中的重要價值觀念。成吉思汗打出了“共享富貴”的口號，並賞罰分明，將口號嚴格的執行了下去。這樣一來，“蒙古”在牧民們的意識形態上是命運與共，在政治上就是一個跨種族、跨地域、跨文化的草原部落聚合體。
圖 | 成吉思汗的兩翼制
有了這樣的意識形態作為基礎，成吉思汗在草原上的組織動員能力是空前的強。成吉思汗馬上對蒙古帝國的軍制進行改革，以千戶製作為基本編制單位，將全蒙古的軍隊分為左翼（三個兒子）和右翼（三個弟弟）兩部分，兩翼的首領再各自統領四部，自己則坐鎮在中央，統籌指揮這總共二十四部遊牧集團的行動，開始對外發動大規模的征服戰爭。
高效的組織力，再加上高度的內部凝聚力，這就是蒙古帝國軍隊擁有超越時代的戰鬥力之秘密所在。成吉思汗先滅亡了西夏，攻破大金的都城迫使其南遷，又向西消滅了盤踞在中亞的花剌子模。
成吉思汗的構想是征服整個歐亞大陸，建立一個由“黃金家族”世世代代有序管理的穩定世界。因此，他有意將肥肉分給了自己的兒子們（朮赤、窩闊臺、察合臺擁有向歐亞大陸擴展的無限空間，而三個弟弟的地緣上更像是被他的大本營掐住了脖子，動彈不得。），希望他們完成自己未竟的事業。
圖 | 1227年成吉思汗逝世前，蒙古帝國勢力範圍
1227年，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在我國甘肅省六盤山下清水縣病逝，成為了人類史上罕見的“創業”傳奇。
每當提起成吉思汗，人們都會稱讚卓越的軍事才能和鋼鐵般不屈的意志，為他征服那麼多土地感到驚歎。然而，成吉思汗的特殊，其實並不在於這些。相比於他為身後子孫們留下的龐大疆土，那些構建起“蒙古”的精神內核和帝國組織架構的底層秩序，才是成吉思汗最重要的遺產。
後成吉思汗時代，世界歷史的大轉向
成吉思汗去世之後，窩闊臺繼位成蒙古帝國第二代大汗。從窩闊臺開始，蒙古帝國最高統治者稱“合罕”，帝國的組成部分（兀魯思)的首領始終只能稱為汗。
從此，蒙古帝國在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基礎框架上明確了自己的統治秩序：既由一位合罕（蒙古帝國最高統治者）和其下多位汗（各個兀魯思的最高統治者）所統領的二重結構下的多元複合體。
“兀魯思”，是蒙古語單詞ulus的音譯，是指遊牧民建立的政治實體，漢語中稱之為“汗國”。然而，我們並不能將兀魯思簡單地理解為“國家”，因為它強調的不是領土、領地，而是指遊牧人的關係，相當於一種聯盟。所以龐大的蒙古帝國，其實就是由黃金家族內部多個兀魯思組成的聯邦。
圖|成吉思汗家族三代譜系，以及四大汗國（兀魯思）
窩闊臺繼承了成吉思汗打造世界帝國的遺志，南下消滅了金朝，又派拔都、貴由、蒙哥西征，將勢力範圍推進到了東歐平原，拔都後來建立了欽察汗國（金賬汗國）。
在文化上，窩闊臺任用契丹人耶律楚材為中書令，吸納了遼、金的經驗，採用農耕和草原的雙軌制治國策略，一方面用漢法，開科取士，以中原漢王朝那一套治理東亞農耕地區，另一方面，還用蒙古遊牧帝國那一套維持草原秩序。
公元1241年，窩闊臺逝世，他的庶長子貴由成為了蒙古第三代大汗。貴由即位後，馬上宣佈要西征中東地區。由於朮赤家的拔都一向與貴由不和，所以貴由的西征被認為是討伐拔都，蒙古帝國的分裂似乎在所難免。
然而，就在貴由宣佈西征的第二年，他卻死了。蒙古帝國陷入了權力的真空期，很快陷入了混亂。在拔都的鼎力支持下，蒙哥繼任了第四代蒙古大汗（拔都與蒙哥的母親都是克烈部王族的公主，既是堂兄弟又表兄弟，他倆又被窩闊臺家族和察合臺家族排擠，共同的境遇使得他們在西征的過程中相處的也很好）。
圖 | 拔都像
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這四個託雷家族嫡出兄弟，開始站到可蒙古帝國權力的中心，他們團結一致地想為帝國幹出一番新的事業。
蒙哥下定決心要實現祖父成吉思汗打造世界帝國的夢想，於是，他命忽必烈進攻東方的南宋，旭烈兀向西亞進軍。很快，旭烈兀就西進到巴格達，滅掉了曾經強盛一時的阿拔斯王朝，將戰火燒到了小亞細亞半島地區。
然而，蒙古帝國在東方的進展卻不順，蒙哥撤下了忽必烈親自上陣。1259年8月，親征南宋的蒙哥在酷暑中死在了四川釣魚山。蒙古大汗突然撒手人寰，立即引發了蒙古帝國內部的震動。
圖 | 1259年，蒙哥逝世時的蒙古帝國
結果，留守在哈剌和林蒙古大本營的阿里不哥，與在中國長江沿線的忽必烈之間展開了爭奪繼承權的戰爭。
由於身後有蒙古東方三王族的支持，經過四年的戰爭，忽必烈取得了最終的勝利，成為了蒙古帝國的第五位大汗，後來又建立了大元蒙古國（大元兀魯思），龐大的蒙古帝國的宗主國。
由於旭烈兀在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時支持過自己，忽必烈就將阿姆河以西直到埃及邊境的波斯國土和該地蒙古、阿拉伯軍民劃歸旭烈兀統治，旭烈兀就在西亞建立了伊爾汗國。自此，欽察草原的欽察汗國、中亞的察合臺汗國、西亞的伊爾汗國，與東方的大元並稱為蒙古帝國下的四大汗國。
圖 | 1260年蒙古帝國勢力範圍
雖然，蒙古帝國內部開始存在種種對立，成為了一個大汗中央政權外存在多個政治權力核心的、鬆散、多元複合的聯邦國家。但是，在另一方面，蒙古帝國這個體系，即使表面上存在不和與對立，也繼續維持了下來。
從此，蒙古帝國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歐亞世界也被導向一個以多極化的蒙古為中心。蒙古帝國覆蓋的各區域、國家、集團的“自他”區別開始覺醒，進而進入了一個相互活動並互相提攜的新時代。那是人類史上未曾明確經歷過的局面，歐亞大陸的身體因為蒙古的血液流動開始迸發出新的生命，世界史大大地轉向了。
忽必烈的二次創業——打造歐亞大陸商業帝國
公元1260年，忽必烈登上了人類史上權力的巔峰寶座。享受權力帶來的喜悅的同時，他也面臨了一個必須要從根本上重新思考的問題：帝國這空前龐大的人口，以及綿延廣闊的版圖，如何進行有效的治理？
圖 | 如何治理這龐大的帝國，是忽必烈的首要問題
忽必烈的大元雖然有強大的武力，但旭烈兀、別兒哥、察合臺之孫阿魯忽，這西方三巨頭相繼死去，使得“統一的庫力臺”瓦解。忽必烈想要以武力來壓制帝國的各個角落，在現實上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因此，忽必烈要想使得全蒙古，包括那些對自己心存異心的勢力持續地接受自己的盟主地位，就必須找到一個能讓所有蒙古人認同的決定性因素。還真的存在這樣的因素，那就是財富。
說道財富，這就涉及到遊牧民族政權的核心邏輯了：草原上，遊牧經濟的特殊生產形式，決定了草原的社會結構是以家庭或部族為單位存在。無論是之前的匈奴單于還是蒙古的大可汗，只有給政權共同體的人們帶來安寧與繁榮，才能被認定是唯一絕對的權力者。換句話說，只要你能給牧民們持續帶來旁人所不能得到的財富，就可以成為他們擁戴的大汗。
如此一來，只要忽必烈能給蒙古帝國的所有人創造財富，所有的蒙古成員就會繼續將忽必烈及其血脈的權力，作為蒙古大可汗來擁護。
因此，忽必烈設計了一個宏偉的計劃：以擁有超強經濟力的中華作為基礎（肉），草原世界作為連接中華與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樞紐（骨），打造一個軍事與經濟共生的帝國。
然而，單純地將兩個世界、兩個要素連接起來還是不行的，因為，光是有草原世界之骨，中華世界之肉，缺乏血液循環系統的蒙古帝國依然不會有生命。所以，忽必烈還要給他構想的龐大的帝國注入血液。
所謂的血液，就是我們現在經常聽到的基建、物流、與商業（改革開放後我們中國經濟的騰飛，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這三大法寶）。忽必烈開始行動了，他滅掉了南宋，取得了中華地區的全部疆土。
圖 | 蒙古帝國最大的勢力範圍
然後，忽必烈開啟了瘋狂的基礎設施建設：
- 完善中華地區的漕運，比較有名的就是在中華原有的水路體系基礎上修了京杭大運河；
- 打造遍佈歐亞的郵驛系統，只用兩三個月時間，就能從元大都傳消息到薩萊（金賬汗國）或蔑剌哈（伊爾汗國）；
- 吸收穆斯林商業勢力，與斡脫（Ortoq）商人合作，以便將其營利活動直接放入國家管理之中，恢復了中斷多年的絲綢之路貿易網絡；
- 發展海上航運，打造海上絲綢之路；
在稅務方面，忽必烈廢除了通關稅鼓勵發展遠距離貿易，並實施了大型的間接稅（如鹽稅）緩解了社會矛盾。
最後，忽必烈對後世產生最重要影響的一個措施，就是將銀作為“貿易基準貨幣”，為世界奠定了“白銀世界”的貿易秩序。
銀和中國古代的銅一樣，是以稱重的方式衡量價值的“稱重貨幣”。它和我們今天用的紙幣不同，今天的紙幣的票面價值是其背後的國家信用作為擔保的，而銀作為貴金屬本身就具有“絕對價值”，因此，無需由政府特意統一鑄造、發行。所以，白銀作為基準貨幣，能夠在歐亞大陸上進行廣泛的推廣。
圖 | 銀元寶，“元”字就是大元的意思
一言以蔽之，儘管過去蒙古帝國的崛起是以軍事力量為背景，但在現實中，從忽必烈開始不再以武力為優先，而是藉由掌控經濟與物流的方式，用席捲歐亞大陸的超大規模貿易，串聯了包含呈割據態勢的整個的蒙古帝國，將帝國的影響力更進一步地涵蓋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也盤活了歐亞大陸的商貿體系。
蒙古帝國主導下，歐亞大陸跨越區域與“文明圈”框架的大型通商，使得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密切。比如，阿拉伯、波斯的技術（如阿拉伯數字、數學）傳入中國，中國的火藥傳入歐洲。商業的繁榮，使得人們超越了國家與國界、民族與人種，可以說進入了一個無國界的時代。在人類史上，這樣的情況一直到二十世紀都是不存在的。
因為歐亞大陸的貿易繁榮，地中海的熱那亞與威尼斯商人迅速崛起，貿易所帶來的經濟繁榮，促進了文化的發展，而威尼斯的文化又為後來的歐洲文藝復興奠定了基礎。
歐洲的東北部，一個邊塞小鎮也因為蒙古帝國繁榮的貿易網絡而崛起，它就是莫斯科。地處莫斯科河與伏爾加河的交匯之處的莫斯科，是連接俄羅斯東南地區和西北地區貿易的重要節點。因此，在蒙古帝國統治俄羅斯時期迅速崛起。因為蒙古在俄羅斯實行的是間接統治，而後，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取得了蒙古人在俄羅斯地區的代理權迅速壯大，最後在伊凡三世治下統一了整個俄羅斯地區，開啟了俄羅斯帝國的擴張歷史。
蒙古帝國的貿易繁榮，使得歐洲的使團源源不斷地去元大都拜見蒙古大汗，不管馬可波羅的事蹟是否真實，歐洲各國都有傳教士到達過中國的記載。東方的財富與傳說，直接為歐洲新航路的開闢者提供了精神動力。
圖 | 馬可波羅
而蒙古帝國開創的“白銀世界”，更是影響了世界的貿易體系，以及元朝身後的明、清兩中華王朝的歷史。
作為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世界帝國”，蒙古帝國將其版圖內的多種國家形態全部囊括在自己的體系下，對世界歷史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而這一切之根本，皆源於成吉思汗和其子孫，為蒙古帝國大廈所構建的底層秩序。
END
參考資料：
1、《蒙古帝國與其漫長的後世》——杉山正明，2020-1 北京日報出版社
2、《遊牧民的世界史》—— 杉山正明，2020-1 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3、《忽必烈的挑戰》杉山正明 2013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4、《絲綢之路》 彼得·弗蘭科潘 2016 浙江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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