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輸入的白銀未能與明朝末年的政治和社會環境間建立起一種積極的相互促進關係，反倒使崇禎王朝喪失了對貨幣和信用的控制，沒有足夠的財政能力應對各種內憂外患，最終滅亡。
崇禎末年，內外交困中的明王朝已經走到盡頭，與清軍和農民軍的兩面作戰正在耗盡這個帝國的最後一絲力量，單以軍事而論，戰爭形勢還不是壓垮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正統十四年 (1449年)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俘，明軍主力損失殆盡，也先大軍直逼北京城下；嘉靖二十九年 (1550年)，蒙古俺答汗率大軍圍逼北京。這兩次事件的兇險程度都不亞於李自成的進攻，但明王朝都能轉危為安。
真正使崇禎帝感到絕望的是帝國財政的枯竭，崇禎皇帝在是否召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回京勤王這件事上猶豫不定，造成他難以決斷的重要原因便是朝廷拿不出召軍隊回京的100萬兩軍費。
然而，在帝國的東南海面，此時卻是另一番景象，滿載貨物的商船依舊絡繹不絕，大量的白銀通過貿易的方式流入中國。以明末中國運往美洲的絲綢為例，僅在有史可考的1636年從中國出發的兩艘帆船中，就載有中國絲貨二千二百箱。在崇禎末年，中國對葡萄牙和英國方面的貿易也未停止。崇禎九年(1636年)中國向果阿出口絲貨達6000擔，贏利72萬兩。崇禎十年(1637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在廣州前後購買了13028擔白糖和500擔冰糖。
崇禎末年也是中日間貿易的繁盛時期，在瓷器方面，1635年8月運往日本的中國瓷器就達135005件。1637年，中國商人又將75萬件粗細瓷器運到日本。在絲織品方面，據日本學者巖生成一的統計，崇禎末年是中國生絲大量出口日本的高峰期，自崇禎十三年(1640年)至康熙四年(1665年)間，共輸出生絲 3778164 斤，最多的崇禎十三年，為 364428 斤，其他年份均在 10 萬餘斤。可見崇禎末年的戰亂並未對中日貿易造成重大影響。這從赴日商船數中也可以得到反映，崇禎年間從中國駛往日本的商船年均有40．7艘，其中在崇禎十四年（1641年）更是達到了97艘的空前數目。
受史料限制，以上記載的貿易僅揭示了明末對外貿易的冰山一角。可見，即便是在國內戰火四起，北方女真壓境的動亂年代，明王朝仍保持了較強的貿易出口態勢，這些海外貿易給明帝國輸送了大量的白銀。據學者全漢升估計，崇禎年間平均每年有200萬比索左右，約合144萬兩美洲白銀通過貿易的方式入賬中國。一位西班牙海軍上將也於1638年說，“中國國王能夠用來自秘魯(Peru)的銀條來建築一座宮殿!”
而據英國漢學家博克舍的研究，崇禎年間從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也呈遞增趨勢，崇禎八年(1635年) 為1500000兩，崇禎九年(1636年)達到2350000 兩。在1637-1641年間，日本向中國輸出的年白銀平均數更是猛增到150,000-200,000公斤之間。這些大量流入的白銀從學者們對崇禎末年白銀存量估算中就可以得到證實，學者李隆生在《明末白銀存量的估計》中估算崇禎末年國內的白銀存量是75500萬兩，彭信威在《中國貨幣史》中的估算是25000萬兩。而根據明人自己的記載，崇禎末年國內的白銀存量有2.5億兩左右，《崇禎長議》裡記載了明末戶部官員蔣臣的說法：“今歲行五千萬，五歲為界，是為二萬五千萬兩。”綜合各方觀點，明末國內大約有2.5億兩白銀是可信的。
既然有大量的白銀湧入，明帝國又為何財政枯竭，無力進行賑災與平叛呢？原來這些通過海外貿易湧入的白銀，沒有控制在明王朝手中，而是湧入民間，造成了通貨膨脹。
關於白銀輸入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係，亞當·斯密早在1776年的《國富論》中就注意到：“從1630年至1640年，或1636年左右，美洲銀礦發現對降低白銀價值的效果似乎已經完結。白銀價值相對於谷價價值的降低，從來沒有達到過這種地步。”可見，大量白銀的開採導致通貨膨脹，使物價上升，銀價跌落。這在西班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西班牙由於美洲白銀的大量輸入，其物價在十七世紀頭十年漲幅約為百年前的三四倍。
這種現象同樣發生在明朝，根據學者秦佩珩的研究，明代米價，除去災荒戰亂的影響，明初洪武時，每公石米的價格，折銀0.461兩。到了明末崇禎時，每公石米的價格，摺合銀1.159兩。通貨膨脹將近四倍。崇禎年間的吳應箕在《留都見聞錄》中的記載也反映了當時米價劇烈上升的趨勢：“國朝(指明朝)而來，南京米貴……, 萬曆戊子(1588)至一兩六錢。……崇禎庚辰、辛已、壬午(公元1640、1641、1642年)至三兩六錢。”可見，崇禎年間米價與與明初相比有四五倍的差距，與位於明代中後期的嘉靖年間相比，也貴了將近三倍。白銀造成的通貨膨脹的另一個顯著標志就是金銀比價的上升。明代的金銀比價在1620年為1：8，崇禎即位後的1635年變為1：10， 在1637一1640年則變為1：13。可見，在崇禎年間，1單位的黃金能夠兌換更多的白銀，這說明當時市面上的白銀量很大。
當通脹發生之後，救災和邊防開支必定急劇增長。根據《綏寇紀略》記載，1631年七月，兵部職方司李繼貞在奏疏中指出：“前賑臣攜十萬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萬人，而鬥米七錢，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賑臣回奏，前十萬金果足乎?”可見白銀貶值物價通脹大大削弱了明王朝的救災能力。白銀造成的通脹也使軍費開支更加浩大。明末遼東經略熊廷弼指出：“遼(東百)物騰踴……一切衣食用度皆價增往日十倍，每銀一兩不當內地二錢之用；計步軍日費八分，馬軍日費一錢三分，而所得月餉那能得彀?”這說明通脹使邊疆的軍費需求更為龐大。崇禎帝從土地上徵收的白銀遠不能彌補軍費的巨大開支，而北方物價也不斷攀升。“米則每銀一兩，僅買市鬥三鬥四五升以至五斗而止，豆則每銀一兩，僅買市鬥四鬥二、三升，以至五斗、七、八斗而止，草則每束價廉者一分八九釐，其貴者至三分二、三釐而止。”
在這種情況下，通脹進一步加劇了救災和平叛的成本，使明王朝手中有限的白銀猶如泥牛入海，迅速枯竭。
面對財政危機，擺在崇禎帝面前的只有兩條路：第一是印鈔票；第二是加稅。而歷年來大量輸入的白銀使這兩種方法大打折扣。在印鈔方面，崇禎帝大為重視，選撥專人來從事這項工作。據《明史·食貨志五·鈔法》記載：“崇禎末，有[桐城生員]蔣臣者，申其說，擢為戶部司務。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而大量輸入的白銀擊垮了以寶鈔為基礎的國家信用貨幣體系，造成民間和市場只認白銀，不認寶鈔。印鈔計劃“然終不可行而止”。加之明代白銀的大量流入使民間形成了以白銀的原始重量為單位的流通方法，而不是通過銀幣的形式。這就意味著帝國境內的每一筆交易用的都是和賬面數字一致的實打實的白銀，明王朝無法通過鑄造薄的銀幣或指定銀幣面值的方法來攫取社會財富。如18世紀初，日本幕府為解決財政困難和貨幣流通量不足問題，改鑄貨幣，將其流通的元祿銀的含銀量從80%降低到64%，從而使銀通貨的流通量增加40%，幕府因此獲得了474萬金的收益，大大緩解了財政危機。
在徵稅方面，代表東南商人利益們的東林黨人強烈反對工商業徵稅。據《明史紀事本末》記載：1636年5月7日，朝廷大臣就徵稅問題展開了激烈辯論。東林黨人錢士升痛陳向江南加稅勢必激起這一地區叛亂，並使朝廷失去江南士人的擁戴。“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在東林黨人反對的情況下，崇禎帝只得繼續依靠對遼餉，剿餉和練餉的徵收來應付巨大的軍費開支，而這三餉的稅源皆是土地。根據《崇禎長編》的記載，崇禎三年(1630年)，遼餉土地照每畝九釐再加三分之一，總共加銀142331兩，而當時明王朝的歲入也僅14000000兩。而向當時的持銀大戶，進行長途販運的大商人和海商徵收的鈔關稅和番舶抽分(列入雜色項目之內)，僅為34萬兩和7萬兩。可見，帝國的徵稅系統忽略了東南海商這些白銀富戶，而對本就貧困不堪的農戶繼續徵稅。
綜上所述，隨著海外貿易滾滾湧入的白銀造成的通貨膨脹是明王朝財政危機的重要原因。大明王朝自身產銀不足，年產銀量為18萬兩，今天用一輛東風箱式卡車就可以全部載走。而且國內白銀品位低，經常會出現開採成本大於收益的現象。如據《明史》載：“嘉靖（1522年-1566年）中採礦，費帑金三萬餘，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得不償失，因罷其役。”而明朝末年特殊的政治格局又使得明廷無法對白銀的擁有大戶們進行徵稅，使得大量輸入的白銀與帝國的財政體制脫節。
政府無力聚集足夠的白銀來對付各種內憂外患。白銀湧入造成的物價飛漲又進一步弱化了明末應對各種風險的能力。大量輸入的白銀未能與明朝末年的政治和社會環境間建立起一種積極的相互促進關係，反倒使崇禎王朝喪失了對貨幣和信用的控制，沒有足夠的財政能力應對各種內憂外患，最終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