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输入的白银未能与明朝末年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间建立起一种积极的相互促进关系，反倒使崇祯王朝丧失了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应对各种内忧外患，最终灭亡。
崇祯末年，内外交困中的明王朝已经走到尽头，与清军和农民军的两面作战正在耗尽这个帝国的最后一丝力量，单以军事而论，战争形势还不是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正统十四年 (1449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明军主力损失殆尽，也先大军直逼北京城下；嘉靖二十九年 (1550年)，蒙古俺答汗率大军围逼北京。这两次事件的凶险程度都不亚于李自成的进攻，但明王朝都能转危为安。
真正使崇祯帝感到绝望的是帝国财政的枯竭，崇祯皇帝在是否召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回京勤王这件事上犹豫不定，造成他难以决断的重要原因便是朝廷拿不出召军队回京的100万两军费。
然而，在帝国的东南海面，此时却是另一番景象，满载货物的商船依旧络绎不绝，大量的白银通过贸易的方式流入中国。以明末中国运往美洲的丝绸为例，仅在有史可考的1636年从中国出发的两艘帆船中，就载有中国丝货二千二百箱。在崇祯末年，中国对葡萄牙和英国方面的贸易也未停止。崇祯九年(1636年)中国向果阿出口丝货达6000担，赢利72万两。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在广州前后购买了13028担白糖和500担冰糖。
崇祯末年也是中日间贸易的繁盛时期，在瓷器方面，1635年8月运往日本的中国瓷器就达135005件。1637年，中国商人又将75万件粗细瓷器运到日本。在丝织品方面，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的统计，崇祯末年是中国生丝大量出口日本的高峰期，自崇祯十三年(1640年)至康熙四年(1665年)间，共输出生丝 3778164 斤，最多的崇祯十三年，为 364428 斤，其他年份均在 10 万余斤。可见崇祯末年的战乱并未对中日贸易造成重大影响。这从赴日商船数中也可以得到反映，崇祯年间从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年均有40．7艘，其中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更是达到了97艘的空前数目。
受史料限制，以上记载的贸易仅揭示了明末对外贸易的冰山一角。可见，即便是在国内战火四起，北方女真压境的动乱年代，明王朝仍保持了较强的贸易出口态势，这些海外贸易给明帝国输送了大量的白银。据学者全汉升估计，崇祯年间平均每年有200万比索左右，约合144万两美洲白银通过贸易的方式入账中国。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也于1638年说，“中国国王能够用来自秘鲁(Peru)的银条来建筑一座宫殿!”
而据英国汉学家博克舍的研究，崇祯年间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也呈递增趋势，崇祯八年(1635年) 为1500000两，崇祯九年(1636年)达到2350000 两。在1637-1641年间，日本向中国输出的年白银平均数更是猛增到150,000-200,000公斤之间。这些大量流入的白银从学者们对崇祯末年白银存量估算中就可以得到证实，学者李隆生在《明末白银存量的估计》中估算崇祯末年国内的白银存量是75500万两，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的估算是25000万两。而根据明人自己的记载，崇祯末年国内的白银存量有2.5亿两左右，《崇祯长议》里记载了明末户部官员蒋臣的说法：“今岁行五千万，五岁为界，是为二万五千万两。”综合各方观点，明末国内大约有2.5亿两白银是可信的。
既然有大量的白银涌入，明帝国又为何财政枯竭，无力进行赈灾与平叛呢？原来这些通过海外贸易涌入的白银，没有控制在明王朝手中，而是涌入民间，造成了通货膨胀。
关于白银输入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就注意到：“从1630年至1640年，或1636年左右，美洲银矿发现对降低白银价值的效果似乎已经完结。白银价值相对于谷价价值的降低，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地步。”可见，大量白银的开采导致通货膨胀，使物价上升，银价跌落。这在西班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西班牙由于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入，其物价在十七世纪头十年涨幅约为百年前的三四倍。
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明朝，根据学者秦佩珩的研究，明代米价，除去灾荒战乱的影响，明初洪武时，每公石米的价格，折银0.461两。到了明末崇祯时，每公石米的价格，折合银1.159两。通货膨胀将近四倍。崇祯年间的吴应箕在《留都见闻录》中的记载也反映了当时米价剧烈上升的趋势：“国朝(指明朝)而来，南京米贵……, 万历戊子(1588)至一两六钱。……崇祯庚辰、辛已、壬午(公元1640、1641、1642年)至三两六钱。”可见，崇祯年间米价与与明初相比有四五倍的差距，与位于明代中后期的嘉靖年间相比，也贵了将近三倍。白银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另一个显著标志就是金银比价的上升。明代的金银比价在1620年为1：8，崇祯即位后的1635年变为1：10， 在1637一1640年则变为1：13。可见，在崇祯年间，1单位的黄金能够兑换更多的白银，这说明当时市面上的白银量很大。
当通胀发生之后，救灾和边防开支必定急剧增长。根据《绥寇纪略》记载，1631年七月，兵部职方司李继贞在奏疏中指出：“前赈臣携十万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万人，而斗米七钱，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赈臣回奏，前十万金果足乎?”可见白银贬值物价通胀大大削弱了明王朝的救灾能力。白银造成的通胀也使军费开支更加浩大。明末辽东经略熊廷弼指出：“辽(东百)物腾踊……一切衣食用度皆价增往日十倍，每银一两不当内地二钱之用；计步军日费八分，马军日费一钱三分，而所得月饷那能得彀?”这说明通胀使边疆的军费需求更为庞大。崇祯帝从土地上征收的白银远不能弥补军费的巨大开支，而北方物价也不断攀升。“米则每银一两，仅买市斗三斗四五升以至五斗而止，豆则每银一两，仅买市斗四斗二、三升，以至五斗、七、八斗而止，草则每束价廉者一分八九厘，其贵者至三分二、三厘而止。”
在这种情况下，通胀进一步加剧了救灾和平叛的成本，使明王朝手中有限的白银犹如泥牛入海，迅速枯竭。
面对财政危机，摆在崇祯帝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是印钞票；第二是加税。而历年来大量输入的白银使这两种方法大打折扣。在印钞方面，崇祯帝大为重视，选拨专人来从事这项工作。据《明史·食货志五·钞法》记载：“崇祯末，有[桐城生员]蒋臣者，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而大量输入的白银击垮了以宝钞为基础的国家信用货币体系，造成民间和市场只认白银，不认宝钞。印钞计划“然终不可行而止”。加之明代白银的大量流入使民间形成了以白银的原始重量为单位的流通方法，而不是通过银币的形式。这就意味着帝国境内的每一笔交易用的都是和账面数字一致的实打实的白银，明王朝无法通过铸造薄的银币或指定银币面值的方法来攫取社会财富。如18世纪初，日本幕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和货币流通量不足问题，改铸货币，将其流通的元禄银的含银量从80%降低到64%，从而使银通货的流通量增加40%，幕府因此获得了474万金的收益，大大缓解了财政危机。
在征税方面，代表东南商人利益们的东林党人强烈反对工商业征税。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1636年5月7日，朝廷大臣就征税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东林党人钱士升痛陈向江南加税势必激起这一地区叛乱，并使朝廷失去江南士人的拥戴。“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在东林党人反对的情况下，崇祯帝只得继续依靠对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来应付巨大的军费开支，而这三饷的税源皆是土地。根据《崇祯长编》的记载，崇祯三年(1630年)，辽饷土地照每亩九厘再加三分之一，总共加银142331两，而当时明王朝的岁入也仅14000000两。而向当时的持银大户，进行长途贩运的大商人和海商征收的钞关税和番舶抽分(列入杂色项目之内)，仅为34万两和7万两。可见，帝国的征税系统忽略了东南海商这些白银富户，而对本就贫困不堪的农户继续征税。
综上所述，随着海外贸易滚滚涌入的白银造成的通货膨胀是明王朝财政危机的重要原因。大明王朝自身产银不足，年产银量为18万两，今天用一辆东风箱式卡车就可以全部载走。而且国内白银品位低，经常会出现开采成本大于收益的现象。如据《明史》载：“嘉靖（1522年-1566年）中采矿，费帑金三万余，得矿银二万八千五百，得不偿失，因罢其役。”而明朝末年特殊的政治格局又使得明廷无法对白银的拥有大户们进行征税，使得大量输入的白银与帝国的财政体制脱节。
政府无力聚集足够的白银来对付各种内忧外患。白银涌入造成的物价飞涨又进一步弱化了明末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大量输入的白银未能与明朝末年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间建立起一种积极的相互促进关系，反倒使崇祯王朝丧失了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应对各种内忧外患，最终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