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已故韓國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的出殯式以家族葬方式舉行。
李健熙25日因病去世，三星集團經營繼承和未來發展將何去何從，引發韓國輿論高度關注。
韓國經濟發展高度依賴頭部財閥企業——三星、現代、SK、LG、樂天……財閥家族佔據大部分GDP增長，幾乎能夠左右國家經濟走向。
民主化轉型後，韓國總統任期最長不過5年，財閥集團卻可以讓子孫後代世代傳承。李健熙掌舵三星期間，青瓦臺的主人換了6位，歷任總統上任後都要與李健熙握手、交談，可謂是“鐵打的財閥，流水的總統”。
文 | 杜白羽 瞭望智庫國際觀察員
編輯 | 丁貴梓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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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一個“帝國”掌門人
李健熙於2014年5月因急性心梗住院，6年來持續接受康復治療，近日病情惡化，搶救無效離世。
韓國政界商界和國際社會紛紛表示哀悼。受總統委託，青瓦臺秘書室長盧英敏和經濟首秘李昊昇當晚前往靈堂弔唁。
1942年，李健熙生於韓國大邱，是三星創始人李秉喆的第三個兒子。他早年留學日本，後赴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碩士。1967年，李健熙與洪羅喜成婚，兩人育有一子三女。
在李健熙的經營下，三星從一家貿易公司發展為世界知名科技企業，旗下子公司包含三星電子、三星電視、三星火災和三星生命等，業務涉及手機、芯片、電器和保險等諸多領域。韓國人常說，“在韓國無法避免的三件事是死亡、稅收和三星。”可見，三星在韓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舉足輕重。
再來看看三星家族的繼承者們。
李健熙長女李富真（左）、次女李敘顯（右）。
長子李在鎔從首爾大學畢業後赴日留學，後在哈佛商學院獲工商管理博士學位。1998年，李在鎔與大象集團林昌旭會長的女兒林世玲結婚，後於2009年離婚。
長女李富真為新羅酒店社長，她與普通員工出身的任佑宰結婚，今年年初正式離婚。次女李敘顯為三星福利基金會理事，她與《東亞日報》金炳琯會長的次子金載烈結婚。小女兒李允馨畢業於梨花女子大學，但在留美期間自殺身亡。
李健熙離世後，他的獨子、現任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被視為三星集團熱門接班人。
據悉，李健熙名下的三星集團旗下企業股份總市值約為18萬億韓元，李健熙的法定繼承人將面臨10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600億元）的繼承稅，即使分期繳納，每年的繳稅額也將超過1萬億韓元。
如果以韓國政府正在推進的《保險業法》為準，三星生命和三星火災只能保留三星電子股票總額的3%，其餘4億股（價值約20萬億韓元）均需出售。由此，三星公司架構或發生較大變動。
2 “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變”
在韓國，長子繼承家業被視為順理成章。三星創始人李秉喆卻廢長立幼，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
李健熙與他的妻子洪羅喜。
實際上，李秉喆原屬意長子李孟熙接棒事業，卻因一出糖精原料走私案改變了原定接班佈局和三個兒子的人生軌跡。
1962年，李秉喆創建韓國化肥廠，三星被爆以進口白水泥等建築材料為名走私糖精原料。對此，李秉喆長子李孟熙主張，這是時任總統朴正熙與三星“共謀走私”，將所獲資金用於下屆總統選舉、化肥廠建設以及三星原始資本積累。事後，朴正熙卻利用媒體揭發三星走私。最終，次子李昌熙落案，被判5年徒刑，李秉喆只得把三星51%的股份上交國家。
李昌熙保釋出獄後，對獨自背黑鍋不滿，遂向青瓦臺寫檢舉信。李秉喆認定李孟熙為走私案主謀，將其逐出家門，這才決心讓三子李健熙接班。
1987年，李秉喆去世，李健熙成為三星集團第二任會長。他在就任時表示，將自律經營、重視技術、尊重人類，帶領三星成長為世界級超一流企業。
此後，李健熙長期處於韓國商界舞臺中央，他的一句話就能在整個商界掀起旋風。
1993年，李健熙提出“新經營宣言”，表示“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變”，宣佈第二次創業。
2007年，李健熙發表“中國從後追趕，日本在前領跑，韓國經濟淪為三明治”的言論，引發韓國商界巨大危機感。
2010年，李健熙發出“危機論”警告，稱代表三星的絕大部分業務和產品將在10年內消失。
2012年，他又提出“創造經營”，不斷地追求變化與創新。
如果說李秉喆將三星提升為韓國商界中心，李健熙則帶領三星走向了世界。
韓媒報道稱，在李健熙掌舵的27年裡，三星總市值從9000億韓元（約合人民幣54億元）躍升至2014年的318.8萬億韓元，驟增348倍。三星集團出口額在韓國出口總額中的比重由13%增長到28%，翻了一番。
據Interbrand2020年調查，三星電子的品牌價值達623億美元，全球排名第五。
3 鐵打的財閥，流水的總統
在韓國，很早就流傳著“財閥共和國”的叫法。而若要為一個企業扣上“共和國”的名號，三星卻是獨此一家。
如果說李秉喆將三星提升為韓國商界中心，李健熙則帶領三星走向了世界。
三星發跡於官商勾結的軍政府時期，又在民主化轉型的陣痛中做大做強。韓國資源匱乏、市場狹小、朝鮮戰爭後經濟疲敝，政治與經濟危機感並存。為實現經濟獨立，朴正熙軍政府強力干預經濟，採取以政府為主導、以財閥為中心的發展模式。
時至今日，這一模式優勢漸頹、弊端凸顯，給韓國經濟社會帶來負面影響。三星豢養的“食客”遍佈韓國立法、行政、司法機關。韓國輿論詬病李健熙凌駕於法律之上，戲稱大韓民國是“三星共和國”。
韓國總統看似權力大，卻是進步、保守兩派勢力風水輪流轉。因為與財閥勾結，歷任總統都難逃“青瓦臺魔咒”，或入獄、或自殺、或遭彈劾。與之相反，屢次犯法的財閥卻總能獲得赦免，在風波過後依舊手握經營大權。青瓦臺的主人五年一換，與歷任總統握手的財閥卻一直在那裡。
1995年，李健熙在公開場合表示：“韓國有著四流的從政者，三流的公務員，二流的企業家。”面對強大又狂妄的財閥，青瓦臺除了表達不滿外並拿不出什麼對策。
1996年，李健熙被查出曾向前總統全斗煥和盧泰愚行賄，被判處兩年監禁，緩期執行，但次年就被予以特赦。
2008年，因涉嫌非法轉讓經營權和逃稅，李健熙被判處3年有期徒刑，緩刑5年。次年，時任總統李明博就以申請平昌冬奧會戴罪立功為由，再予其特赦。
2016年底，“親信干政”事件引發韓國政壇地震，朴槿惠被彈劾下臺。2018年2月，李在鎔亦因涉嫌向朴槿惠行賄，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零6個月，緩刑4年。
同年7月，現任總統文在寅訪問印度時，會見了參加當地三星電子工廠竣工儀式的李在鎔，請他“促進國內投資、創造就業”。9月，朝韓領導人會晤時，李在鎔等韓國財閥掌門人更是高調同行，正式開啟“復權”進程。
戴罪之人如此高調地參與訪朝行程，引發輿論批判。對此，青瓦臺的回應竟然是：審判歸審判，做事歸做事。
在韓國，每一屆總統上臺，都需要財閥為其國家發展戰略做貢獻，政府制定的政策亦需財閥企業配合完成。可以說，總統有求於財閥更多，權力天平已逐漸向財閥傾斜。
4 繼承者的“命門”
韓國財閥享有全球範圍內絕無僅有的“世襲權”，子承父業被認為是順理成章之事。 但在繼承權爭奪和實現世襲的過程中，往往伴隨著違法行為和不光彩的勾當。
李健熙長子李在鎔。
李健熙早在1995年就開啟了長子接班程序，贈與正在留日的李在鎔61億韓元。這筆錢投入股市兩年後增值為536億韓元，用於購買低價發行的愛寶樂園可轉換債券和三星SDS附認股權債券。
當時，愛寶樂園董事會對賤賣債券的損己利人之舉持默許態度，只有三星小股東們堅決反對。低價轉讓可轉換債券，等於將股東的財富轉移給李在鎔個人，還侵犯了小股東優先購買三星電子股份的權利，削弱了他們的投票權，另致愛寶樂園至少損失969億韓元。
1998年，李在鎔成為愛寶樂園最大股東，愛寶樂園購入三星生命344萬股股票。至此，“愛寶樂園→三星生命→三星電子→三星信用卡→愛寶樂園”的循環控股結構得以確立。
李在鎔這一波操作可謂“四兩撥千斤”，以少量股權控制三星帝國。多次故技重施後，到2016年末，李在鎔財產已增加到約6.6萬億韓元。
循環出資和交叉控股是韓國財閥企業的最大特徵和痼疾之一。通過循環出資結構，財閥家族得以掌控公司。
對此，高舉財閥改革大旗的文在寅政府找準痛點，重拳出擊，主張將循環出資改為控股公司制。根據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2018年4月的報告，過去一年裡財閥企業循環出資的問題解決了85%。這個數字乍一看的確是大有進步，但卻治標不治本。
問題的關鍵在於，實行控股公司制存在一個重大漏洞——財閥家族將因此而著力擴大集團頂端持股公司的股本。
目前，三星、現代總裁個人對各自集團的持股率分別為0.56%、1.74%。已轉換為控股公司制的LG，總裁個人對集團的持股率為1.29%，GS是1.43%，SK則不過0.03%。
反觀各大財閥對各自子公司持股率：三星為44.87%、現代汽車為48.41%、LG為36.29%、GS為50.29%、SK則高達59.35%。
可見，即使財閥對整個公司的股份持有率降低，仍可通過持有子公司的大量股份獲得對集團整體的支配權。因此，循環出資也好，持股公司制也罷，無論哪種公司結構都絲毫不會影響財閥掌門人攫取利益。
文在寅上臺三年多來主推財閥改革，然而現實再次證明，三星在韓國的確是難以撼動的存在。文在寅仍未能實現“清算財閥積弊”的誓言。
5 財閥世襲走向終結？
今年5月，李在鎔在一封告全民道歉書中宣佈，不會讓子女繼承經營權。這是李在鎔首次正式就接班問題表明立場。此前，他曾在2016年12月的國會聽證會上表示“隨時願意讓賢”。外界將這番話解讀為：李在鎔認清了現實，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企業生存所必需的是高水平的職業經營。
三星在韓國是難以撼動的存在。
高麗大學商學院教授李漢相表示，三星需要不斷糾正備受詬病的經營問題，按照西方先進的經營模式進行改革。集團最大股東應帶領集團改組控股結構，進行集團經營。
在韓國社會，財閥是具有資源壟斷地位、超越行政與司法權力、掌控輿論風向的絕無僅有的存在。財閥權力一手遮天，經濟力集中，甚至被稱作“皇帝經營”。
首先，在“有錢無罪”的歪風下，財閥家族總能獲得司法特殊待遇，理由是萬年不變的“拯救經濟”。
財閥即使被判有罪，之後總會以“為國家經濟發展做出過貢獻”為由而獲緩刑或特赦。他們在獲得司法特殊照顧後，往往會信誓旦旦地說：“將為國家經濟發展進行更大規模投資。”
然而，韓國經濟因此獲得發展了嗎？事實證明，赦免財閥與經濟增長並沒有任何實證的關聯性。“有錢無罪”，折射出法律在韓國如何屈服於財權的現實。
其二，韓國媒體受財閥影響之深不得不察。
針對2017年李在鎔涉嫌行賄的特檢調查，韓國一些保守媒體頻頻釋放“一旦三星經營不善或導致韓國經濟危機”這類聳人聽聞的言論，輿論充斥著如果三星信譽受到調查影響，韓國經濟就“完了”的擔憂之聲。
可以說，這類擔憂如果成真，那麼說明問題很大，因為韓國經濟的未來竟命懸一線於個別財閥企業身上；如果擔憂沒有必要，也說明問題很嚴重，媒體有意誇大事實，財閥對媒體的滲透已破壞了媒體的獨立性和中立性。
其三，財閥改革涉及韓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
財閥借其大而不倒的地位“綁架”韓國經濟以及社會民生，財閥改革必然牽涉各個利益攸關方，面臨多方阻力。進步派政府主張對財閥進行改革，國內保守勢力則聲稱這會引起投資困難，甚至鼓動罷工。結果，總統不得不和財閥總裁見面，請求財閥企業增加投資，創造就業。
最後，筆者認為，
韓國財閥體制的積弊屬於典型的灰犀牛風險。體量巨大，潛在風險易被忽視，雖然暫時沒發生，但可以預見到必然會發生。近年來，韓國製造業面臨競爭力喪失等內生性問題，加之世界經濟放緩、中美經貿摩擦、日本對韓出口限制等外部挑戰，韓國經濟增長低迷，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經濟危機發生概率增大。為防止系統性風險，財閥改革刻不容緩。
然而，財閥處於韓國社會“食物鏈”的頂端，難有力量可以撼動其佔據絕對優勢的地位，因此對其改革極其困難。
財閥積弊猶如一個黑洞，消耗了許多社會資源，沒有人清楚誰將如何被裹挾進黑洞，但也難以抗拒這個靠著慣性運轉的體系，直到被其吞噬，或期待某種外力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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