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東南大學時期柳詒徵，柳氏從備受擁戴的“明師”到易長風潮中被師生指責為“漢奸”，最終遠走關外，其中與大學學術發展、人脈交往和校務管理等方面的複雜面相相關。本文從南高國文史地部和東大史學系主任職務的更替，考察柳詒徵在東大權力格局中的境遇，由此指出柳詒徵在東南大學的進退沉浮，是校園權力格局轉變的縮影，體現著大學治理面臨的困境和抉擇。本文出自《近代史學刊》第18輯，有刪節。作者牛力，任職於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
柳詒徵是民國時期“南高學派”的領軍人物。與柳共事東大且私交甚篤的吳宓後來評價說：“南京高師校之成績、學風、聲譽，全由柳先生一人多年培植之功。”南高舊友胡先驌也指出，其門下弟子“多能卓然自立”，時有“柳門”之譽。1923年5月，東大校內傳聞柳氏將於暑假後辭職，文史地部學生65人聯名致函校長郭秉文，力陳“柳先生任職本校多歷年所，學博而識卓，行高而言藹，使生等得窺門徑”，“本校史學一系，遂炳焉有聲”，懇請校方“留此明師，以慰來學”。足見其在學生中的影響力。但是，在1925年東大易長風潮中，柳氏卻成為校內“倒郭派”的骨幹力量。最終因受師生指責，不得不“負重謗”遠走關外。這一轉變，對柳詒徵個人的人生歷程有著重要影響，也讓後來者難以理解其間的曲折和隱情。
一 職位之謎
柳詒徵在東大的職位是個常被人道及卻語焉不詳的謎題。數十年後，吳宓在回憶中說：“東南大學之教授人才，亦以柳先生博雅宏通，為第一人。而乃取消柳先生多年連任之史地部主任及歷史系主任，使屈居徐則陵之下，此劉伯明之過，而東南大學之羞也！”同樣關注此事的還有海峽彼岸的郭廷以，郭曾在東大歷史系讀書，他在晚年自述中說：“徐先生離開歷史系後系主任不給柳先生，始終虛懸者，柳先生很不愉快。”吳、郭兩代人數十年後的回憶，內容或有錯漏，但都指向於此。尤其是徐則陵和柳詒徵的矛盾，不僅老師輩的吳宓看在眼裡，連學生輩的郭廷以也是念念不忘，不能不說此事在師生中印象之深刻。
對此問題，柳詒徵在簡短的自傳中一字未提。柳氏後人所作“柳詒徵年譜簡編”也沒有交代。門下弟子如張其昀、陳訓慈等在回憶中也所言甚少。1919年進入南高讀書的張其昀就認為，當時的文科主任為劉伯明，柳詒徵僅任“國文歷史教授”。以張其昀與柳詒徵的關係，他並無隱瞞的必要。之所以如此說，可見他對於此事之印象，也代表了當時眾人的觀感。郭提到，“民國八年，君（指劉伯明——引者注）遂辭金陵大學教席，專任高師訓育主任及文史地部主任”。此文作於1924年初，回憶當更為準確。兩相對照，此事似已成定論。而吳宓所言“取消柳先生多年連任之史地部主任及歷史系主任”一事，或為誤記。吳宓來到東大是在1921年9月。當時國文史地部主任一職，自1920年9月以來一直由劉伯明擔任，多處文獻已有明確交代。東大於1921年9月開校，史學系旋即成立，首任主任由徐則陵擔任（後詳）。吳宓所言與事實多有出入。但作為後來者的吳宓既然要為柳詒徵打抱不平，也沒有無中生有的必要。顯然他了解到在自己來校前的南高時期，柳詒徵曾在校內身居高位，即所指國文史地部主任一職。以二人的交誼，瞭解此事當不困難。
細加考辨，在1919年國文部改為國文史地部後，主任一職正是由柳詒徵擔任。
其一是南高校務會議的記錄。1919年9月，郭秉文重組校務會議，由各部科（當時南高設兩部、六專修科）分別選派兩名代表出席。一名為當然代表，由部科處主任擔任；另一名則由部科推舉產生。根據1919年度的南高校務會議名單，國文史地部代表為柳詒徵和王伯沆。在一份標明《校務會議代表》的文件中，列舉了當年由部科推舉產生的代表，其中國文史地部代表為王伯沆。可以推斷，柳詒徵是以當然代表的身份參加校務會議，正因其國文史地部的主任身份。
其二是個人薪金的變化。同樣以王、柳二人做比較。1918年，兩人的薪水都為180元。但1919年，柳詒徵的薪金突然增加到220元，而王則為200元。更為詭異的是，1920年，柳詒徵的薪金降到200元，這在當年全校可謂絕無僅有。對比同時期的劉伯明和數理化部主任張子高薪水的變化，更能明白其中緣由。劉伯明在1919年因出任學監主任，薪水增至160元。1920年因出任校長辦公室副主任和國文史地部主任，薪水更陡增至250元。張子高在1918年出任數理化部主任後薪水便達到200元，1919年更因兼任附中主任增至240元，此後也有增無減。對於柳詒徵薪水增降的合理解釋是：1919年，柳詒徵因擔任國文史地部主任職務，而額外加薪40元；1920年劉伯明接任主任後，柳又變回原薪。
其三是該學年校內的公函往來中，國文史地部諸多事務，都是由柳詒徵處理。如1920年5月，學校致函各部科主任“催交本科三年級生研究問題”，並列的寄發名單中均為各部科主任，其中國文史地部便是寫給柳詒徵。1920年5月28日，郭秉文給柳詒徵的信中寫道：“文史地部三年生學行成績等第，介紹部因介紹學生，急須參考，請煩即行評定交下，無任禱盼。再文史地部計劃及試題、研究題均已閱過。茲特奉還。”可見，柳詒徵不僅要給國文史地部的畢業生評定學行成績，而且負責擬定該部的發展計劃，這些都是主任的職責所在。
這說明在1919年國文史地部成立後，柳詒徵曾出任該部首任主任。吳宓所言，並非空穴來風。至於1918年度國文部主任是否也為柳詒徵，缺少直接的證據支持。考慮到多人對柳氏國文史地部主任職務的忽視，其任期當較為短暫。若連續兩年主持該部，應很難不被提及。但讓人費解的是，在南高編制的1919年度教員一覽中，對其他科部主任（如張子高為“數學理化部主任教員”、鄒秉文為“農業科主任”、楊杏佛為“商科主任”等）都明確註明其職務，唯對柳詒徵僅稱為“國文歷史教授”（與張其昀所說一致），而不稱主任職。
在柳詒徵的職位問題上，存在一些難以明辨的史實，但至少有兩個較明確的推論。第一，在1919學年，柳詒徵實際上擔負著國文史地部主任的職責。第二，柳詒徵雖有主任之實，卻無主任之名。這種有實無名的主任身份，造成了諸多歧義和費解之處，郭秉文、張其昀、吳宓等人看似矛盾的論說，或正源於此。校方不給名分的做法，顯然認為柳詒徵並不是國文史地部主任的理想人選，在某種程度上昭示著“以待賢者”的過渡色彩。1920年夏，劉伯明出任國文史地部主任，校方或早有安排。這種變動對柳詒徵而言，也應不在預料之外。
二 柳詒徵與徐則陵
1921年9月東南大學成立，設文理、農、工、商、教育五科，其中在文理科下設史學系。當時教員中，柳詒徵和徐則陵分別擔任中國史和西洋史教授。但史學系主任職務，並沒有請曾主持高師國文史地部的柳詒徵擔任，而是由徐則陵出任，也因此引發了前述吳宓和郭廷以的一番議論。直到1923年8月，因教育科主任陶行知離職，學校改請徐則陵出長教育科，史學系主任出現空缺。郭廷以認為學校“系主任不給柳先生，始終虛懸者”。但實際上，當時身為文理科主任並代理校務的劉伯明曾在1923年夏有意請柳詒徵出任史學系主任。因柳與吳宓交好，劉伯明還請吳宓前往“代勸柳先生擔任歷史系主任之職”。為此吳宓於9月8日“謁柳先生言之，柳先生意似可而語未可”。吳宓的這種描述可以理解為，柳詒徵內心是願意就任的，口頭上卻說不願意。面對這一模稜兩可的態度，劉伯明沒有堅請。此後的史學系主任也確實“始終虛懸”。
東大時期徐則陵和柳詒徵的矛盾可謂公開的秘密，連學生輩的郭廷以晚年都還記得二人“不大合得來”。作為史學系的兩大柱石，柳、徐二人雖明爭暗鬥，但並未演化成公開衝突，後來對此問題也諱莫如深，讓後來者對於其間的脈絡難以把握。從後見之明來看，徐則陵的學術成就和影響都無法與柳詒徵相提並論。但在當時，徐則陵在東大校園的地位卻在柳詒徵之上。
1920年，要“為教育界別樹一幟”的徐則陵來到南高後，便被委以重任。當年，他在南高開設了普通教授法、西洋文化史和西洋教育史三門課程，並擔任史地研究會西洋史和西洋教育史指導員。曾在芝加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歐洲史和教育史的徐則陵，熟知新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他在《史地學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多篇文章，致力於西洋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引進，對學生陳訓慈、劉掞藜等人有很大影響。當時國文史地部學生主辦的《史地學報》，呈現 “預世界之流”學術氣象，離不開徐則陵的引介之功。郭廷以在回憶中便稱，他在治學方法上受徐則陵的影響很大。“他用中國的歷史作例證來解釋西洋的新史學方法，他精通西洋歷史及研究方法，中國的學問也有根基，講來融會貫通，使人傾服。”當時徐則陵開設的西洋史在校內“很有名”。後來因就任教育科主任，無法為史學系學生開設此課，多人以此為憾。在1925年易長風潮後，因史學系教授乏人，徐則陵又回到該系開設西洋文化史。
更為重要的是，徐則陵回國後迅速成為校內一顆耀眼的新星，身居要職。1921年，徐則陵任史學系主任，並當選為東大評議會成員。1923年他擔任教育科主任後，被郭秉文委任為行政委員會委員。而行政委員會作為大學行政之中樞，實為校務管理最為核心的機構。徐則陵受到如此優待，一方面因其西洋留學生的身份，且致力引進西洋晚近的史學和教育學理論和方法，與前述南高倡導以西洋新知推進學科改造的總體取向相一致；另一方面，在人脈的編織上，徐則陵與當時校內最具權勢的郭秉文、陶行知、劉伯明等人私誼甚篤。徐則陵與陶行知、劉伯明曾為金陵大學的同學或同事。 劉伯明1923年病逝後，在12月13日舉行的校內追悼會上，由徐則陵報告劉伯明的生平事蹟，足見二人關係之密切。徐在哥倫比亞大學師從孟祿研究教育史，與陶、郭有著相似的教育背景和研究領域，因此互相引為同調。郭秉文甚至以“中國的孟祿”相稱，可見對其之倚重。徐則陵也能投桃報李，毅然放棄攻讀博士學位，受邀任教南高，並迅速進入學校權力的核心層。在校外，東南大學與江蘇教育會有著密切關係，並以教育科為平臺深深介入江蘇地方教育的建設和發展，徐則陵在其中承擔了重要角色。1922年5月，江蘇省曾請徐則陵出任省立六中校長，但為徐婉拒。徐則陵後來又成為江蘇省教育會會員，並在1924年8月當選省教育會評議員。
相比徐則陵的蒸蒸日上，柳詒徵顯得黯然失色，也就是吳宓所謂“屈居於徐則陵之下”。1920年柳詒徵卸任國文史地部主任後，還以教授推舉代表的身份擔任南高校務會議委員。1921年3月，他在校務會議提出“請設國文特班案”，其本意“在羅致社會中於國文素有研究之人，使再研究最新之哲學、教育學等。以期更換其思想，使與近今世界思想接近”。但這一提案在會上遭到質疑，認為此舉系“招致一般陳腐之人授以高師畢業證書”。該案最終沒能通過。1921年東大成立後，柳詒徵除參加教授會或出版委員會活動外，很少參與校務，逐步淡出大學的管理層。之所以如此，固然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與大學領導層的隔閡和分歧，才是根本原因。
四 “負重謗而走關外”
東大時期的柳詒徵因倡言改進校務與學校管理層日漸疏遠，但在校內師生中仍然享有很高的聲望。1923年5月傳言柳詒徵離職時，曾有國文史地部65名學生集體簽名挽留（當年國文史地部全部學生僅有85人）。同年12月，東大最重要的建築口字房不慎失火，學校損失達40萬元之巨。全體教職員為此組織了火災善後委員會，柳詒徵被高票推舉為該會委員。值得注意的是，在當選的七位委員中，還有竺可楨、秉志、楊銓、胡剛復、蕭純錦和陸志韋六人，其中多人都是後來易長風潮中“倒郭派”的要角。1925年1月易長風潮初起時，1月8日東大召開全體教職員會討論對策，決定組織臨時緊急校務委員會處理局面。柳詒徵當天並未出席會議，但仍被推舉為九位委員之一。這些都表明，在東大校內，以柳詒徵為代表倡言改進校務的教授們在教職員中有著很強的號召力。
與此同時，柳詒徵和校內以國民黨為主的左派教授交往頻繁，其中以蕭純錦、楊杏佛、熊正理、胡剛復、陳去病等人為代表。1924年11月，柳詒徵又因整理清宮文物與國民黨員陳去病、顧實等人赴京，和當時同在北京的楊杏佛多有往來。在楊杏佛等人的運作下，北京教育部於1925年1月突然宣佈罷免郭秉文校長職務，並因此引發了持續數月的易長風潮。毫無疑問，柳詒徵是易長風潮幕後重要的推動者。當年“倒郭派”學生骨幹羅時實在回憶中就曾提到，1925年2月初，柳詒徵、胡剛復和蕭純錦等人在文德里中國科學社商量倒郭事宜，並要求他“發動同學，作擁護新校長鬍敦復先生的活動”。2月22日蕭純錦寫給胡剛復和柳詒徵的信中，對此有著清晰的表述。信中提到，“茲奉來電，囑呈部恢復評議會，業已遵命照辦，並進一步請部取消董事會。想此事已得精衛、稚暉諸人合作。弟今日午後晤夷初，亦允考慮，且聲明恢復評議會為當然之事，大約不久即可發表。惟取消董事會一層，則取審慎態度。至電促敦復就職，則允即刻照辦”。該信3月3日被《時事新報》披露後，因涉及校內教授與國民黨力量聯合倒郭的圖謀，在校內激起軒然大波，被視為“倒郭派”勾結外人的罪狀而廣泛傳佈。為此，柳詒徵於3月4日致函學校行政委員會，質問校方私自拆閱並公開信件之行為，實為“幹犯法紀，蹂躪人權”。並宣佈即日起不再到校授課。同時，顧實、竺可楨、葉企孫等10名教授也聯名致函學校，強烈譴責“此種盜拆信件，製版登報之舉，實為中外共同之法律道德所不許，應請尊處迅即查明真相，公佈於眾。以維校譽，而釋群疑”。教授群體出現了公開分裂，校內群情激憤。3月9日，乃發生東大學生毆打新任校長鬍敦復的激烈舉動。也就是在這一事件中，徐則陵在圖書館月臺演講，公開將柳詒徵等人指為校內的“漢奸”。
徐則陵指稱柳詒徵為校內“漢奸”一事，實為二人矛盾中最為激烈的一筆。對此，當時人和後來者看法多有不同。陳訓慈在《劬堂學記》中回憶說，徐則陵“在群眾雲集之廣場上，高聲向眾揚言：說是教育部突然更動我們校長，是因為校內有‘漢奸’，說‘漢奸是誰？就是柳某某’（就直呼柳師之字——此據當時在校之舊同學告我，不少老友留母校者皆聽到而不平）”。相對中立的郭廷以晚年也提到此事。他說：“教育系主任徐則陵則在圖書館外月臺說：‘我們亂得這個樣子，是有漢奸在我們裡面。’”但沒有說漢奸就是柳詒徵。根據當時的記載，“三九事件”發生後，擁胡勢力曾多次公開通電，譴責此次暴力行為。其中雖提到徐則陵“聚眾演說，嗾合暴動”，但都沒有言及“漢奸”一事。反倒是“擁郭派”的東大教授會，在3月17日《申報》刊登的來函中說：“徐教授即力勸學生勿得用武，此為同行及在場之師生所共睹共聞。並推原禍始，斥責柳翼謀、胡剛復、蕭純錦三人為漢奸。此亦公意，非徐君一人之私言。”這一聲明，應能證明徐則陵指稱柳詒徵等人為漢奸確有其事。雖然教授會強調“此亦公意，非徐君一人之私言”，但考慮到長期以來徐、柳二人或明或暗的矛盾，兩位當事人對此應有不同的體會。
對於校內日漸高漲的對立情緒，“漢奸”之說可謂推波助瀾。3月9日下午，東大學生便召開全體緊急大會，“請胡、柳、蕭三教授自動辭職”。在此局面下，柳詒徵結束了自己近十年的南高、東大教授生涯，“負重謗走關外”。這裡所說的“重謗”，正是指“漢奸”的罪名。對於此事，後來人或能予以瞭解之同情。柳詒徵對學校當局的批評和責難，乃至後來參與“運動官廳”的行為，不過是基於改進校務的初衷。但是在當年東大校園，絕大部分師生顯然認可了“漢奸”的指責，甚至弟子陳訓慈對他這種“秘密運動之手段”也多有微詞。在易長風潮勢如水火的對立情緒中，原本改進校務的努力被貼上了“黨化”的大標籤，並和背後的政治圖謀聯繫在一起，被反覆渲染，甚至被誤讀。對於柳詒徵而言，這又是何等痛心的經歷。 正是這種痛心，使後來的柳詒徵“把定宗旨不再入該校”。
結語
對於自己在1925年東大易長風潮的處境，柳詒徵在自傳中有一段極簡的描述：“東大風潮中受人攻訐，說我想做文學院長，又說我想做江蘇教育廳長，我也不敢分辯，辭了東大教授應了東北大學的聘。”柳氏將東大風潮中受人攻訐歸因於職位問題（當時東大並無文學院之設，應為事後回憶之誤），卻有些出人意料。細細品味，柳氏所言實際上包含了三個層面的意味：其一，柳詒徵自己是否有意；其二，當時攻擊柳詒徵的人認為他有此意；其三，柳詒徵認為這不過是反對他的人以此相攻訐。對於最後一點，柳詒徵表現出不願分辯的姿態，最後一走了之。對於第二點，至少在當年攻擊他的人看來，職位問題是他在校內鼓動風潮的重要原因。考慮到連吳宓和郭廷以多年後對此仍念念不忘，此問題在當時校內應是公開的秘密。而對於第一點，柳詒徵曾經是南高國文史地部首任“有實無名”的主任，後來又兩次拒任東大史學系主任職。他更關注的，顯然並非個人的榮辱得失，而是大學場域的權力格局和教育學術的發展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