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舉行的首屆中國金融四十人“曲江論壇”上，CF40常務理事、中國進出口銀行原董事長李若谷就如何實現內外“雙循環”犀利發問——
第一個問題，如何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
李若谷表示，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4倍左右，靠內需、消費或者說內循環推動經濟增長可能就相對容易實現。
他強調，增加收入一定要增加就業，一定要增加分配。而要增加分配不能只提高工資和其他收入，必須要提高效率和效益。減員增效與需要增加的矛盾如何解決需要思考。考慮到現在民營企業基本上佔中國就業的80%以上，要想增加就業，就要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
第二個問題，如何充分利用和參與國際市場？
李若谷分析認為，40多年來改革開放取得成果，一是國內的原因，二是過去40年我們充分利用和參與國際市場，抓住了全球化發展的機遇。國際市場現在主要由發達國家主導，怎麼能利用好與國際市場之間的融合發展，這是一個主要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如何處理好監管和發展之間的平衡？
“對企業、金融業的監管，我個人認為不是越嚴越好。”李若谷表示，監管和管理一定要適應現在的發展水平、人員結構、人員水平、機構水平等等，也就是“適度為好”。
如何實現內外“雙循環”
文 | 李若谷
李若谷在首屆中國金融四十人“曲江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
中央最近提出以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循環雙輪推動的發展構想。過去兩年半，中國外部發展環境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這是提出雙循環構想的背景。我主要提出一些問題，供大家思考。
一問：如何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
現在提出的內循環與過去十多年提出的“靠內需推動、靠消費拉動增長”之間有沒有區別？區別是什麼？
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消費佔中國GDP的比重一直在30%-40%之間徘徊，有些年份有35%左右，去年大概在40%左右，應該說增長比較緩慢。去年達到40%的水平，是因為消費增加了還是因為GDP總量下降了，這也需要考慮。
一般發達國家的消費佔GDP比重大概為50%-70%，高的像美國佔到70%，較低的歐洲國家是50%多。發展中國家消費佔GDP比重基本在50%-60%，包括印度、巴西等。中國的消費佔GDP比重現在是所有國家中最低的。
要擴大內需，形成內循環為主，一個基本問題就是是否要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從發達國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來看，美國是4萬美元，歐洲在3-4萬美元之間，約合人民幣20萬—30萬。中國平均可支配收入是3萬多人民幣，城鎮稍微高一些，是4萬多元，農村只有1.6萬多元，和西方的差距大概在8倍左右。當然，中國的人口是歐洲、美國的4倍，所以要達到發達國家消費在GDP中的比例，中國的人均消費水平達到他們的1/4就可以實現。
粗略估算一下，美國的人均消費大概4萬多美元一年，歐洲也差不多，換算過來大約是20—30萬人民幣之間，除以4大約是6萬元人民幣左右。而中國的人均消費是2萬多人民幣，與美歐差10倍-15倍。
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要比現在的3萬多提高4倍，也就是城鎮要達到12萬-13萬、農村要達到6萬-7萬，如果能達到這個水平，靠內需、消費或者說內循環推動經濟增長可能就相對容易實現。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包括工資收入、投資收入和其他收入的增長。增加收入一定要增加就業，一定要增加分配。現在分配佔GDP的比例也是不高的。
要增加分配不能只提高工資和其他收入，必須要提高效率和效益。現在我國人口量非常大，勞動力也很多，減員增效是一個辦法，但是另一方面又需要增加就業，所以存在矛盾。怎麼解決這個矛盾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
現在民營企業基本上佔中國就業的80%以上，國有企業大概佔10%多。因此，要想增加就業，就要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如何才能建立一個對民營企業發展，同時對國營企業和其他形式經濟發展友好的體制和機制，是形成內循環為主的新格局的一個很重要的亟待考慮的問題。
二問：如何充分利用和參與國際市場？
過去40多年改革開放取得的成果，歸結為哪些主要的原因？
一是國內的原因。堅強的、團結一致的黨的領導，是我們內部能夠不斷髮展的重要原因。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斷地修改各種不合理的制度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幫助我們處理好了發展、穩定、改革之間的關係。
二是過去40年我們充分利用和參與國際市場，抓住了全球化發展的機遇。未來還要不要利用國際市場？如果要利用國際市場，就考慮遵守國際市場通行的規則。
中國2001年加入WTO之後，GDP總量從9萬億人民幣增長到2019年的100萬億人民幣。在沒有加入WTO之前，我們的GDP增長也很快，但當時的基數比較小。1978年是3000多億美元，到2000年增長到1萬多億。對比來看，加入WTO前的22年，GDP增長了4倍左右，加入WTO後在基數比較大的情況下，GDP在19年裡增長了10倍。這是一個事實。
在中國實力比較弱的時候，全世界包括髮達國家對中國的注意力沒那麼高。現在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影響力非常大，國際市場以及其他一些國家不會再忽視中國的一些做法。
國際市場現在主要由發達國家主導，怎麼利用好與國際市場之間的融合發展，這是一個主要的問題。我們經過了十餘年的努力才加入WTO，但現在面臨著WTO仲裁機制停擺、WTO總幹事提前一年離位、WTO已經不能發揮正常作用等等新情況。如果美國執意要退出這個機制，對中國的影響會是什麼樣的？
WTO改革目前還沒有提上國際社會的正式日程，將來如果改革會對中國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是個未知數。在加入WTO的20年裡，我們享受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和優惠，今後還會不會有也是要考慮的問題。
現在正在進行的中歐全面投資協議的談判能不能達成？主要困難在哪些方面？如果達不成協議，歐洲有沒有可能跟著美國一同對中國採取一些不利的舉動？實際上這些問題就是我們要不要繼續利用國際市場，以及要不要向國際法、國際規則靠攏的問題。
三問：如何處理好監管和發展之間的平衡？
最後一個問題，關於監管的理念。
對企業、金融業的監管，我個人認為不是越嚴越好。監管和管理一定要適應現在的發展水平、人員結構、人員水平、機構水平等等，也就是“適度為好”。
過去有一些提法叫“零容忍”，這個提法值得商榷。要不要學會“放水養魚”？打一個比方，我們為了修補生態環境，現在對捕魚的網有要求，比如網眼不能太小，要把中小的魚漏出去。如果是竭澤而漁，明年打什麼魚？
如何在監管與發展之間找到平衡，怎麼能夠使監督和管理既適應風險控制的要求，又能促進企業和經濟的不斷髮展和壯大，是我們不得不思考的一個問題。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一直到中期，我見了很多美國各個領域的學者、監管人員，他們一致認為中國的銀行業已經技術性破產，中國的金融風險是非常大的。但是在剝離了4萬多億不良資產以後，一下子就有6家中國的銀行躋身全球十強，上升速度很快。
美國是一個非常注重風險控制，並且經常提醒其他國家注重風險問題的國家。這樣一個十分強調風險的國家，為什麼監管還會有這麼大的漏洞，乃至於戰後甚至100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發生在華爾街？我曾經和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有過面對面的討論。針對監管問題，格林斯潘的回答是“The less, the better”（越少越好）。到底什麼樣的監管才能夠處理好發展和風險控制的關係？我想提出這樣一些問題供大家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