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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明州复增设定海一县，共辖六县。则此地区设县总数比西汉增长了一倍。西汉会稽一郡，大体指北宋镇江府以东、以南，包括福建一路的区域，当时共设二十六县，至北宋，此地区已共设一百二十六县，增长一百个县邑。西汉豫章郡，大体相当北宋江南西路。西汉设十八县，北宋已增至五十四县。帝制中期形成的这一州县两级政治城市架构，从宋代起基本稳定，此后变化不大。至明代，全国共设三百三十三个州府，一千一百三十八个县邑，大体与北宋持平。十分明显的是，从秦汉到两宋，分析郡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人口的增长，而不是其他。
北宋
不过主要出于对地方实现政治控制的需要，郡县政治城市的设置也绝非完全按人口数量均衡地展开，而是视地域、人口以及边防军事需要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的。所以从西汉到两宋，郡县城市的设置在人口与辖土两方面都呈不平衡状态。不同地区县邑等级差别与不同时期县均户口数的演变，可为明证。两汉时期十三部州设县数及县均户口数可见不同地区设置县级城市的比例颇不平衡。如西汉司隶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且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地区，因此政治城市的设置最为密集，共设县邑一百三十二个。同时期的扬州刺史部则处于地旷人稀的状态，其地域面积虽远远大于司隶部，却仅设县邑九十三个。
扬州
估计后者政治城市的密度大约仅为前者的三分之一左右。同样的，两汉各地县均户口数也十分的不平衡，户口密集的地区，如司隶、豫州、兖州等地，虽每县地域可能不及他处之广，县均户数都超过了全国平均值，一些相对边缘的地区如并州、交趾等，每县地域虽广，县均户数却仍大大低于全国平均值。有些地区，虽户口数有明显增长，如东汉时期的扬州，县均户数已超过全国平均值，却由于既非边境军事要地，又非全国政治中心，并未随之分析县邑，其设立政治城市之数仍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准。两汉以后，全国城市总体布局基本维持上述格局而略有调整。
兖州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影响，人口减少，以及南方地区滥设侨州郡县等因素，地方政治城市数量大增，而县均户数却明显下降，到唐初其影响仍未消除。进入盛唐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与州县设置的调整，其与两汉时期的比较也才具有反映历史发展长期趋势的意义京畿道、都畿道、河北道、河南道、河东道等政治中心以及经济较早发展地区，不仅每县平均管辖的地域大大低于全国平均值，而且县均人口数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值。如都畿道二十七县，县域辖地面积不到平均值的百分之四十，全国最低，县均户数则为全国平均值的一点七倍有余。
南北朝
这应该是由于唐代中期起全国政治与经济中心向以洛阳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的反映；京畿道五十一县，县域辖地虽比都畿道略广，县均户数则高于前者，达全国平均值的一点八八倍有余，为全国最高。这说明截止唐代前期，黄河中下流仍为全国设置政治城市最为密集地区。变化最为明显的当属江南东道，它的九十七个县邑平均辖地范围虽仅略低于全国平均值，县均户数则达到了全国最高的一万一千三百五十五余户，使人感到这一地区社会发展的势头。而一些边缘地域，如陇右、关内等道，虽县均辖地远高于全国平均值，县均户数却很低。
黄河中下游
其中唯江南西道等，县均户数已大为超出平均值，县邑数量却仍远低于一般水准，反映了政治城市设置落后于当地社会发展水准的情形。从唐到宋州县城市布局的基本格局。一府二十三路，大致可按地理及经济发展水准，分为华北（开封府、河北、京东、京西）、关中河东（永兴军、秦凤、河东）、东南（淮南、江南、荆湖、两浙）、川蜀（成都府、夔州、利州、梓州）、岭南（福建、广东、广西）等五个全国性大区域，其中州县城市设置的水准各不相同。华北为传统农耕发达地区，且居全国政治中心，北部与辽国接壤，当地县均辖地与户数均低于全国平均值。
江南
其中县均所辖户口数仅为全国平均值的百分之八十五，表明在中华文明这个传统的中心地带经济发展已显迟滞，同时历史因素与军政需要则使得其州县的设置水准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关中河东地区与黄河下游相似，由于边境地区有些县分辖地相对阔远，它的县均辖地面积基本与全国平均值持平，但县均户数则为全国最低，仅为平均值的百分之六十三。
关中
其中只有位于关中平原中心的永兴军路县均户数略高，但仍不到全国平均值的百分之八十。包括淮南、江南、荆湖与两浙的东南各路，是当时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区域，相比于前代，人口进一步聚集，达到县均两万两千八百三十七户，为全国平均值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但其州县城市的设置却明显低于全国水准，平均每两千五百二十八公里才设置一个县邑，比全国平均水准低了四分之一有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