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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明州復增設定海一縣，共轄六縣。則此地區設縣總數比西漢增長了一倍。西漢會稽一郡，大體指北宋鎮江府以東、以南，包括福建一路的區域，當時共設二十六縣，至北宋，此地區已共設一百二十六縣，增長一百個縣邑。西漢豫章郡，大體相當北宋江南西路。西漢設十八縣，北宋已增至五十四縣。帝制中期形成的這一州縣兩級政治城市架構，從宋代起基本穩定，此後變化不大。至明代，全國共設三百三十三個州府，一千一百三十八個縣邑，大體與北宋持平。十分明顯的是，從秦漢到兩宋，分析郡縣的主要推動力來自於人口的增長，而不是其他。
北宋
不過主要出於對地方實現政治控制的需要，郡縣政治城市的設置也絕非完全按人口數量均衡地展開，而是視地域、人口以及邊防軍事需要等多方面因素，綜合考慮的。所以從西漢到兩宋，郡縣城市的設置在人口與轄土兩方面都呈不平衡狀態。不同地區縣邑等級差別與不同時期縣均戶口數的演變，可為明證。兩漢時期十三部州設縣數及縣均戶口數可見不同地區設置縣級城市的比例頗不平衡。如西漢司隸部人口密集，經濟發達，且作為全國政治中心地區，因此政治城市的設置最為密集，共設縣邑一百三十二個。同時期的揚州刺史部則處於地曠人稀的狀態，其地域面積雖遠遠大於司隸部，卻僅設縣邑九十三個。
揚州
估計後者政治城市的密度大約僅為前者的三分之一左右。同樣的，兩漢各地縣均戶口數也十分的不平衡，戶口密集的地區，如司隸、豫州、兗州等地，雖每縣地域可能不及他處之廣，縣均戶數都超過了全國平均值，一些相對邊緣的地區如幷州、交趾等，每縣地域雖廣，縣均戶數卻仍大大低於全國平均值。有些地區，雖戶口數有明顯增長，如東漢時期的揚州，縣均戶數已超過全國平均值，卻由於既非邊境軍事要地，又非全國政治中心，並未隨之分析縣邑，其設立政治城市之數仍大大低於全國平均水準。兩漢以後，全國城市總體佈局基本維持上述格局而略有調整。
兗州
兩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戰爭的影響，人口減少，以及南方地區濫設僑州郡縣等因素，地方政治城市數量大增，而縣均戶數卻明顯下降，到唐初其影響仍未消除。進入盛唐以後，隨著人口的增長與州縣設置的調整，其與兩漢時期的比較也才具有反映歷史發展長期趨勢的意義京畿道、都畿道、河北道、河南道、河東道等政治中心以及經濟較早發展地區，不僅每縣平均管轄的地域大大低於全國平均值，而且縣均人口數明顯高於全國平均值。如都畿道二十七縣，縣域轄地面積不到平均值的百分之四十，全國最低，縣均戶數則為全國平均值的一點七倍有餘。
南北朝
這應該是由於唐代中期起全國政治與經濟中心向以洛陽地區為中心的黃河中下游地區轉移的反映；京畿道五十一縣，縣域轄地雖比都畿道略廣，縣均戶數則高於前者，達全國平均值的一點八八倍有餘，為全國最高。這說明截止唐代前期，黃河中下流仍為全國設置政治城市最為密集地區。變化最為明顯的當屬江南東道，它的九十七個縣邑平均轄地範圍雖僅略低於全國平均值，縣均戶數則達到了全國最高的一萬一千三百五十五餘戶，使人感到這一地區社會發展的勢頭。而一些邊緣地域，如隴右、關內等道，雖縣均轄地遠高於全國平均值，縣均戶數卻很低。
黃河中下游
其中唯江南西道等，縣均戶數已大為超出平均值，縣邑數量卻仍遠低於一般水準，反映了政治城市設置落後於當地社會發展水準的情形。從唐到宋州縣城市佈局的基本格局。一府二十三路，大致可按地理及經濟發展水準，分為華北（開封府、河北、京東、京西）、關中河東（永興軍、秦鳳、河東）、東南（淮南、江南、荊湖、兩浙）、川蜀（成都府、夔州、利州、梓州）、嶺南（福建、廣東、廣西）等五個全國性大區域，其中州縣城市設置的水準各不相同。華北為傳統農耕發達地區，且居全國政治中心，北部與遼國接壤，當地縣均轄地與戶數均低於全國平均值。
江南
其中縣均所轄戶口數僅為全國平均值的百分之八十五，表明在中華文明這個傳統的中心地帶經濟發展已顯遲滯，同時歷史因素與軍政需要則使得其州縣的設置水準高於全國其他地區。關中河東地區與黃河下游相似，由於邊境地區有些縣分轄地相對闊遠，它的縣均轄地面積基本與全國平均值持平，但縣均戶數則為全國最低，僅為平均值的百分之六十三。
關中
其中只有位於關中平原中心的永興軍路縣均戶數略高，但仍不到全國平均值的百分之八十。包括淮南、江南、荊湖與兩浙的東南各路，是當時全國社會經濟發展最為迅速的區域，相比於前代，人口進一步聚集，達到縣均兩萬兩千八百三十七戶，為全國平均值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但其州縣城市的設置卻明顯低於全國水準，平均每兩千五百二十八公里才設置一個縣邑，比全國平均水準低了四分之一有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