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2日，一個名叫王圓籙的道士在敦煌莫高窟今編號16窟甬道北面的牆壁上發現了一個約10平方米、高2米多的石窟，俗稱藏經洞，今編號17窟。裡面堆滿了寫卷（少數刻經）、絹畫、紙畫等。這就是舉世聞名的敦煌大發現。
王圓籙
敦煌遺書，又稱敦煌文獻、敦煌文書、敦煌寫本，1900年，道士王園籙發現於藏經洞。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窟前又續有發現。遺書總數超過四萬件，其中漢文寫本在三萬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
敦煌莫高窟壁畫,近事女,第17窟北壁,晚唐
約6萬卷，其中佛經約佔90%，目前分散在全世界，如大英博物館、巴黎國立圖書館、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等，1910年入藏京師圖書館時，只餘8000餘件，目前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16000餘件，為該館四大"鎮館之寶"之一(另三件分別為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和趙城金藏)。
國圖鎮館之寶
敦煌文書的抄寫年代，最早的是前秦甘露元年（359）日本中村不折舊藏（今藏日本書道博物館）《譬喻經一卷》。最晚的是英藏S.4358卷，抄寫有宋仁宗天聖九年（1031）創作《李相公嘆真身（首題）》。這就是說，近6萬件敦煌文書的時間跨度近7個世紀。
敦煌壁畫
敦煌文書的內容十分豐富，就其中的漢文文書來說，古代典籍中的經、史、子、集四部文獻都有。尤其可貴的是，一些官府或寺院的檔案資料，下層民眾的生活應用文、宗教應用文，都是傳統典籍中沒有的。按照現代學術分類，敦煌文書除了百分之八十是佛教典籍外，還包括哲學、經濟、政治、法學、社會學、人口學、民族學、歷史、其他宗教、文學、語言學、體育學、管理學、醫學、科技等方面的內容，可以說是中國中古社會的百科全書。
涵蓋內容
經
寫本題款有紀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為西涼建初元年(405)所寫《十誦比丘戒本》，最晚者為宋鹹平五年(1002)《敦煌王曹宗壽編造帙子入報恩寺記》，漢文寫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寫於中唐至宋初。
敦煌漢文寫本中佛典佔百分之九十五，包括經、律、論、疏釋、贊文、陀羅尼、發願文、啟請文、懺悔文、祭文、僧傳、經目等。《金剛經》、《妙法蓮華經》之類的複本甚多，也發現一些中土已佚的經卷，如隋唐時再三遭禁的三階教的教義經文，以及一批疑偽經等。
敦煌佛典中的一些卷子，近年來引起學者們的注目。如《楞伽師資記》及王錫撰《頓悟大乘正理訣》等，可用以說明8世紀拉薩法諍的情況。藏僧管·法成的《瑜伽師地論》講義錄等，則反映了藏族學者對漢、藏兩族文化的貢獻。
漢文遺書中非佛典文獻佔百分之五，其中包括經、史、子、集四部。經部中，隸古定《尚書孔氏傳》十分重要，皇侃撰《論語疏》也引起學者們的注意。屬於小學類的韻書有二十餘件，其中有陸法言的《切韻》等。
敦煌遺書
史
史部包括史書、政書、地誌、氏族志等。其中有孔衍撰《春秋後語》、蔡謨注《漢書》等佚書。由於唐《律疏》、《公式令》、《神龍散頒刑部格》、《水部式》等卷的發現，使人們對唐代的律、令、格、式(見律令格式)有了新認識(參見彩■圖插頁第49頁)。《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沙州都督府圖經》等卷，對考釋絲綢之路地理有重要價值。《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等件有助於研究唐代門閥觀念的演變。
敦煌遺書-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 天行健
子
子部除佛典外，還發現了另幾種宗教典籍。其中有道教卷子五百件以上。北朝寫本《老子道德經想爾注》以及《老子化胡經》等佚道經，近年亦引起學者們的注意。摩尼教方面，有《摩尼光佛教法儀略》等。景教方面，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等。這些佚經的發現，推動了東西學者對於摩尼教、景教的研究。此外，還有醫書、算經、曆書、占卜書、類書、書儀等。
集
集部有別集、詩、曲子詞、變文、講經文、押座文、話本、俗賦、詞文等。1957年中國出版的《敦煌變文集》，蒐集了變文、押座文等寫本一百九十件，其中有著名的《降魔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王昭君變文》、《廬山遠公話》等。此外，列寧格勒藏本《雙恩記》亦頗著名。敦煌出的唐人選唐詩，可補《全唐詩》之佚。在二十餘件《王梵志白話詩》寫本中，以列寧格勒所藏大曆六年(771)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抄本為善本。《雲謠集雜曲子》等寫本的發現，對研究詞曲史有重要意義。對敦煌曲的研究，在海內外是一重要專題。此外，唐代劉鄴《甘棠集》、崔融編《珠英學士集》，都是《新唐書·藝文志》著錄而後亡佚的集子。
法藏伯希和敦煌遺書精選
其他
敦煌文獻中具有珍貴史料價值的是"官私文書"。
"官文書"有符、牒、狀、帖、榜文、判辭、過所、公驗、度牒、告身、籍帳等;有與戶部、刑部、兵部相關的文書片斷;《河西節度使判集》有助於對安史之亂後河西政治經濟狀況的研究;《沙州進奏院上本使狀》及歸義軍節度使相關的文書，使晚唐、五代沙州的歷史面貌重新明朗(見沙州歸義軍);軍制、市制、屯田、長行馬等有關文書，使各種制度得以稽考;籍帳方面，包括計帳、戶籍、差科簿等已發表的多達二十餘件，對《西魏大統十三年計帳》的研究，使西魏均田制的許多問題得以探明;唐天寶年間《煌郡煌縣差科簿》為唐前期雜徭、色役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珍貴材料。
"私文書"有契券、社司轉帖、帳歷、書牘、分家產文書、遺書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貸契、買賣契、僱傭契等對於研究唐五代及宋初的勞動者身份地位以及租佃關係、高利貸經營等方面的問題，都是第一手資料。寺院文書是官私文書的一個分支，約有五百件以上。如僧官告身、度牒、戒牒、僧尼籍、轉經歷、追福疏、諸色入破歷、器物名籍以及各種契約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團政治經濟結構的好材料。
敦煌文書中，還有藏文、于闐文、突厥文、回鶻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種文字的寫本。藏文《吐蕃歷史文書》、古突厥文《摩尼教懺悔文》、于闐文《于闐沙州紀行》等，均負有盛名。
敦煌遺書內容可分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兩大部分。宗教典籍佔80%，包括經律、論、疏釋、贊文、陀羅尼、發願文、啟請文、仔海文、祭文、僧傳、經國等。《金剛經》、《妙法蓮華經》之類的複本甚多，也發現一些中土已佚的經卷，如隋唐時再三遭禁的三階教的教義經文，以及一批疑偽經等。宗教典籍除佛典外，還發現了另幾種宗教典籍。其中有道教卷子500件以上。北朝寫本《老子道德經想爾注》以及《老子化胡經》等佚道經。摩尼教方面，有《摩尼光佛教法儀略》等。景教方面，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等。其中有一部分是久佚之典，具有補缺、輯佚之功，豐富了我國文獻寶庫;另一部分，雖是傳世文獻所已有的，但為從事校勘訂補工作，提供了難得的版本。這些佚經的發現，推動了東西學者對於摩尼教、景教的研究。
敦煌遺書:彩繪插圖《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全本
價值
敦煌文書的價值是多方面的，這裡僅舉幾個方面的例子予以說明。
敦煌文書中數量最多的是佛教典籍，這些佛典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敦煌寫經是寫本時代的產物，保存著佛籍翻譯初期的面貌，可以校勘宋代以後開雕的各種大藏經。第二，敦煌寫經中保存了不少的古佚經，可以補足宋以後各藏經的不足。第三，敦煌文書中保存了數量不少的佛教史料，可以利用這些史料研究佛教史上一些重大的問題。比如佛教中的三階教，在唐代多次遭到禁燬，其典籍大都散佚。敦煌文書中的三階教典籍，使我們獲得了較為豐富的史料，可以全面瞭解和研究中國佛教史上這一重要的宗派。再比如，早期禪宗的經典，大多已經散佚。敦煌禪宗資料則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禪宗史上還有一些重要的人物，沉沒在歷史泥沙中，已無人知曉，而敦煌禪宗史料讓他們重新浮現於世。
敦煌遺書
敦煌文書中保存了豐富的經、史、子、集四部書的內容。儒家的經典，唐代已形成了12經（宋代增補《孟子》成13經）。這12部經典，敦煌文書中除《周禮》《儀禮》和《公羊傳》外，其餘9種都有保存，或有幾種抄本，或有幾十種抄本，還有一些早已散失的漢魏六朝的註疏，更為珍貴。這些寫本中，有一些是當時寺學學郎抄寫的，訛誤較多。也有一些是經過精心校勘的“善本”，反映儒家經典在唐代的情形。
敦煌文書中的史部類著作數量很多，價值更大。可以說這些史料揭開了晚唐五代宋初西北史的新篇章。九世紀中葉前後，是中國西北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840年，蒙古高原上的漠北迴鶻大批西遷，進入河西走廊和今新疆東部地區。842年，吐蕃王朝內亂，吐蕃在今甘肅和新疆地區的統治土崩瓦解。這樣在西北地區，就出現了諸多勢力集團，它們擴充實力，搶佔地盤，形成複雜的割據政權。比如，以敦煌為中心的漢族歸義軍節度使政權，以張掖為中心的甘州回鶻政權，以吐魯番為中心的西州回鶻政權。規模略小一點的，武威一帶由吐蕃支系末部控制，于闐地區成為小月氏遺種仲雲人的天下。晚唐五代時期，中原王朝勢力衰微，沒有能力控制西北地區，史書記載也極其有限。藏經洞出土的一大批公私文書，為我們探討西北民族變遷提供了豐富的原始材料。
敦煌文書中的文學資料也非常珍貴。我們過去看到的大量的古代文學資料，是經過歷代文人篩選過的，嚴格意義上說是貴族文學。敦煌出土的文學，正是中古社會下層民眾的原生態文學。通過這些文學資料，我們發現，敦煌民眾運用文學，並不是作為案頭讀物，而是作為各種生活儀式的組成部分。比如，婚禮上由伴郎、伴娘和儐相人員口誦對答的唱詞《下女夫詞》，女兒出嫁時母親訓導的唱詞《崔氏夫人訓女文》，鬧新房時的《祝願新郎新娘文》，年終驅儺求福的《兒郎偉》等。敦煌流行著“俗講”，由俗講僧向世俗聽眾通俗講解佛經，“俗講”所用的底本就是講經文，敦煌講經文大約有24篇。敦煌還流行“轉變”，“轉變”就是轉唱變文，由藝人對著圖畫講唱故事，圖畫是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或瞬間。敦煌文書中保存的20多篇變文在敦煌文學中最有特色。像《廬山遠公話》《韓擒虎話本》等“話本”，更是宋元白話小說的先河。敦煌曲子詞是宋詞的源頭，其中有宴飲場合的歌辭，打鬼驅儺的歌辭，還有七月七日乞巧儀式上唱詞，婚儀上的調侃詞。文學作品中，既有中原文人傳世佳作的抄本和佚作，如韋莊《秦婦吟》， 300餘首王梵志詩等，更有不曾傳世的地方性俗文學作品，如詩詞、賦、變文、講經文、押座文、俚曲、因緣、兒郎偉等。與民間儀式的關係非常密切。敦煌文學是民間自生自為的文學，它雖不是原始文學，但其特殊性卻具有“考古學資料”和“現存原始部族的民族學資料”一樣的價值。
敦煌遺書的年代上起東漢，下至元代(即2~14世紀)。其間，三國、兩晉、梁、陳、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後梁、後唐、後晉、後周、北宋、沙州回鵑、西夏、元朝、明朝等10多個朝代的文獻都有所保存，成為研究各個朝代歷史和文化的珍貴資料。其主要部分，更是傳統文獻寶庫中所佚缺者，價值尤為珍貴。 其中有紀年者近千件，現知最早的為西涼建初元年(405)，最晚的為宋鹹平五年(1002)。大部分漢文寫本寫於中唐至宋初。漢文遺書除95%以上為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獻外，其餘為經、史、子、集、官私檔案、醫藥天文、詩詞俗講等。寫本題款有紀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為公元405年(西涼建初元年)所寫《十誦比丘戒本》，最晚者為公元1002年(宋鹹平五年)《敦煌玉曹宗壽編造帙子入報恩寺記》，漢文寫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寫於中唐至宋初。
寺院文書反映著寺廟的生產和生活。各種社約從不同側面展示了中古社會的民間社團、教團組織及其活動。張、曹二氏歸義軍政權時代的各種遺書，可瞭解敦煌地方史，敦煌石窟的鑿建與發展，敦煌同鄰近各民族的關係，以及敦煌和河西諸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種地誌、官私譜書也是稀世之珍。科技史方面的天文歷算、醫藥術數價值極高。如《全天星圖》，是現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數最多的星圖。醫藥文獻中則有久佚的醫書和醫方。
總之，敦煌遺書以其內容廣博、彌足珍貴而聞名於世，推進了中世紀中國和中亞的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文字學、民族學、宗教學、文學、藝術、書志學、歷史地理學和科技史等各個領域的研究。國際上許多國家都有相應的研究機構和組織在從事敦煌遺書的研究工作，以至形成20世紀國際上的一門顯學--"敦煌學"(嚴格意義上的"敦煌學" 還包括敦煌石窟藝術考古和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