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2日，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在敦煌莫高窟今编号16窟甬道北面的墙壁上发现了一个约10平方米、高2米多的石窟，俗称藏经洞，今编号17窟。里面堆满了写卷（少数刻经）、绢画、纸画等。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敦煌大发现。
王圆箓
敦煌遗书，又称敦煌文献、敦煌文书、敦煌写本，1900年，道士王园箓发现于藏经洞。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窟前又续有发现。遗书总数超过四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三万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
敦煌莫高窟壁画,近事女,第17窟北壁,晚唐
约6万卷，其中佛经约占90%，目前分散在全世界，如大英博物馆、巴黎国立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等，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时，只余8000余件，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16000余件，为该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另三件分别为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和赵城金藏)。
国图镇馆之宝
敦煌文书的抄写年代，最早的是前秦甘露元年（359）日本中村不折旧藏（今藏日本书道博物馆）《譬喻经一卷》。最晚的是英藏S.4358卷，抄写有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创作《李相公叹真身（首题）》。这就是说，近6万件敦煌文书的时间跨度近7个世纪。
敦煌壁画
敦煌文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就其中的汉文文书来说，古代典籍中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都有。尤其可贵的是，一些官府或寺院的档案资料，下层民众的生活应用文、宗教应用文，都是传统典籍中没有的。按照现代学术分类，敦煌文书除了百分之八十是佛教典籍外，还包括哲学、经济、政治、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历史、其他宗教、文学、语言学、体育学、管理学、医学、科技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中古社会的百科全书。
涵盖内容
经
写本题款有纪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为西凉建初元年(405)所写《十诵比丘戒本》，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1002)《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汉文写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
敦煌汉文写本中佛典占百分之九十五，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祭文、僧传、经目等。《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之类的复本甚多，也发现一些中土已佚的经卷，如隋唐时再三遭禁的三阶教的教义经文，以及一批疑伪经等。
敦煌佛典中的一些卷子，近年来引起学者们的注目。如《楞伽师资记》及王锡撰《顿悟大乘正理诀》等，可用以说明8世纪拉萨法诤的情况。藏僧管·法成的《瑜伽师地论》讲义录等，则反映了藏族学者对汉、藏两族文化的贡献。
汉文遗书中非佛典文献占百分之五，其中包括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中，隶古定《尚书孔氏传》十分重要，皇侃撰《论语疏》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属于小学类的韵书有二十余件，其中有陆法言的《切韵》等。
敦煌遗书
史
史部包括史书、政书、地志、氏族志等。其中有孔衍撰《春秋后语》、蔡谟注《汉书》等佚书。由于唐《律疏》、《公式令》、《神龙散颁刑部格》、《水部式》等卷的发现，使人们对唐代的律、令、格、式(见律令格式)有了新认识(参见彩■图插页第49页)。《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沙州都督府图经》等卷，对考释丝绸之路地理有重要价值。《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等件有助于研究唐代门阀观念的演变。
敦煌遗书-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 天行健
子
子部除佛典外，还发现了另几种宗教典籍。其中有道教卷子五百件以上。北朝写本《老子道德经想尔注》以及《老子化胡经》等佚道经，近年亦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摩尼教方面，有《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等。景教方面，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等。这些佚经的发现，推动了东西学者对于摩尼教、景教的研究。此外，还有医书、算经、历书、占卜书、类书、书仪等。
集
集部有别集、诗、曲子词、变文、讲经文、押座文、话本、俗赋、词文等。1957年中国出版的《敦煌变文集》，搜集了变文、押座文等写本一百九十件，其中有著名的《降魔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王昭君变文》、《庐山远公话》等。此外，列宁格勒藏本《双恩记》亦颇著名。敦煌出的唐人选唐诗，可补《全唐诗》之佚。在二十余件《王梵志白话诗》写本中，以列宁格勒所藏大历六年(771)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抄本为善本。《云谣集杂曲子》等写本的发现，对研究词曲史有重要意义。对敦煌曲的研究，在海内外是一重要专题。此外，唐代刘邺《甘棠集》、崔融编《珠英学士集》，都是《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而后亡佚的集子。
法藏伯希和敦煌遗书精选
其他
敦煌文献中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
"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帐等;有与户部、刑部、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断;《河西节度使判集》有助于对安史之乱后河西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及归义军节度使相关的文书，使晚唐、五代沙州的历史面貌重新明朗(见沙州归义军);军制、市制、屯田、长行马等有关文书，使各种制度得以稽考;籍帐方面，包括计帐、户籍、差科簿等已发表的多达二十余件，对《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的研究，使西魏均田制的许多问题得以探明;唐天宝年间《煌郡煌县差科簿》为唐前期杂徭、色役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
"私文书"有契券、社司转帖、帐历、书牍、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对于研究唐五代及宋初的劳动者身份地位以及租佃关系、高利贷经营等方面的问题，都是第一手资料。寺院文书是官私文书的一个分支，约有五百件以上。如僧官告身、度牒、戒牒、僧尼籍、转经历、追福疏、诸色入破历、器物名籍以及各种契约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团政治经济结构的好材料。
敦煌文书中，还有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种文字的写本。藏文《吐蕃历史文书》、古突厥文《摩尼教忏悔文》、于阗文《于阗沙州纪行》等，均负有盛名。
敦煌遗书内容可分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两大部分。宗教典籍占80%，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仔海文、祭文、僧传、经国等。《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之类的复本甚多，也发现一些中土已佚的经卷，如隋唐时再三遭禁的三阶教的教义经文，以及一批疑伪经等。宗教典籍除佛典外，还发现了另几种宗教典籍。其中有道教卷子500件以上。北朝写本《老子道德经想尔注》以及《老子化胡经》等佚道经。摩尼教方面，有《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等。景教方面，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其中有一部分是久佚之典，具有补缺、辑佚之功，丰富了我国文献宝库;另一部分，虽是传世文献所已有的，但为从事校勘订补工作，提供了难得的版本。这些佚经的发现，推动了东西学者对于摩尼教、景教的研究。
敦煌遗书:彩绘插图《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全本
价值
敦煌文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举几个方面的例子予以说明。
敦煌文书中数量最多的是佛教典籍，这些佛典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敦煌写经是写本时代的产物，保存着佛籍翻译初期的面貌，可以校勘宋代以后开雕的各种大藏经。第二，敦煌写经中保存了不少的古佚经，可以补足宋以后各藏经的不足。第三，敦煌文书中保存了数量不少的佛教史料，可以利用这些史料研究佛教史上一些重大的问题。比如佛教中的三阶教，在唐代多次遭到禁毁，其典籍大都散佚。敦煌文书中的三阶教典籍，使我们获得了较为丰富的史料，可以全面了解和研究中国佛教史上这一重要的宗派。再比如，早期禅宗的经典，大多已经散佚。敦煌禅宗资料则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禅宗史上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物，沉没在历史泥沙中，已无人知晓，而敦煌禅宗史料让他们重新浮现于世。
敦煌遗书
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丰富的经、史、子、集四部书的内容。儒家的经典，唐代已形成了12经（宋代增补《孟子》成13经）。这12部经典，敦煌文书中除《周礼》《仪礼》和《公羊传》外，其余9种都有保存，或有几种抄本，或有几十种抄本，还有一些早已散失的汉魏六朝的注疏，更为珍贵。这些写本中，有一些是当时寺学学郎抄写的，讹误较多。也有一些是经过精心校勘的“善本”，反映儒家经典在唐代的情形。
敦煌文书中的史部类著作数量很多，价值更大。可以说这些史料揭开了晚唐五代宋初西北史的新篇章。九世纪中叶前后，是中国西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840年，蒙古高原上的漠北回鹘大批西迁，进入河西走廊和今新疆东部地区。842年，吐蕃王朝内乱，吐蕃在今甘肃和新疆地区的统治土崩瓦解。这样在西北地区，就出现了诸多势力集团，它们扩充实力，抢占地盘，形成复杂的割据政权。比如，以敦煌为中心的汉族归义军节度使政权，以张掖为中心的甘州回鹘政权，以吐鲁番为中心的西州回鹘政权。规模略小一点的，武威一带由吐蕃支系末部控制，于阗地区成为小月氏遗种仲云人的天下。晚唐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势力衰微，没有能力控制西北地区，史书记载也极其有限。藏经洞出土的一大批公私文书，为我们探讨西北民族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
敦煌文书中的文学资料也非常珍贵。我们过去看到的大量的古代文学资料，是经过历代文人筛选过的，严格意义上说是贵族文学。敦煌出土的文学，正是中古社会下层民众的原生态文学。通过这些文学资料，我们发现，敦煌民众运用文学，并不是作为案头读物，而是作为各种生活仪式的组成部分。比如，婚礼上由伴郎、伴娘和傧相人员口诵对答的唱词《下女夫词》，女儿出嫁时母亲训导的唱词《崔氏夫人训女文》，闹新房时的《祝愿新郎新娘文》，年终驱傩求福的《儿郎伟》等。敦煌流行着“俗讲”，由俗讲僧向世俗听众通俗讲解佛经，“俗讲”所用的底本就是讲经文，敦煌讲经文大约有24篇。敦煌还流行“转变”，“转变”就是转唱变文，由艺人对着图画讲唱故事，图画是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或瞬间。敦煌文书中保存的20多篇变文在敦煌文学中最有特色。像《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等“话本”，更是宋元白话小说的先河。敦煌曲子词是宋词的源头，其中有宴饮场合的歌辞，打鬼驱傩的歌辞，还有七月七日乞巧仪式上唱词，婚仪上的调侃词。文学作品中，既有中原文人传世佳作的抄本和佚作，如韦庄《秦妇吟》， 300余首王梵志诗等，更有不曾传世的地方性俗文学作品，如诗词、赋、变文、讲经文、押座文、俚曲、因缘、儿郎伟等。与民间仪式的关系非常密切。敦煌文学是民间自生自为的文学，它虽不是原始文学，但其特殊性却具有“考古学资料”和“现存原始部族的民族学资料”一样的价值。
敦煌遗书的年代上起东汉，下至元代(即2~14世纪)。其间，三国、两晋、梁、陈、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北宋、沙州回鹃、西夏、元朝、明朝等10多个朝代的文献都有所保存，成为研究各个朝代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其主要部分，更是传统文献宝库中所佚缺者，价值尤为珍贵。 其中有纪年者近千件，现知最早的为西凉建初元年(405)，最晚的为宋咸平五年(1002)。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汉文遗书除95%以上为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献外，其余为经、史、子、集、官私档案、医药天文、诗词俗讲等。写本题款有纪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为公元405年(西凉建初元年)所写《十诵比丘戒本》，最晚者为公元1002年(宋咸平五年)《敦煌玉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汉文写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
寺院文书反映着寺庙的生产和生活。各种社约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古社会的民间社团、教团组织及其活动。张、曹二氏归义军政权时代的各种遗书，可了解敦煌地方史，敦煌石窟的凿建与发展，敦煌同邻近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敦煌和河西诸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种地志、官私谱书也是稀世之珍。科技史方面的天文历算、医药术数价值极高。如《全天星图》，是现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医药文献中则有久佚的医书和医方。
总之，敦煌遗书以其内容广博、弥足珍贵而闻名于世，推进了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国际上许多国家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组织在从事敦煌遗书的研究工作，以至形成20世纪国际上的一门显学--"敦煌学"(严格意义上的"敦煌学" 还包括敦煌石窟艺术考古和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