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觸了幾起危險駕駛的案子，就是俗稱的醉駕。具體的情節各有不同，但是本質上大差不差，都是酒喝多了，一時衝動，稀裡糊塗地開車上路，然後被抓了。案子都很簡單，也都判了緩刑，處罰雖輕，但醉駕被告卻就此貼上了犯罪者的標籤，有些人的人生也從此改變。
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實施，危險駕駛罪正式入刑。當時，我作為檢察人員，也是支持這一做法的，當年幾起醉駕造成的慘案讓人印象深刻。立法者和我們都希望能夠通過嚴刑峻罰阻止住酒駕者的步伐。
但出人意料的是，在醉駕入刑後，醉駕的案件量不降反升。據統計，上海市危險駕駛案件數量平均每年增長28%左右，所佔刑事案件的比重每年平均增長2%左右，目前已經成為僅次於盜竊罪的第二大罪名。
顯然，刑罰並沒有讓貪杯者警醒，醉駕入刑沒有很好地發揮我們事先預想的作用。從某個角度來說，醉駕入刑只是增加了社會上犯罪人的數量。
有人認為，這是由於醉駕刑罰處罰太輕，還應該提高刑責，才能起到震懾作用。提高刑責到底效果如何，我們不好說，但是僅從立法效果上看，刑法講究罪刑責相適應，如果一個社會危險性較小的犯罪行為，長期受到很重的刑罰處罰，勢必會引起民眾的不滿。
那麼，為何會有這麼多貪杯者鋌而走險呢？在處理案子中，我經常會問當事人當時的心理狀態，箇中原因不一，但一個共同點是，人一旦喝了酒後，就容易會衝動地忘了一切，忘了懸在頭上的嚴刑峻罰。
究其根本，醉駕犯罪居高不下，與國人喜歡勸酒、豪飲的酒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一現象在臺灣、日本也是如此，政府對醉駕犯罪高發也很頭疼，這大概是由於東亞地區有著類似的酒文化吧。所以，可見刑罰並非萬能，改變人們的飲酒習慣和文化，才是減少醉駕犯罪的關鍵。
醉駕犯罪的處罰很輕，最高處罰只是拘役，並且很多都判處緩刑。可是即使再輕，仍然構成了犯罪，從此就會有犯罪前科記錄，這對很多人影響很大。很多人因此而失去了工作，為社會增加了不穩定的因素。
總體上，我還是支持醉駕仍然保留在刑法裡，但在處罰方式上可以有所調整。比如，可以增設暫緩起訴制度，對醉駕嫌疑人暫緩起訴，規定一定時期的考察期，如果考察通過，就不予起訴。比如，可以規定對首次醉駕嫌疑人不予刑事處罰，給予比現在更為嚴厲的行政處罰，但如果再犯，則要刑罰伺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