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舆论场上，围绕女性的话题魔幻到有些荒谬。先是48岁上市公司高管涉嫌性侵养女多年的新闻被曝出，女孩自述“第一次被性侵时刚满14周岁”；4月11日中午，被男友“精神控制”，不堪其扰选择自杀的北京大学女生包丽，在重症监护室躺了半年多后，最终还是告别了这个她眷恋着的和眷恋着她的世界。
不可否认，古往今来很多男性作家懂得女性、尊重女性，比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先生，对封建社会中女性跌宕起伏的命运描写就抱有极大的悲悯之心；被称为英国第一毒舌美男子的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也曾说过，世间一切都关乎性，但是性除外，性关乎权力。”
关于女性的处境和遭遇，没有人比女性自己看得更清楚了。所幸，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就是一位致力于审视女性有史以来生存环境，求索女性命运原动力的女性作家。
女权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
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是波伏娃的成名之作，在两卷厚厚的作品中，她试图从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理论出发，探讨女性命运的成因，指出女性在男性统治群体中的附属地位，她同时关注男性作家眼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千年来关于女性的神话。
《第二性》向来被看作是女权主义的扛鼎之作，然而波伏娃曾在书中多次重申，女人从来没有构成一个自主的封闭的社会。在《女人的处境与特征》的章节中，波伏娃以一种更为具象的方式阐释了她那注著名的观点“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被塑造的”。
波伏娃认为，女性的行为是由她的处境造成的。当人们居高临下地指责包丽太傻太软弱，没有远离“渣男”时，也许没有想到，包丽可能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而鲍毓明事件的受害人星星，则是被自己的母亲以“转运”的荒诞理由亲手“送养”，14岁就离开了原生家庭，与陌生男性共同生活。
如果你认为这些社会事件都是偶然发生的，那么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的经历与命运更容易让人发觉，这一切绝非巧合。 “祥林嫂”是现代文学先驱鲁迅先生塑造出的经典女性形象，从“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到头发全白惨死雪地，从手脚壮大，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到“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左右不过十年间。十年里，她被婆婆当作物件转卖，人们厌烦着祥林嫂念叨的“我真傻，真的”，却将她儿子惨死狼口的悲剧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
一边唾弃，一边厌倦，一边津津乐道，同时踮着脚尖张望窥探。我们从小学鲁迅的文章，学《祝福》，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自己竟也成了文章中的人物。
波伏娃名作《第二性》
波伏娃说，女性的命运是服从和尊敬，女人只有在融为一体的文明和阶级中，才表现出不可征服的面貌。时至今日，女性在社会热点事件也也是大多以软弱悲情的形象出现的，她们的诉说总是伴着眼泪，她们的反抗总是孱弱无力，也许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很久。
我一直觉得，像波伏娃与她的伴侣，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让·保罗·萨特这样，长达半个世纪的纯粹情感带有乌托邦的性质，他们互相倾慕却不屑于形式的羁绊，他们是各自领域的翘楚，却始终平等对话。
波伏娃是独一无二的，女性们可以有自己独立的、丰富的、专属的生活方式。只是，就像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下的那样，也许普天之下大多数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我希望终有一天这将变得可能，女人用一种强者而非弱者的态度去体验爱情。
波伏娃与萨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