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路上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襲擊的思考之六
【編者按】針對全球新冠肺炎流行，各國奮起抗疫和病毒疫情可能帶來改變世界的影響，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在“全國政協委員移動履職平臺”上，請全國政協常委朱永新任“群主”，建群組織了一個線上的“防控疫情讀書會”，推薦閱讀《病毒來襲》（Nathan Wolfe）、《逼近的瘟疫》（Laurie Garrett）、《生命的法則》（Sean B. Carroll）、《人類終極問題》（袁越）四本書。該委員會副主任葉小文作為讀書會一員，在線上結合自己的學習心得體會，以及與書友的切磋討論，一個多月來連續作了數篇思考性發言。下線後意猶未盡，遂將自己的發言整理成十三篇讀書筆記。筆記總標題原為：《防止中華民族復興進程中的顛覆性風險——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讀書筆記》。徵得本人同意，本公眾號將這十三篇2.5萬餘字的讀書筆記，摘錄彙總，已分五次推出，今第六次推出，一為接續思考，二為本次讀書筆記的結束篇，暫告一段落。歡迎讀者與作者互動，參與討論，以推動我們的學習。
文/葉小文
01
新冠狀病毒疫情的襲擊，將我們推到了“在中華民族復興的進程中，防止出現顛覆性風險”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命題面前。這個題目牽引方方面面，頭緒繁多；它是生態系統，根系交錯，枝葉相連。從防範病毒說到大國博弈，從中美衝突說到“冷戰”，從補好短板說到復工復產，從當務之急說到戰略考量，從防止“甩鍋”說到國際合作……，歸根結底，還要從外部因素說到內部因素。
“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今天最大的“內因”，莫過於14億人站起來、強起來、富起來。借《生命的法則》一書揭示的規律的話來說，這可是個需要通過若干調節才能實現動態平衡的、巨大無比的“生命的穩態”工程。
站起來，道理清楚得很，民族要獨立，人民要解放，新中國已如日東昇。勿須贅言。
強起來，道理明確得很，不強就站不住，不強就站不穩，甚至還會重新倒下。 但中國給自己強起來設定的“規定動作”是強起來在世界上也永不當頭、不稱霸，始終致力於建設穩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尋求的是和平崛起。著眼點是“開放的世界”。開放意味著多樣化人類活動以及多種文化的相互尊重，這與堅持中國特色並不矛盾。讀懂中國文化和當代實踐，就能讀懂中國特色。
富起來，口號敞亮，符合人的本性，是人民大眾的普遍願景。富是強的根基，是站起來追求的理想。但在這個作為“變化根據”的“內因”之中，恐怕還有若干問題值得深入深究。搞得不好，其中也會蘊含著、積累著我們不易察覺的“顛覆性風險”。中國有如一艘巨輪，如果被顛覆，外力乃為其次，內亂首堪其害。
富起來！我們理直氣壯。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提出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習總書記說，“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黨的十九大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些，如一言以蔽之就是，
14億中國人要“富起來”！富起來，就要搞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每一個“經濟人”都追求利潤最大化，由此演出了一部部市場競爭的活劇，優勝劣汰，效率大增。但追求利潤難免導致金錢至上，甚至出現把精神、信仰物化，拋棄誠信、道德的傾向。面對利潤這個“聚寶盆”，手持利益這把“雙刃劍”，身處市場這個逐利場，同居社會這個共同體，如何堅守倫理底線，明晰道德邊界，有所為，有所不為？如何把經濟衝動與道德追求、把物質財富與精神境界成功結合起來？一句話，如何在市場經濟中保持有效的道德調節？這歷來是個難題。
市場經濟中的道德調節，存在著“二律背反”：一方面，資本追逐利潤，個人追求利益，導致拜金主義氾濫，排斥道德；另一方面，社會追求公平、整體要求正義，導致市場要求自律，呼喚和遵守道德。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之外，還寫下了《道德情操論》，而且後一本書他費的力氣更多，改了多少稿，至死還在不斷琢磨。
如果說《國富論》探討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基礎，那麼《道德情操論》就在探索市場經濟的倫理學基礎。在《國富論》中，斯密把人性本惡作為經濟學的前提假設，把個人利己主義的利益追求當做人類經濟行為的基本動機。他說，“每個個人都努力使其生產物的價值達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麼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他只是盤算自己的安全；由於他管理產業的方式目的在於使其生產物的價值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又基於人性本善的假設，把源於人的同情的利他主義情操視為人類道德行為的普遍基礎和動機：“無論人們會認為某人怎樣自私，這個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雖然他除了看到別人幸福而感到高興以外，一無所得。這種本性就是憐憫或同情，就是當我們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時所產生的感情。”“人總是以利己為出發點，但是，如果每個人都毫無節制地發揮自己利己心的話，社會必將混亂，最終導致毀滅。所幸的是，人的感情是多樣的，利他心、慈善心、愛心……，它確立了法與統治的一般原理的基礎——正義。”斯密的論述，實際上觸及了市場人的經濟理性與倫理理性的“二律背反”問題，但他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此即所謂“斯密悖論”。
馬克斯·韋伯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他的晦澀難懂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被哈佛大學百名教授奉為經典。儘管我們認為，“資本來到這個世界，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馬克思語），韋伯卻讚美“資本”，主張通過資本運作使錢生錢，賺錢光榮。但賺錢是講倫理、有美德的：一要勤勉勞動，二要依誠信贏得信任、以合法方式賺錢，三要節儉以積累資本並進一步以錢生錢，這就是韋伯說的“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說，“它的基本內容包括：人人應承擔‘誠實交易’、‘遵守承諾’和‘守時’等義務和責任，並且以‘刻苦’、‘勤奮’、‘忠誠’等態度來對待各自的職業，以精確的理性計算，來使資本和勞動的組織合理化，小心而又有遠見地追求經濟成功。”問題是“人的天性”，總是趨向於既要“富起來”，又要少幹活；滿足“人的慾望”，是有錢就要花，有水要快流。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的衰落，恰是因為這種“人的天性和慾望”導致“資本主義精神”的缺失。但他驚喜地發現，16世紀脫離羅馬天主教的新教各教派，卻“伴隨”有這種“資本主義精神”。馬丁·路德提出了“勞動是唯一取悅上帝的方式”。加爾文的“預定論”則進一步說明，辛勤勞動取得工作成就是被證明是得到上帝恩寵、列為上帝選民的唯一手段。而財富全是上帝的，人，只是代上帝管理和使用財富，因此“富起來”之後只有節制消費和熱心公益，才能得到上帝的青睞。韋伯說，“聖徒們為了證明自己獲得上帝的救贖，就要積極地勤勞致富，那麼就要把現世的生活徹底理性化，完全受增添上帝的榮耀這個目的支配，他的一切言行都為著上帝的榮耀。”因此，資本主義發展與新教發展聚集區便高度重合，兩者“伴隨”發展。這裡，他用了“伴隨”一詞，有意迴避了“因果關係”的提法，但又忍不住說，“新教倫理不但賦予經濟活動以倫理的意義，而且恰恰是由於把經濟活動倫理化，而使經濟活動理性化，從而導致‘資本主義精神’”。韋伯斷言，“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沒有企業家階層就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道德憲章就沒有企業家階層，沒有宗教信念就沒有道德憲章。”
我們當然不會去照搬什麼“新教倫理”。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關注韋伯的這些說法，乃因為他提出了涉及“富起來”的“終極問題”：為什麼富起來，靠什麼富起來，怎麼富起來，富起來怎麼辦？他其實也回答不了、解決不了這些問題，所以，只能以“新教倫理”來回答，靠“上帝”的威嚴來解決。
我們14億人“富起來”，是不是也涉及這些問題？我們當然不靠根本不存在的什麼上帝，不靠以取悅上帝為基礎的“新教倫理”。那我們靠什麼來回答和解決有關“富起來”的這些既是“終極”，更是現實的問題呢？
02
我們搞市場經濟，也要面對在資本盈利和個人謀利這兩個“起點”被啟動、激活後（也就是“富起來”），人們如何提高自我約束力和道德水平的實際問題。如果不去正視市場經濟中道德調節的“二律背反”難題，如果不經意間搞得金錢至上、誠信盡失、劣幣驅除良幣，乃至腐敗叢生、積重難返，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就難以為繼，社會就會積累不滿乃至引發動亂，以至“顛覆”！
或可以說人類社會原本存在的結構性“二律背反”，本身就構成了病毒襲擊人類之前脆弱的“顛覆性基礎”。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曾有言：自由市場制度本身並不能保證效率。一個有效率的自由制度，除了需要一個有效的產權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還需要在誠實、正直、合作、公平、正義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這個市場。
我們可以不去理睬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那本晦澀難讀的書，也不必去理會當年異國他鄉的那些新教徒們，那些奇怪的致富舉動。但如何建立我們自己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市場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市場倫理”，把“富起來”的訴求，把“資本”增長的衝動，與“勤勞”、“誠信”、“節儉”“不害人、坑人”的仁德建構成功嵌合，激發勤勞致富、不斷創新的活力，倡導愛國守法和敬業誠信，抑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的泛濫，建立“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機制，促進扶貧濟困、禮讓寬容的人際關係，形成勤勉做事、平實做人，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社會氛圍，構建傳承中華傳統美德、符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要求、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和行為規範，實在是我們“富起來”過程中需要探索、需要解決的大課題。
今天，我們正在理直氣壯地走向“富起來”，在大力發展市場經濟中實實在在地“富起來”。尤其是跳出“均貧富”的困境，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促進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卓有成效地“富起來”。14億人走向“富起來”的圖景如此波瀾壯闊，當然不會、也不可能是隻去“想象著一個朦朧的遠景”，當然應該有，也必須會有我們實實在在的、清晰管用的“市場倫理、致富倫理、經濟倫理、社會倫理與社會主義精神”。但市場經濟中道德調節的“二律背反”，是悖論，也蘊含著調節“生命穩態”的規律，是明明白白擺在那裡的。
我們黨從奪取政權到長期執政，是一場歷史考驗。從領導和駕馭計劃經濟到領導和駕馭市場經濟，也是一場歷史考驗。各級黨員幹部從以清貧為本色與人民群眾同患難，到以致富為追求帶領人民群眾奔小康，更是一場歷史考驗。黨的工作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無論從宏觀調控到各項經濟活動的組織、推進和監督，黨的各級組織、廣大黨員全面參與市場經濟，又必須防止市場經濟負面的誘惑和腐蝕。如何自覺抵制商品交換原則對黨內生活的侵蝕？如何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尤其是把支配資本的權力關進法制的籠子裡？不受制約的權力難免腐敗，絕對不受制約的權力有可能絕對腐敗。如果只擁有權力而不承擔責任，只行使權力而不接受監督，每一個執法者都有可能成為潛在的法律破壞者，而每一個公民都有可能成為這種破壞行為的受害者。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資本不斷擴張的衝動和權力不斷膨脹的慾望相結合，有可能產生“核聚變”，衝擊現有的界限，使法律的界限模糊，使道德的界限喪失；不斷擴大權力的邊界，滋生出一批貪得無厭、肆無忌憚、無法無天的“蒼蠅”“老虎”；毒化和敗壞黨風、民風。當權力與資本相遇，可以支配資本而又不受制約的權力，難免導致普遍性、塌方型腐敗，甚至成為馬克思主義所嚴厲批判的“壟斷資本主義”，徹底走向黨和人民的反面。這一切並非聳人聽聞，是真可能在“富起來”的過程中滋生、發展、蔓延、氾濫的。
市場經濟不斷給我們帶來“財氣”，也形成無所不在的“地氣”。一個以利益關係為基礎的社會價值體系和作為其反映的價值觀念體系，必須回應全社會的利益關切。對於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社會上業已出現的道德滑坡、信任缺失、腐敗時現的現象，如果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不能對症下藥、刮骨療傷，而束手無策任其病入膏肓，就沒有說服力、缺乏生命力。只有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接地氣，與現代市場體系以及相應的社會結構更加緊密契合，才能夠對準人們思想的共鳴點、群眾利益的交匯點而生生不息，增強對廣大群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而生動活潑，進而成為人們自覺的利益訴求和價值願望，成為人們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總開關而無所不靈。
03
我們本來建設的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此，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落實到成功建立現代市場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市場倫理”、“經濟倫理”、“社會倫理”和“致富倫理”。這決定了與人們生產生活和現實利益密切相關的具體政策措施，需要注重經濟行為和價值導向的有機統一，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有機統一，從而實現市場經濟和道德建設良性互動。需要建立完善相應的政策評估和糾偏機制，防止出現具體政策措施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背離的現象。需要形成有利於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良好政策導向、利益機制和社會環境。這次武漢乃至全國抗疫，大家已深刻體會到，醫療系統不能都完全徹底交給“二律背反”左右的市場。其實，交響樂、芭蕾舞、非遺保護、博物館、圖書館……，種種公共效用突出的文化事業，又豈能簡單、不論死活地一概交給市場。
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接地氣，必須解決好厚德載物、厚德載市場經濟的問題。在“富起來”的過程中，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要“引導人們嚮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華民族一代接著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們的民族就永遠充滿希望。”永遠的希望，既是在一任接著一任“加油幹”的“富起來”過程中，更是在“一代接著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中。”
總之，一步步的“富起來”的過程中，就要考慮“二律背反”與貧富差距結構性的存在；更需要看到，一個社會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會引發巨大的社會風險。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伏，14億人富起來的過程也蘊含“顛覆性風險”，或為肆虐的病毒疫情“顛覆性風險”提供引發“顛覆性”的社會基礎。我們應該努力，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激活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精神基因，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和行為規範，建立“君子厚德以載市場的人文環境”。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