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话哈
有关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得失，后世争论很多，但就变法的结果而言，王安石变法是利大于弊。
王安石变法的成果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过程、内容在此就不详述了。下面说说就变法的成果：
一、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王安石的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二、军事实力明显增强
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裁兵法提高了 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
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是两宋时期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作战时，北宋朝廷开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获全胜的唯一战例。
王安石变法历时十五年，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
为什么众多正人君子反对变法
围绕变法产生了以王安石为主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变法的保守派。
保守派的成员有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尤其司马光、欧阳修、苏轼是声名遐迩的大文豪和道德人品俱佳的正人君子。
支持变法或反对变法是政治范畴的问题，它关乎的是政治见识、目标、抱负以及利益等等。这不是简单的能以对或错来划分的问题。
至于是否正人君子则是道德品行方面的问题，是基本能以好坏来衡量的。
因此变法派里有王安石道德品行良好的人，也有蔡京等个人品行有问题甚至被称为小人。保守派中虽然有大批正人君子，但司马光的保守、荒谬则是北宋衰亡的始作俑者。
政治是政治，道德是道德。
爱冬的文
每一次变革都是分娩中的阵痛，人类是在变革中进步。王安石的变革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但是大胆探索仍可以是那个时代的壮举。
用诗歌点亮生活
王安石变法利国利民。但为什么会招致那么多正人君子反对？主要原因有四个：
一、变法中的经济制度改革损害了士大夫阶层核心利益。
二、变法中的军事制度改革侵犯了武将集团的既得利益。
三、变法图强的法家理念与传统宋代文人儒家价值观有冲突。
四、新法本身不够完善的地方，操之过急。
变法的背景：国家积弊需要改革
无论古今中外，国家的“变法革新”，总是在面临严重困难或危机的时候，才会进行。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赵顼登基为大宋第六位皇帝，他面对的大宋可以说是危机重重。大宋已经立国一百多年，虽然经济高度发达，财政收入日增，但长期财政治理不善，导致了三大危机：
财政赤字严重入不敷出；
军事体制腐朽战斗力低下；
官员体系冗杂吏治败坏；
这三个危机也称为“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三冗问题致使大宋虽然富有四海，却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国家必须变革了，所以宋神宗的一生都在变法革新，包括前期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年间的财政、军事制度变革，和王安石罢相之后元丰时期宋神宗亲自主导的官制变革（也称为“元丰改制”）。那么变法为何遭到士大夫阶层的反对呢？
一、变法中的经济制度改革损害了士大夫阶层核心利益。
北宋文人士大夫集团代表的是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所谓正人君子就算自己两袖清风，其背后的家族非富即贵。宋朝不限制土地兼并，官田很少，所以地主阶级兼并成风。以下举例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和市易法是如何侵犯士大夫官僚地主阶级利益的。
1、青苗法：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和高利贷收入
青苗法实际上就是将政府变为可贷款银行。每年青苗不接的时候，农民可以向政府贷款，等到丰收之后，再行归还。青苗法（40%利息）取代了市面上的地主阶级的高利贷（100~200%左右的利息），限制了大地主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
往年的高利贷农民要是还不上，只好卖田卖地，所以土地被大地主兼并，但有了青苗法之后，大地主高利贷放不出去，土地兼并的生财之道也被抑制。
2、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
宋代官僚和大地主阶级隐田漏税随着土地兼并变得越来越严重，据《宋史》记载，登记在国家版籍上的土地，从宋真宗时期的524万顷锐减至宋仁宗时期的228万顷，土地兼并，隐田漏税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国家税负被这些蛀虫掏空。
“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禁止焉。”——元 脱脱《宋史·食货志》宋史记载官僚大地主阶级占用了无数的田地，兼并、伪冒已经成为习俗了，朝廷严重禁止也禁止不了。
方田均税法就是对漏税耕地和田赋清查和整理。仅仅熙宁年间多查出360万亩；又对全国耕地重新评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不同等次赋税不同，免去底层收入者的税收，使得赋税更公平。这自然影响到了大地主阶级的最核心利益。
3、市易法：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商人利益受损
市易法是用来平抑物价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政府具有了现代中央银行兼物价局的职能。政府筹集一定资本金，物价低廉时，由政府购入；等到物价上涨，再行售出。目的是防止商人垄断，哄抬物价，并实现国家资本增值。但这使得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大部分被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
综上所述，经济制度改革严重影响到了官僚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
二、变法中的军事制度改革侵犯了武将集团的既得利益。
宋神宗即位之前，大宋军事体制已经腐烂变质了，“吃空饷”导致的“冗兵”是大宋军事系统上的毒瘤。
《宋史》中记载原文如下：
“皇祐间，马军以四百、步军以五百人为一营。承平既久，额存而兵阙，马一营或止数十骑，兵一营或不满一二百。而将校猥多，赐予廪给十倍士卒，递迁如额不少损。”
——元 脱脱《宋史》卷一百四十七从《宋史》的记载我们看到，北宋仁宗皇祐时期，禁军原本是马军四百人、步军五百人为一指挥，但长期没有战争，兵额还在而士兵已经没有了，实际情况是马军一指挥仅数十人，而步军不满一二百人，剩下的都是空额，是武将集团用来吃空饷的，空饷的数目高的惊人。
到宋神宗即位时，北宋常备军数量庞大，但因为“空饷”，军籍册上有其名而无其人，北宋禁军战斗力越发低下。更有甚者，为了防止朝廷检查，出现了冒名顶替的假士兵。禁军兵籍管理弊窦丛生，已经是大宋军制中的毒瘤了，给北宋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军费开支已占国家财政收入的80%，财政上已经是不堪重负。
王安石变法针对军事制度进行改革，通过裁兵法整顿军队，通过变法，裁军练兵。军队总数由宋英宗治平元年的一百一十八万人，缩编到了八十万人，相应的，军费也节省下一千三百多万贯。《宋史》中记载：
“七月，手诏：「拣诸路小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升以为大分，五十已上愿为民者听。」旧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至是免为民者甚众，冗兵由是大省。”
——元 脱脱《宋史》兵八
我们看到《宋史》记载，王安石变法后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原先是六十岁）。按马军一营300人（原400人）、步军一营400人（原500人）的编制进行合并。厢军按每指挥不超过 500人进行裁并，另外测试士兵能力，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这样杜绝了冒名顶替者、淘汰了老弱、挤出空额。
可是军事制度的改革严重影响了武将集团的利益，武将集团赖以发家致富的“吃空饷“的既得利益被削减。
三、变法图强的法家理念与传统宋代文人儒家的价值观有冲突。
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也就是所谓“正人君子”。是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讲究克己复礼，恢复上古时代的制度和利益，崇尚三代之治，视儒家以外的学说为洪水猛兽。
他们认为大宋当下的主要问题根据《宋史》记载为：
"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元 脱脱《宋史·食货志》
也就是——花费用钱太奢侈、赏赐官员不够节俭、对皇族的优待太多、官职冗滥、军队战斗力差。而解决方案就是“节流”——农业为本、节约开支、仁义治国、注重吏治。
王安石虽是编著《三经新义》的大儒，治国之策却是“易风俗，变法度”的法家思想，认为国家制度不能一成不变，也并不会一成不变，应当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善，提出的口号也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法家价值观。
与“节流”的主张不同，王安石的经济政策主张是“开源”，他提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思想，就是通过理财，不用给老百姓加税，就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使国库充足。
而司马光认为增加财政收入就是多收税，也就是搜刮民脂民膏，这样会使百姓穷困潦倒、盗贼并起。现在国家财政困难，应该节省开支。比如给官员减薪等等。
王安石当然不同意司马光的说法，他认为大宋明明富有四海、大臣们为国操劳，俸禄赏赐况且已经形成惯例不易更改。最关键的是这也省不下多少费用，又徒伤朝廷大体。所以国用财政不足，就应该通过理财来增加收入。
司马光马上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他提出天下财物是恒定的，不在政府手中，就在民间。所谓不剥夺民间财物，依靠理财生钱，只不过是汉代奸臣桑弘羊欺骗汉武帝使用过的花招罢了。这导致了汉武帝末年民众不堪忍受、盗贼四起。
所以双方不仅仅是治国路线之争，更是价值取向之争。
王安石（左）与司马光（右）
四、法令本身不够完善的地方，操之过急。
历代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尽善尽美，需要的是总体规划分步实施。但由于反对声过于激烈，王安石就雷厉风行快速实施新法，这样就有些操之过急了，再加上反对的大臣太多，王安石可用的人才也少，一些投机取巧之徒也混入新党之中。
这样导致许多新法还没完善就推出，在新法推进过程中，地方上的那些旧党官员不是去完善新法的体系，而是抓住新法的不足之处，拼命抨击新法的不足，要求废除新法。而地方上的新党官员明明发现新法的不足，但与旧党争斗而拼命掩盖，甚至为了新法的政绩而向百姓摊派。这又成为了旧党攻击的目标。
神宗励精图治的皇帝，王安石也是锐意进取的名相，可偏偏遇上满朝的一大批反改革大臣，如果朝野都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看待新法，在新法实践中一步步地修正、完善，那就不会出现接下来持续到北宋末年的新旧党争，新法立了又废，废了又立，来回折腾直至北宋灭亡，最后子孙也都作了亡国的臣民。
结语
宋代有“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说法，士大夫在宋代不仅高官厚禄、封妻荫子；而且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每个士大夫成功之后就不仅仅代表自己。其背后家族、师生、盟友等关系盘根错节。
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侵犯了整个士大夫阶层包括武将集团的核心利益。不仅如此，其“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带有明显法家思想的政治纲领，在以传统儒家价值观为原则的“正人君子”们看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再加上新法本身还尚处于磨合期，不够完善，招致群体反对也不意外了。
参考书目
南宋陈傅良《历代兵制》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元 脱脱《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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