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記載，在晉武帝時期，有一個文人名叫左思，他出身卑微，是一個小吏的兒子。左思雖然相貌醜陋，不善言辭，但他的文采很高，辭藻壯麗，年紀輕輕就寫了一篇水平很高的《三都賦》，但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為此，他便向貴族皇甫謐呈書，請他幫自己做個序。正是靠著這篇序，左思的作品才逐漸為世人所知曉，一時間“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經過這件事後，左思意識到了門第和閥閱的重要性。如果出身於貴族，那麼即使是塗抹亂畫的作品都會有人爭相傳閱；而自己雖然才比班張，然而若無皇甫謐寫的那篇序，《三都賦》恐怕就要爛在故紙堆裡了。
因此，左思在《詠史》中感嘆說：“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反映的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中正制的弊端。
左思在詩中控訴魏晉的門閥政治
什麼是“九品中正制”？
在兩漢時期，朝廷選拔人才的制度為察舉制。規定每鄉、每縣的地方官要推薦當地品行極佳的士人給官府，供朝廷任用，成為了平民入仕的重要渠道。被選拔的人雖然不需要參加嚴格的科舉考試，但察舉制的門檻相對來說還是過高了。所謂人無完人，那種品行絕佳的人更是百裡挑一。因此到了漢末，在亂世時期，正當用人之際，如果還拘泥於對道德的評價的話，那麼就無人可用了。
所以魏武帝曹操在起兵之初，就積極舉賢任能，他打破了察舉制的常規，認為只要是有才幹的人，就不能拘於道德清議，也不必在乎出身高低，一律任用而不疑。曹操在用人上不拘一格，而且認為才能比德性更重要。而到了鼎足之勢已成之後，他又改變了之前用人做法，採納何夔的建議，對各鄉鎮的人才進行核查，“使長幼順序無相逾越”；又在州郡設置四科，根據文、行、忠、信來評定人才，然後再進行察舉，試闢公府。這是基於喪亂之後，人員遷徙不定的考慮。為了將人員穩定的下來，便將考核之權賦予鄉評，又採用四科來給人才劃分等級，粗具九品中正制的雛形。在這種人才制度下，地方官的權限被削弱，而鄉里的輿論得到了增強，並且把人才劃分為了各個等級。
到了魏文帝時期，“鄉評”被進一步推廣，在陳群的主導下，於全國各郡邑設小中正，州設大中正。規定先由小中正品第、評定人才，然後再推薦給大中正；大中正進一步考核，再繼續推薦給司徒；經過司徒的複核之後，便交付給尚書選用。這便是九品中正制的內容。
因為評定人才的機構為“中正”，而人才級別又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和下下九個品級，故而這種用人制度被稱為“九品中正制”。魏文帝時期將武帝的“鄉評”發展為“中正”，“四科”變為“九品”。最初中正的評定尚以清議、輿論為據，不拘於爵位，尚存鄉評的餘風；然而，到了後來，九品中正制越來越走了樣，逐漸變成“計資定品，惟以居位為重”的現象。九品之間也相互絮亂，弊端叢生。
把人才劃分為九品，由中正來評定
九品中正制重視社會輿論的評判
九品中正制與察舉制的一個重要區別在於它把推薦之權賦予了鄉邑的中正，根據鄉里的評價來推舉人才；這與察舉制中，直接由地方官來推舉不同，前者更重視輿論、清議。明末思想家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就評論說：
“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
這可以從具體歷史事例中看出來。《陳壽傳》說陳壽在父喪其間生了病，便命婢女向自己進丸藥，恰好被客人看到了，認為這是在父喪期間還近女色的行為，故而輿論都譴責陳壽，使他多年不能為官，幸虧張華來申理，才獲得了出仕的機會；《卞壺傳》說卞粹因自己的弟弟品行不佳，而受到清議的差評，認為他教導無方，不能約束自己的弟弟，因而無法做官。《阮簡傳》說阮簡在父喪期間外出，遭遇了大雪，於是他只得前往浚儀令的家中請求避雪，縣令為他賓設黍臛，阮簡沒有意識到守喪期間不能吃肉羹，故而遭到清議的抨擊，為此廢頓幾三十年。
在西晉時，輿論除了影響入仕之外，還能左右官員的仕途。例如《張輔傳》說長史韓預娶了楊欣的女兒為妻，當時楊欣的姐姐剛離世還不到十天，張輔便以此為由貶楊欣的官，以便安撫清議；《卞壺傳》又說，當時淮南有一個小中正，名叫王式，他的父親過世了，繼母在守完喪後，又回去跟前夫所生的兒子一起住，並且在死後與前夫合葬在了一起。卞壺認為這種事犯禮害義，為輿論所不容，於是彈劾司徒、揚州大中正和淮南小中正等一系列官員，最終導致王含被廢棄終身。
九品中正制度下，地方的輿論、清議深刻地影響了官員的命運，規範他們的道德操守。所以，後趙皇帝石虎就曾讚許說：“魏立九品中正之制，三年一清定之，亦人倫之明鏡也。”認為這種選拔人才的制度有益於提高官員們的品行，要求他們服從社會的倫理規範。但是，到了劉宋時期，宋武帝經常下詔說：“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盪滌洗除。與之更始。”削弱了清議的作用，使得評判的標準逐漸扭曲。
清議不可犯
九品中正制在早期尚保有公正性
除了重視社會輿論之外，在設立的早期，參與評議的中正官員中有許多剛正不阿的良心之士，他們秉持著公正的原則來評定人才，評論大多得當，少有貪贓枉法者。
史書中記載下了許多中正秉公守事的形象，例如華恆在當州中正時，鄉里有個叫任讓的人輕薄無行，華恆便不計門第，堅決貶黜他，不令其入仕為官；陳慶之是南梁名將，但他的兒子陳暄落魄嗜酒，故而不被中正認可，久久不得調任；王濟在當太原大中正的時候，積極訪問各邑人才狀況，某天他得知鄉里有一個叫做孫楚的人，便對同事們說：“此人非卿等所能目，吾自為之”，成功將其推舉給朝廷，頗有伯樂之風。
《三國志》記載，魏朝時期，太傅司馬懿曾訪問夏侯玄時事，夏侯玄建議不給給予中正過大的權力，說：“中正則唯考起行跡，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生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在有司。”認為選拔人才要分為“上之分”與“下之敘”兩方面，將任用與考核分開 ，作為上級機構的臺閣具有任免權，作為下級機構的中正則具有考核權，二者形成一定的制衡。然而到了後世，中正之權逐漸增大，出現“九品訪人，惟問中正”的現象。
西晉之後，九品中正制逐漸腐化
九品中正制使選拔人才的權力實現了下移，不再通過高居廟堂之上的官府、臺閣來欽定人選，而是先通過中正的篩選，再報給官府批准。這樣，那些在鄉里擁有勢力的豪門望族常常會壟斷掉中正的職位，按自己的意志來推舉人才。
早在晉武帝時期，劉毅就曾上疏抨擊九品中正制，認為中正的權力太大，已經竊取了朝廷的選拔人才之權，說：“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下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己。”這種選拔人才的制度已經失去了公正性，而且自魏朝以來，九品中正制也並未選拔出傑出的人才，反而出現“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的問題，所以劉毅說：“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製。”
武帝讀完奏疏後，便命百官共同商議。
衛瓘等人認為魏朝設立九品中正制只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應當恢復兩漢的鄉舉裡選。他在給皇帝的奏疏中說：“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為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可見在西晉初年，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就已經顯露出來了，人們也大多認為這種制度不適合延續，只是權宜之計。然而晉武帝在讀過這篇奏疏後，雖然稱善，卻無實際行動。
晉武帝缺乏進取之心
之後的歷朝歷代皆不能割除這一制度，宋齊梁陳互相傳遞而不移；北魏時，拓跋珪下令宗室設置宗師，八國置大師、小師，州郡亦置師，以辨宗黨、舉才行，形成北朝特色的九品中正制；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時候，曾與全程論及九品中正制的價值。他說：“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如何？”
李衝反問說：“未審上古已來，張官列位，為膏粱子弟乎？為致治乎？”
孝文帝回答說：“欲為治耳。”
李衝便向他陳述了九品中正制的弊端，指出“陛下今日何為專取門品，不拔才能”的問題。秘書令李彪和著作郎韓顯宗都附議說：“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然而，一向以改革魄力而著稱的孝文帝卻也不敢觸動九品中正制，反而頗為守舊地說：“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也。”
結語：為什麼九品中正制能延續這麼長時間？
九品中正制是魏文帝時期由陳群制定出來的選官之制，其初衷是為了在亂世裡最大限度的挑選人才，所以把選拔的權力下移給了州郡的中正。但是，在豪門望著壟斷中正的職位之後，這種選舉之法便產生了“
先門地而後賢才”的弊端。故而，南朝的史學家沈約評論說：“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為什麼魏晉之後到隋唐之前，六朝時期都施行九品中正制而無法變革呢？
這與大分裂的歷史背景有關，整個六朝只有在西晉的時候實現過短暫的統一，而且只有在晉武帝統治的那十幾年才出現天下太平無事的局面。自從三國喪亂以後，隨著人口的兌減，魏蜀吳三國都對人口的遷徙進行了嚴格地限制，以防止勞動力流失，而九品中正制也本於此初衷而設立的。在晉武帝時期，天下再次統一，所以廢除這種制度的日程被提了上來，李重就曾建議先“開遷徙，聽相併就”，讓人口自由流動，為改革提供經濟基礎。但晉武帝缺乏魄力，明知該改而不能改，錯過了時機。所以在往後的南北大分裂之中，作為防止人口遷徙的九品中正制又獲得了生命力，並且代代相傳，直至隋朝時，門閥衰落之後，才最終被廢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