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衣冠禽獸”這四個字，大家都知道，這是個成語詞彙，形容的是那些品德敗壞，行為如禽獸一般卑劣的人。
這個詞的貶義之意早在明清的戲曲小說裡就有體現，比如明朝文人陳汝元的《金蓮記·構釁》：
“人人罵我做衣冠禽獸，個個識我是文物穿窬（yú）。”
明朝小說家凌濛初在《二刻拍案驚奇》中說：
“不但衣冠中禽獸，乃禽獸中豺狼也。”
清朝小說家李汝珍在《鏡花緣》中提到：
“既是不孝，所謂衣冠禽獸，要那才女又有何用。”
晚清文學家吳趼人更是在其長篇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塑造了許多“衣冠禽獸”的故事。
它還有一個與之相近的成語，叫做“衣冠梟獍”，說的是那些道貌岸然、品行不端的人，相傳梟是吃母親的惡鳥，獍是吃父親的惡獸。除此之外，還有衣冠土梟、馬牛襟（jīn）裾（jū）、社鼠城狐、沐猴而冠等類似的成語。
說了這麼多，毫無疑問，“衣冠禽獸”是個公認的貶義詞。
但在古時，“衣冠禽獸”卻是個夸人的詞兒，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們接下來看看。
一、古人對“衣冠”之禮很看重
“衣冠禽獸”這個詞兒有“衣冠”兩個字，其實說到這兩個字，早在先秦時期，古人就對這兩個字看得很重。
孔子曾經稱讚管仲：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意思是，要是沒有管仲，我們就會如蠻夷那樣，穿著左衽的衣服，披散著頭髮。
這裡的“左衽”，就是古代四夷這些少數民族的衣服前襟向左掩，這與中原人的衣服前襟向右掩（“右衽”）是不一樣的，而右衽則是漢服的獨特特點。
管仲在《管子·立政》一文也寫道：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軒冕服位谷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
可見在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就憑著“衣冠”來作為官級的區分，而“衣冠禽獸”制度規範化也是經過了歷朝歷代的發展和改革才逐漸形成和完善。
二、古代的文禽武獸
歷史上，給不同官員的官服上設計不同的動物圖案，然後將其繡在一塊四五十釐米見方的補子上，接著將這塊補子縫到官服的前胸和後背上，這一套極其講究的官服制度就被稱為“補子制度”。
1、唐朝
用動物圖案來表示官吏品階的法子在武則天時期就已存在。
公元690年，武則天御賜了都督刺史一身繡有山形圖案的官袍。
692年，武則天又御賜了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員這種官袍，與兩年前那身官袍所不同的是，官袍上除了那山形圖案之外，還繡有不同的動物圖案，而且按照品階不同而變化——諸王繡盤龍和鹿，宰相繡鳳，尚書繡對雁，古六衛將軍繡麒麟、對虎、對豹、對牛等。
這套官服上有著“飛禽走獸”的制度，一直沿襲到五代時期。
694年，武則天對官服上繡“飛禽走獸”的制度又有了新的補充——文武三品以上、左右監門衛將軍等袍上飾以對獅，左右衛飾麒麟，左右武威衛飾對虎，左右豹韜衛飾豹，左右鷹揚衛飾鷹，左右玉鈐衛飾對鶻，左右金吾衛飾對豸，諸王飾盤龍和鹿，宰相飾鳳池，尚書飾對雁。
我們看到，武則天時期雖然開始了在官服上繡“禽”、“獸”的制度，但並沒有把文武官員的官服補子分開，而且具體涉及到三品以下官員的官袍上繡什麼樣的“禽”、“獸”並沒有詳細的相應制度。
2、宋朝
自唐朝之後、明朝之前，雖然期間各朝都有變化，但大體以紫、緋、綠、青這四色來核定官階的高低尊卑，而且無所謂的“補子制度”。
宋代朱熹曾說過：
“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國，至隋煬帝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以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為九品之列。”
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3、明朝
明朝在唐朝等幾個前朝官服制度的基礎上進行了改善，至此，真正意義上的文武官服的相關制度才得以形成。
《明史·輿服志》裡記載，文官和武官根據文武性質不同，以及各自的品階不同，所穿官服也有所不同。
總體上來說，文官繡禽，武官繡獸。
無論文武，皆為九品十八級。文武官員一品至四品著紅袍（緋袍），五品至七品著青袍，八品和九品著綠袍。
具體來說，文官官袍上繡的飛禽代表著聰明、吉祥之意——一品繡仙鶴，二品繡錦雞，三品繡孔雀，四品繡雲雁，五品繡白鷳，六品繡鷺鷥，七品繡鸂鶒（xī chì，即鴛鴦），八品繡黃鸝，九品繡鵪鶉。
武官官袍上繪的走獸代表著威猛之意——一品和二品繪獅子，三品繪老虎，四品繪豹子，五品繪熊羆，六品和七品繪彪（金貓），八品繪犀牛，九品繪海馬。
4、清朝
清朝對文武官官服的規則制定大致延續了明朝的制度，不過只有些許改變。
順治年間，在《清史稿·輿服志》對此的規則制定是這樣的：
文官——一品飾仙鶴，二品飾錦雞，三品飾孔雀，四品飾雲雁，五品飾白鷳，六品飾鷺鷥，七品飾鸂鶒，八品飾鵪鶉，九品飾練雀。
武官——一品飾麒麟，二品飾獅子，三品飾豹子，四品飾老虎，五品飾熊羆，六品飾彪，七品和八品飾犀牛，九品飾海馬。
除此之外，督察院、按察司的官員，則無論官階多少，都飾獬豸（xiè zhì）補子。
從上面所述來看，中國官服以“補子”表示等級，因文官的補子繡禽，武官的補子繡獸，所以稱為“衣冠禽獸”。
官員品階越高，其衣服上的“禽”或“獸”越威猛，“衣冠禽獸”這個詞是吃皇糧的人才能有的禮遇，這是一個人官階、地位和身份的象徵，也是封建時代士大夫渴望異常的東西，這分明是夸人的說法。
另外，官袍上的這些“禽獸”影射了儒家所倡導的“五常”之道，即“禮義仁智信”。
拿雲雁和鷺鷥來說，雲雁春去秋來，飛行有規律、有秩序，這通常被引申為禮節須有次序，《儀禮》中就以“雁”來代指不同官階的官員見面的先後次序；而鷺鷥同雲雁一樣，表達的是同樣的道理，即臣子要尊卑有序，不可僭越，這就是兩種飛禽所表達的“禮”。
拿白鷳來說，因“宋少帝趙昺被左丞相揹著投海殉國，其愛鳥白鷳則悲鳴而捨命”之說，白鷳被賦予了“義鳥”的稱號。這種“義”也是古代君王對臣子有忠君之心的希冀。
拿麒麟來說，它的足、額、角都是自己與生俱來的強硬攻守武器，但它有這些優勢卻不用，《說文》裡便說它：“麒，仁獸也。”這種對“仁”的追求，是統治階級對有此品德的君子的褒揚與宣揚，同時也暗含著對親信的眷顧與寵信。
拿
孔雀來說，孔雀作為孔雀明王菩薩的坐騎，是有著大德大賢品格的有“智”之鳥，對孔雀形象的追求，說明封建王朝希望文官們能知曉人世道理、能擁有明辨是非的智慧，最終能提高政治素養和施政能力。拿錦雞和鸂鶒來說，錦雞因“適時而鳴，司晨報曉”，所以它也被認為是真誠、守信的鳥；鸂鶒即鴛鴦，它們經常成雙成對地出現，如若一方死亡，另一方則孤單到死，這種行為也印證了“信”這一高尚品格。這兩種禽類所表達的“信”則被轉移到古代君臣關係中，君為臣綱，臣子一切都聽命於天子，天子有這樣品德的臣子，會更加有利於自己的統治。
三、為何“衣冠禽獸”由褒義變貶義
明朝晚期，當朝官員，無論文武，為非作歹的他們不僅貪汙腐敗，還魚肉百姓，對他們多有壓榨，無怪乎老百姓們對這些繡禽繪獸的文武官員們有意見。
當然，明面上不能動刀動槍的，但罵兩句解解氣倒是可以的，所以，我們才看到《金蓮記·構釁》、《二刻拍案驚奇》、《鏡花緣》、《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作品中拿代表文武官員的“衣冠禽獸”來“說事”。
另外，本來文武官員繡哪種“禽”、“獸”，是根據其官階來嚴格界定的，但統治階級內部的賜服制度打破了這一嚴謹的秩序。
比如麒麟本來是武官的官服，而作為文官的嚴嵩、徐階都受賜了麒麟官服；仙鶴本為文官一品的官服，而學士李春芳、董份等人卻在五品之身時就越階獲得。
這些官服氾濫賞賜的情況數不勝數，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明中後期政治的混亂局面，同時也助長了封建官僚集團內部互相攀比、驕橫奢侈的作風。
所以說啊，“衣冠禽獸”——就這麼一個詞兒，從夸人到罵人、從褒義到貶義的歷史演變，是封建官僚對政治秩序的自我破壞，也說明了當朝官員的腐敗，以及對百姓的壓迫，更是百姓經受這些的痛苦與無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