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日本80年代社會系列第十四篇。
先來回顧一下前幾篇的邏輯。第二次石油危機中，日本經濟靠政府幹涉迅速走出危機，但給政府帶來了很大的財政問題，經濟好轉後民眾又拒絕通過增稅來再建財政，於是政府在美國的貿易不均衡壓迫下，草率地選擇了干涉貨幣匯率，通過降低製造業的競爭力來減少不均衡。
但是，貿易不均衡問題非但在經濟學上不足以成為一個正當理由，而且在實際上是一個沒有實指的偽命題。而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的日元干涉的操作在經濟學理論上是一個短視且與日本實際問題不相符的選擇，在實際經濟情況中，則是一個只會造成相反結果的選擇。
也就是說，看似嚴肅重大、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的政治決斷，其實是，一方蠻橫無理，把自家過錯嫁禍給他人，另一方則是姑且懦弱，未經深思便拆東牆補西牆。這似乎和普通人的生活並沒有多大差異。
那麼，廣場協議之後的日元是在什麼環境下，受什麼因素誘導下，從一美元85年的260升值到87年的150日元左右，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85年9月22日廣場協議時，日方積極提出日元升值，當時竹下財長表示可以接受到一美元200日元。之後日元迅速暴漲，到年末基本穩定在200日元左右。此時日本政府和銀行認為已經有了擴大內需的下調利率環境，在86年1月於倫敦召開的5國財務部長會議上提議協調下調利率。其餘各國也認同有下調的合適環境，但沒有達成一致協議。
86年1月24日，竹下財長在美國表示：“一美元200日元還是199日元並沒有多大差異。”與此同時，日元暴漲，歐美達到了195日元。回國後，竹下表示，“在匯率市場自律的變動下，即使到190日元，也不該人為地退回。雖然每個產業情況不同，但190日元會被產業界接受吧。”
1月30日，日銀下調利率，將基準金下調0.5%，降到4.5%。
3月之後，日元開始接近180，這已經超出了廣場協議時的預想，日本的輸出產業也開始感到危機。
3月7日，日銀為了阻止日元進一步升值，再次降低基準金，下調0.5%至4.0%。
此時，輸出開始減少，礦工業生產停滯，新入員工減少，中小製造業收到打擊開始發出悲鳴。面對經濟下行，中曾根的私人諮詢機構發表了著名的前川報告，發佈了以住宅建設都市再開發，消費擴大，地方債的活用這三項為主的內需擴大政策，主張由輸出主導型經濟體質轉向國際協調型經濟結構。與此長期的目標相呼應，4月8日政府發佈了具體的短期的綜合經濟對策。至此，日元升值為了迴避的內需擴大問題被迫得到面對。
4月，美國出於其經濟考慮計劃下調利率，要求日本配合下調，日銀總裁澄田初始未答應，10日與美方會談後同意下調。
2月18日，受美利率下調影響，日元從180暴漲到172，日方委託紐約聯邦銀行協助介入匯率市場。美貝克財務長答到，“各國對貨幣市場都有自己的想法，不互相批判各自行動，日本介入購買美元是日本自己的判斷，自己買就好，不要期望美方也買”。從此日本在匯率問題上開始被孤立。
其背後的原因是，西德和英國都希望日元進一步走高來減弱日本製造業的競爭力。因為，如大前研一所預想的一樣，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日本的貿易黑字非但沒有減少，還在不斷增加。
4月19日，日銀為了將日元穩定到180，再次下調基準金，降到戰後最低水準的3.5%。三個月不到，基準金下調了三次，這導致銀行對房地產的貸款增加，企業的財務技術投資傾向加大，一般家庭都開始尋求其他資產增資方式。
5月4日，東京會談上，日本財長提議介入匯率市場以穩定還在升值的日元，未達成。
5月中旬，日元突破160。此時，金屬洋食器業以及紡織業等輸出型中小企業陷入困境，經濟陷入整體停滯。政府對此並沒有採取行動。
6月末開始，日元再次走高，到10月下旬達到了155。
7月11日，美方由於擔憂景氣後退下調利率，8月中旬，再次下調利率。
7月，日本財長換任，由竹下登換成對財政支出和利率調整更加積極的宮澤喜一。
9月6日，宮澤財長與貝克會談，受到擴大內需的要求，19日，日本政府發佈了新的綜合經濟對策，在原有的公共投資，住宅建設等7點上，加上了公共事業。總預算3兆6360億日元，其中1兆4000億日元的具體內容並沒有明示。
9月中旬，此時製造業為主的出口產業依然繼續低迷，但由於低利率和企業自身的調整情況在慢慢改善，而以住宅投資為主的非製造業開始好轉。從經濟情況來看，並沒有進一步下調利率的理由。在日銀內部，關於下調利率也是眾說紛紜，10月3日的國會答辯中，三重野副總裁明確地否定了下調。但是澄田日銀總裁經由宮澤財長受到了貝克財長的要求，傾向於下調利率。
10月31日，日本一行再次下調0.5%的基準金，達到了戰後最低水平的3.0%。與此同時，宮澤財長與貝克財長髮表共同聲明表示，“作為日美間持續的經濟，貿易及金融問題對話的一環，兩國就共同關心的一系列問題相互協調，並達成協議。市場認為這是廣場協議後對日元達成的一致意見，此後日元開始走低，急落到164，之後在12月下旬之前一直安定在160-164日元之間。
86年末，美國發布11月的貿易收支，達到了歷史最高的赤字，由此日元再次走高。對此，日銀總裁表示要穩定日元，並且與美方意見一致並保持協調。而1月8日，美上議院會上，貝克表示美元下跌合理。由此，美元被迅速賣出。
11月，美中間選舉中共和黨敗北，受貿易赤字影響保護主義抬頭，下議院提出通商法案，上議院也連續提出對日報復的法案。
此時，面對日元繼續走高，宮澤財長內心開始不安。據澄田總裁的證言，當時宮澤財長夜裡幾次打電話到我家，主要是問日銀怎麼看匯率市場，明天沒問題吧，傳達了對日元漲到150的恐慌。
1月19日，日元升破150，宮澤財長急速訪美。之後，宮澤表示達成了匯率市場不穩定的認識，並基本達成了基本的處理方案，日美應該早日實現G5國財長會談，但其他國家的意向還無法確定。面對升破150的日元匯率，此時日本銀行也尅是考慮進一步調低基準金。
之後G5會談此次未能開展。2月20日，日銀決定再降低0.5%的基準金，下調到再創戰後最低水平的2.5%。
3月21日，G5G7會談於巴黎舉行。美國開始擔憂由於美元貶值導致美金利上升，中南美的累計債務問題惡化問題。由此，22日，G7達成盧浮宮協議。其中雖然沒有明確談到匯率問題，但達成在一定範圍內控制匯率。
3月，由於企業的自我調整，日本製造業開始由不斷惡化轉向穩定，以住宅投資和個人消費相關的非製造業保持持續的良好狀態。此時，日美半導體摩擦開始升級。
4月日元繼續升值到140左右，國內僱用開始惡化，5月，失業率達到數年來最高。
4月30日，中曾根首相攜帶緊急經濟對策要綱案訪美，表示將採取伴隨5兆日元以上的內需振興方策，並指示財長與日銀總裁要求下調短期利率，強調內需振興政策會有實質，同時也會考慮減稅和預算。在此基礎上請求，關係貨幣安定問題，日美歐不管有什麼阻礙都應協助，同時希望接觸對日半導體的制裁。
5月12日，在巴黎舉行的OECD閣僚理事會上，一直認為美元進一步貶值對世界經濟不利而應該政策性協調來穩定匯率。黑字國的日本和西德應該擴大內需，美國應該消減財政赤字，特別是日本，應該早期實行修訂的緊急經濟對策。
5月緊急經濟對策發表後，日元匯率相對穩定，直到十月下旬都在140-150內徘徊。
8月，製造業開始恢復，以個人消費，住宅，公共投資為中心的非製造業繼續保持良好。
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美股暴跌，日元再升值，年末達到120日元。但此時製造業實現了向東南亞的轉移，內需擴大帶來的經濟景氣並沒有收到多大影響，至此，日元波動的影響才消除。
不知87年攜帶緊急對策赴美的中曾根首相，如何回想85年自己批准的日元升值干涉的瞬間。
相關鏈接：
鏡中日本（十一）：被冷落的真相——廣場協議中日本提議的日元升值
日本日元升值決斷——從現實的逃兵到觀念的奴隸
鏡中日本（十三）：理論與現實的鴻溝——沒有回報的日元升值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