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提起我们的近邻——蒙古国，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吧？也许有许多人还能细述上一段这个国家的历史。但是倘若问到这个只有330万总人口、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30亿美元的国家，当武汉爆发疫情后，对中国都干了些什么时，您就不是很清楚了吧？
也许有人会说了，蒙古国是一个内陆国家，地处中俄两国之间，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畜牧业，但由于经济状况一直不乐观，国弱民贫，即便是想干，又能奈我如何呢？
也许有人知道了，自武汉疫情出现后，蒙古国也是紧随大多国家的步伐，逐步关闭了与中国接壤的所有边境口岸的国家之一。
也许有人还会问，由于历史原因等造成，在蒙古国内一直滋生和蔓延有较强的排华情绪，当中国出现疫情时，蒙古国的民众们该不会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吧？
毫不夸张地说，当乍一看本文的题目后，持有上述这些想法和疑问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包括作者本人在内，起初也难免会嘀咕。那么，问题就来了，当疫情出现以后，蒙古国对中国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呢？
一、“不自量力”，竟然捐款？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度蒙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130亿美元。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广东省，2018年度的地区生产总值是9.73万亿人民币，而湖北省为3.94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将蒙古国的GDP折合成人民币计算，约合912.4亿元人民币。
看完了GDP，让我们再了解一下贫困率。2018年度蒙古国的贫困人口数量为90.49万人，占同期总人口的28.4%。而据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数字，2018年度中国还有大约8200万的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13%，占全国总人口的近十分之一。
仅从上述两项数据，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中蒙两国间存在的较大差距。况且中国又是蒙古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自2010年以来，共签订了向蒙古国提供15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协定。近年来，还向蒙古国政府提供了约10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等。
对蒙古国的国力水平有了大致了解后，让我们再回头去看一下自武汉发生疫情后，蒙古国政府和民众们的对华援助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月21日，蒙古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为中国抗击疫情，累计捐款已超过27万美元、2.27亿蒙图格里、2.1万元人民币，折合人民币合计约249.28万元。
具体是：1月31日，蒙古国政府决定提供2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2月7日，蒙古民主党、蒙古国企业界人士代表向中国大使馆转交捐款（数额不详）；2月10日，蒙古国工商会捐款1.4亿蒙图；2月13日，乌兰巴托市捐款5万美元、蒙古国留华学生捐款2200万蒙图，蒙古和平友好组织、蒙古国的第二大寺--达希乔伊林寺向中国大使馆转交捐款（数额不详）；2月18日，蒙古国军人联盟捐款6500万蒙图，蒙中友好协会向中国大使馆转交捐款（数额不详）。同日，蒙古国科学院发动全体员工，为中国防控疫情“每人捐出一天工资”。响应“每人捐出一天工资”行动的，还有蒙古国的矿山行业、畜牧业、交通运输、技术监督等部门的员工们；2月21日，蒙古人民党捐款2万美元，蒙古国驻华大使馆捐款2万元人民币，蒙古国的BODI集团等3家公司向中国大使馆转交捐款（数额不详）。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现在为北京市芳草地小学国际部五年级的蒙古国籍学生，在给中国抗击疫情的白衣天使们写下一封信的同时，还捐出了自己积攒多年原本打算去西安旅游，共计999元人民币的零用钱。这位今年才10岁的蒙古国小女孩，将捐出的零用钱分成了三份，每份为333元，分别捐给了北京、天津市和湖南省抗疫。当问到为什么是“333”时，她说“3”与“散”谐音，希望疫情能尽快散去。与之相比，许多“自量有力”然而并没有付诸善举的国人们，是否顿时会感到汗颜呢？
二、“不知地厚”，竟敢捐物？
为何要说“地厚”呢？蒙古国的国土面积为156.6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国土面积第19大的国家，也是仅次于哈萨克斯坦的世界第二大内陆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蒙古国的可耕地面积较少，大部分国土被草原覆盖。北部和西部多山脉，南部为戈壁沙漠，约30%的人口从事游牧或半游牧。
蒙古国的主要产业包括矿业、农牧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等，国民经济对外的依存度较高。由于畜牧业和矿业分别是蒙古国的传统产业和经济支柱产业，所以，在轻工业和加工制造业方面一直是比较薄弱。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需的许多日用品、食品等，依然主要是靠进口，才能满足国内的供应需求。
在这种状况下，我主要是想表达：大疫当前，“地主”家（指蒙古国的民众们）的“存粮”本就不多，还要分出“余粮”捐给中国疫情，这本身就是一种大爱和善举。
当2月4日，蒙古国的文化旅游界人士代表，捧着募集到的装有1500个口罩、2000副医用手套等防护用品的箱子，走进中国大使馆，希望捐赠给中方在甘其毛都口岸的工作人员时，曾有部分国人在网上留言笑话说：“就这么点东西，还好意思拿出手？”岂不知，就这点东西，是花了近300万蒙图格里克从国外进口的呢。中国有句俗话：“伸手不打笑脸人，开口不骂送礼人”，更何况是“你在袖手旁观，却笑他人有义”，这是何等的不懂礼义廉耻，是典型的有损千年文明之邦国人形象的行径。
从古至今，只有“患难见真情”。不帮你是本分，帮你是情分。只有当自己真正落难时，才能深切体会到谁是朋友，哪怕是递上一句安慰的话，都足以让人内心倍感温暖。
除此之外，作者还了解到，蒙古国的一家名为“OYUNII UNDRAAG”的公司，2月11日专程前往中国大使馆捐赠过口罩等防护用品；在中国境内的一些蒙资企业，比如在策克口岸的蒙珠勒公司等，向当地的开发区管委会捐赠防疫物资等，以尽绵薄之力。其实像类似这样捐物的善举还有很多，但由于作者掌握到的信息十分有限，未能一一列举，希望能得到那些“不知地厚”的蒙古国同胞们的谅解！当然，若有知情的读者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在评论区留言等方式，分享给大家。
三、“不知死活”，竟要救援？
灾难面前的“逆行者”，向来是要受到人们的尊敬。
当每次遇到险情和灾情，我们总是能看到解放军指战员、消防员和医护人员首当其冲、逆行而上。此次武汉发生疫情，也是如此。当除夕夜家人团聚，一起吃年夜饭、看春节联欢晚会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救援队，却冒着被感染的风险，逆行前往武汉参与救援。
在随后的数天里，随着参与救援的医疗队数量越来越多，在火神山、雷神山医院里聚集了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白衣天使们。当听闻陕西、甘肃、云南等省市参加志愿救援的女医生和护士们，纷纷剃光头发出征的消息，几乎是要让人落泪。
在大险和大灾面前，“逆行者”中向来是不会缺少国际友人们的身影。抗日战争时期，加拿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医生，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2020年2月6日，曾参加过当年支援中国空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美国“飞虎队”的最后一位成员去世。2008年的汶川地震，继首批的国际救援队伍，即31名日本的专业救援人员抵达后，同一天还有来自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救援队，也先后抵达了地震灾区参与救援。
此次疫情发生后，曾任蒙古国卫生部副部长的阿玛尔萨纳医生1月29日发出倡议，号召蒙古国的医生们志愿组成20人的医疗队，赴中国武汉支援抗击疫情。消息一经发布后，迅速得到了120多名蒙古国青年医生们的踊跃报名，并定于2月2日动身前来。但是最后因蒙古国政府下令，自2月1日开始，禁止蒙古国公民进入中国境内，因此遗憾未能成行。
虽然蒙古国的这支志愿医疗队未能前来，没有实现帮助中国共同抗击武汉疫情的愿望，但是我们仍然要向他们致敬，感谢他们肯冒被感染的风险，甚至是死亡的威胁，赴中国成为一名“逆行者”。
四、“不识大体”，竟劳大众？
事到如今，已写至此，只有继续往前行了。俗话说：“独木难成林”和“众人拾柴火焰高”。
1月31日，蒙古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抗击疫情提供2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后，在蒙古国内激起了各组织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民众们，纷纷自发捐款、捐物的热情。特别是自2月4日，蒙古国文化旅游界的代表走进中国大使馆转交捐赠物品的事，被蒙古国的媒体相继报道后，更是掀起了新一轮的小高潮。
2月7日，蒙古-中国友好协会向蒙古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与中国保持有合作关系的企业，以及全体蒙古国民们发出倡议，公布捐款账号，号召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提供捐助。
2月12日，蒙古国粮食和农业协会号召国民们，“每人捐款1000蒙图格里克”，以支援中国抗击疫情。
2月18日，由蒙古国科学院等单位发起的为中国抗击疫情“每人捐出一天工资”的行动，迅速得到了矿山、交通运输、农牧业、技术监督、教育等政府部门和组织团体的响应，纷纷慷慨解囊，提供捐助。
虽然仅是一天的工资，但您知道对蒙古国的普通民众们意味着什么吗？由于缺乏总体的统计数据，只能通过某一个行业来举例说明。此次蒙古国的食品生产企业，共募集了1178名员工的捐款，合计3900万蒙图（约合9.95万人民币），平均每名员工捐款3.31万蒙图（约合84.5元人民币）。照此计算，员工每月的平均工资水平大概在2535元人民币左右。在这种工资收入状况下，要拿出接近1百元钱，为邻国抗击疫情而捐助，难道不觉得这份心意来得是如此沉甸甸的和何等弥足珍贵吗？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为援助中国抗击疫情，2月18日召开的蒙古国政府工作会议决定，发起命名为“爱心援助永久邻居”的人道主义募捐行动，并公布了统一的捐款帐号，以期通过政府的力量来组织和发动，让更多的社会民众们积极参与到为中国疫情捐款的善举当中。
唉！面对如此“不识大体”的蒙古国政府，三番五次发动和带领更多是低收入群体的国民们，为中国抗击疫情捐款，作者竟然无言以对。同时，针对部分国内的读者朋友们，向作者提出为何很少能看到类似报道的问题时，作者更是无法回答。只能是通过默默地拿起笔来，把我知道和了解到的事情，写出来后告诉大家，仅此而已。
如果您觉得有必要，需要让更多的人都了解到自疫情发生后，蒙古国政府和民众们对中国的这些所作所为，请记得一定转发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