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雖然已塵埃落定，但歐盟的未來似乎並未因此而變得更加明朗。依據“歐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最新民意調查結果，對歐盟持積極立場的公眾佔比由2019年7月的45%下降到了2020年7月的40%，同期內對歐盟持否定態度的人群則由17%上升至19%。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在歐盟14個成員國內進行的民意調查體現出類似的結果。除西班牙外，其他成員國內超過半數的受訪者均認為，既有的歐盟有可能在未來10—20年內解體，其中法國持有這一立場的人群佔比最高，達到了58%。
第九屆歐洲議會的選舉結果也體現出了近似的消極趨勢。除葡萄牙、盧森堡、立陶宛、馬耳他、塞浦路斯、羅馬尼亞和拉脫維亞外，包括英國在內的其他21國均有疑歐主義民粹類政黨在本屆議會選舉中獲得席位。在751個議席中，具有民粹主義色彩的33個政黨共獲得224個席位，較2014年的180席增加了44個席位。儘管此類政黨因不同的政治訴求加入或組建了不同的黨團，但歐洲人民黨團（EPP）及社會民主黨團（S&D）等中左與中右主流黨團的席位卻有顯著的流失，分別由2014年的221席和191席減少至182席和154席。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外交政策專家丹尼森（Susi Dennison）等因此驚呼，歐盟所剩時日無多，必須採取有力措施抵制疑歐主義的蔓延。
上述對歐盟的消極認知及其表現均屬於疑歐主義的範疇，但對歐盟構成實質性威脅的並非是普通意義上的“歐洲懷疑論者”，而是其中的“反歐者”。依據塔戈特（Paul Taggart）的研究結論，所有的“反歐者”必然持有疑歐取向，但疑歐者並不必然都是“反歐者”。因此，疑歐主義一方面體現為偶發性的受特定條件限定的反對一體化的態度，另一方面也包括徹底的無條件反對一體化的觀念。以此為基礎，塔戈特進一步將疑歐主義劃分為剛性和柔性兩個類別。前者是對歐洲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的徹底拒斥，反對本國加入或保留歐盟的成員國身份；後者指有條件地反對一體化的立場。
歐盟內的疑歐主義者中存在多少堅定的“反歐者”？究竟應如何看待上述民意調查及歐洲議會選舉結果？
英國脫歐公投前的幾乎所有民調結果均表明，超過半數的受訪者傾向於英國繼續留在歐盟，但最終的公投卻出現了“小概率”結果。如果依據賴夫（Karlheinz Reif）等人的“次等選舉”理論反觀歐洲議會選舉，可以得出近似的推論，即“次等”的歐洲議會選舉結果並不必然會復現於“一等選舉”範疇內的國內大選。
賴夫事實上提出了一個三維度的選舉解釋範式。首先是“一等選舉”，主要指議會制或總統制國家內決定政府組閣及總統人選的國內大選。此類選舉不僅決定國家層面新政府的組建，同時也直接影響特定階段內一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走向。其次是“次等選舉”，主要包括各類地方性選舉及歐洲議會選舉。最後是“三等選舉”，即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及媒體為了解民意開展的各類民意測驗與調查。
賴夫及希克斯（Simon Hix）等人的研究結果均表明，“次等選舉”不僅參選率明顯不及“一等選舉”，而且小黨、新興政黨以及具有極端政治取向政黨的得票率相對主流大黨更高。其主要原因包括兩點：一是“次等選舉”關涉問題的重要性明顯不及“一等選舉”；二是選民投票動機的變化，即投票由“非真誠選擇”向“真誠選擇”的轉變以及選民政黨取向的變化。由於“一等選舉”關涉問題的重要性，選民更多的是“用腦投票”，即從戰略的角度來選擇相關的政黨及候選人。但在包括歐洲議會選舉在內的“次等選舉”中，選民更多地傾向於“用心投票”，亦即從個人喜好的角度來選擇政黨及候選人。
賴夫等人沒有詳細論證“三等選舉”與“一等選舉”的關係，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普通意義上的民意調查結果與選民在“一等選舉”中的最終投票選擇間的關聯度，顯然較“次等選舉”更低，前述英國脫歐過程中各類民調結果與最終公投結果的顯著差異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
延續賴夫等人的分析邏輯，只有依據較普通民意調查更具確定性的數據，才有可能對歐盟的未來做出更加貼近事實的判斷。2001年歐洲多國的學術代表在倫敦大學城市學院發起“歐洲社會調查”（ESS）項目。ESS通過面對面的調查方式在參與項目的30多個歐洲國家收集受訪者的政治態度等信息，迄今共進行了8輪調查，其問卷結果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可及廣泛應用。
ESS發佈的數據雖然也屬於民意測驗與問卷訪談等軟數據的範疇，但其中有關選民的政黨投票選擇是在大選結束後進行的客觀統計，一定程度上具有接近官方統計等硬數據的確定性。筆者據此對ESS在2016年和2018年的選民投票結果篩查後發現，在國家議會選舉中投票支持左、中、右翼民粹類政黨的8269個樣本中，贊同其政黨脫歐的選民為2156個，佔該類樣本的26.1%。即便是被學界普遍認可的反歐取向最為強烈的激進右翼政黨選民，支持其政黨脫歐的樣本僅佔該類樣本總數的30.4%。主流政黨選民贊同脫歐的佔比相對更低，僅佔樣本量的11%。整體來看，在26940個總樣本中，支持其政黨脫歐的選民為4210個，僅佔全部樣本量的15.6%。由此可見，歐盟治下的疑歐主義情緒雖然體現出不斷蔓延的趨勢，但硬疑歐主義範疇內堅定的“反歐者”佔比並不高。
挺歐主義者擔心英國脫歐有可能促發多米諾骨牌式的退歐潮，但ESS的上述統計結果表明多數選民並不主張脫歐。然而，歐盟無疑需要以英國脫歐為契機進行深刻的反思與改革，否則疑歐主義情緒的繼續蔓延終將危及其存續。從相對長週期的角度來考察，一體化與去一體化、挺歐主義與疑歐主義、入歐與脫歐等，始終是歐盟統合進程中相輔相成的政治力量與價值訴求。英國脫歐根本上是這一動態平衡機制的暫時失衡，其根源在於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的多輪高密度、大範圍的深化與擴大進程。
就歐盟所奠基的多元主義價值目標來看，歐洲一體化並非建立在對疑歐主義及其勢力打壓甚至根除的基礎之上，這在歐洲相對開放與多元的政治和社會條件下，既不具有可行性，也無必要性。歐盟70年來的成功與績效，事實上奠基於適度控制疑歐主義實現的動態平衡，這也是漸進式一體化屢屢成功的根本所在。就這一意義而言，歐盟由英國脫歐促動的新一輪改革，並不必然要偏離《羅馬條約》及《里斯本條約》等確立的政治目標，其主旨應集中於恢復這一暫時失衡的動態平衡機制。有必要指出的是，歐盟不得不開啟的新一輪改革進程，必將面臨前所未有的阻力與困難，其中最大的挑戰是塔戈特等人發現的民粹主義與疑歐主義的合流，亦即“民粹疑歐主義”力量的形成。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賈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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