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〇師在朝鮮吃了敗仗，與西路軍失敗、新四軍皖南事變失利一樣，在全國全軍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時期，對一八〇師在朝鮮打敗仗的事無人不知。但其實，一八〇師和許多英雄部隊一樣，有著光榮的歷史，是一支能打硬仗、惡仗，具有豐功偉績的老部隊，追述到晉冀魯豫軍區二十四旅，屬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領導指揮過的英雄部隊。這支部隊誕生後，攻必克戰必勝，奮戰在華北、西北和西南，先後參加了運城、臨汾、晉中、太原、秦嶺戰役和解放成都等重大戰役，戰果累累，英雄輩出，曾在中國人民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此次朝鮮戰爭中，一八〇師1萬餘人，除師長鄭其貴、副師長段龍章、參謀長王振邦率領不足300人突圍外，後來又陸續回來不少，有5000餘人被俘，其餘大部犧牲，這是志願軍空前嚴重而又令人痛心的一次重大損失。消息傳到總部，彭德懷拍案而起，親自打電話給三兵團副司令王近山，將他叫到總部，嚴厲地批了他兩個小時，併發誓對一八〇師的領導幹部進行嚴肅處理。
彭德懷以劉伯承帶的兵刺激王近山，從沒失敗過的王近山，頭一回坐下來寫檢討
王近山從志願軍總部返回兵團機關已是黃昏，警衛員叫他吃晚飯，他搖搖手，沒好氣地說：我現在就是有山珍海味放在桌上也吃不下去。"他將自己關在一間低矮的草房裡，點起蠟燭，頭腦中不斷回憶第五次戰役經過，按照彭德懷的要求，一字一句地寫著檢討報告。
王近山是第二野戰軍戰功赫赫的名將。他15歲參加紅軍，在徐向前指揮下英勇殺敵，從班長逐級提升為軍長，此間不畏強敵，迎著艱險上。他的足跡踏遍大半個中國，什麼硬仗、惡仗、險仗都經歷過。他只要聽說有仗打，就像一頭發了瘋的猛虎，因此，他的戰友們給他取了個綽號，叫"王瘋子"。當然，這個瘋子並非是貶義，而是出於敬佩他的英勇無畏。
劉伯承元帥曾讚揚王近山是一員難得的智勇雙全的猛將。鄧小平從不輕易讚揚一個人，在定陶戰役總結大會上，禁不住讚揚他驍勇善戰，戰功卓著，每戰都爭挑重擔，敢於啃硬骨頭。鄧小平的讚揚一點都不過分，王近山在他的國內多年作戰中，沒有打過一次敗仗，沒有寫過一次檢討。可是，抗美援朝戰爭中的第五次戰役，一八〇師失利，彭德懷怒火沖天，命令他寫出書面檢查。從沒失敗過的王近山，要坐下來寫檢討，真是老和尚娶媳婦——頭一回。他絞盡腦汁，熬了一個通宵，終於完成了檢討書，第二天拿著厚厚一疊檢討書，在兵團黨委會上一字一句地讀著他的檢討。聽了他的檢討就如見到他的為人，檢討寫得坦率真誠，毫無推諉之詞，他開門見山寫道：
"一八〇師翻船落水責任在我身上，完全是我指揮上的錯誤造成的……"三兵團司令員兼政委陳賡在國內養病沒到朝鮮，三兵團的工作由副司令王近山和副政委杜義德負責。杜義德只知道王近山被彭德懷叫到總部談話，以為是談作戰方面的事。這天吃早飯時，王近山對杜義德說，兵團對一八〇師受挫之事要開個會總結一下。他不知道王近山寫了一夜檢討，會議開始，見王近山把一八〇師受挫一事的責任一攬子承擔下來，覺得不符合實際，便急得插話說："近山同志，你敢於認錯的精神值得我學習，但是，陳賡同志臨走時，對兵團工作作了分工，我是負責黨委和日常工作總結報告的，總結一八〇師受挫的事應由我負責，你怎麼一手的包辦……"
"只有生病的人才能吃藥，你沒有生病與我搶藥吃做什麼呢？"王近山瞥了杜義德一眼，繼續說，"我考慮檢討一八〇師損失原因，應該從根子上找原因。我在第五次戰役作戰指揮上有著一連串的錯誤，第一，在兩個階段中用兵過多。二三十公里的彈丸之地，投入了三個軍15個師兵力，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二三百人，造成戰場擁擠、混亂，敵人每一顆炮彈都能炸倒我們的戰士。第二，違背用兵原則。本來是三個師的作戰任務，落在一八〇師一個師肩上，使一八〇師在北漢江地區面臨美軍第七師和美軍陸戰第一師的重兵圍攻。第三，回撤組織不周密。由於有的部隊撤得過早，造成了六十軍兩翼出現大缺口。一八〇師孤懸敵後，兵團雖採取過援救措施，但貫徹不力，致使一八〇師造成了難以挽回的損失。"王近山說到這裡，痛心疾首，停頓下來。
參謀長王蘊瑞坐不住了，他站起來說："近山過於自責，三兵團仗沒打好，一八〇師受損失，責任應該在我這個參謀長身上。22日（1951年5月）晚上，六十軍左翼十五軍北撤，右翼六十三軍也北撤了，六十軍的三個師最晚也應在23日或24日北撤，但是，由於我的工作疏忽，致使六十軍回撤耽誤了時間，一八〇師四面受敵。
杜義德說："我認為檢討錯誤應該實事求是，什麼叫實事求是？就是尊重客觀實際，你們都從主觀上檢討是對的，而忽視客觀因素也是不對的。我記得22日晚兵團轉移途中，電臺被敵機炸燬。敵人重兵尾隨的嚴峻形勢下，兵團機關失去了電臺，與各軍中斷了聯繫，控制不了部隊，大約有三天時間，兵團不知道六十軍在哪裡，也不知道一八〇師的情況，兩眼漆黑，憑什麼指揮打仗？"
"我說過，你們沒生病不要亂吃藥，"王近山搶過話頭說，"綜合我的錯誤，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入朝之前，我王近山滿腦子想的是如何打好出國第一仗，露一手，一鳴驚人。由於麻痺輕敵，顧此失彼了。美國的裝備代表了現代戰爭裝備，我們用人海戰術同這種敵人作戰顯然過時了，應該加強戰略戰術研究，發揮我們的優勢，以己之長擊敵之短，這個血的教訓我要牢牢記住，全兵團的同志也應銘刻在心。"王近山掃了大家一眼，提高嗓門說：
"同志們，我為什麼要強調戰術研究？我們成員大部分是劉帥領導的部隊，劉帥善長兵法的，有當今新孫武之稱。在總部彭總找我談話時，他第一句話就說，劉伯承是軍事理論權威，咱是丘八（指當兵的人），你們不是劉伯承帶出來的嗎？劉伯承不是講戰術嗎？你們怎麼不講戰術？我聽了彭總這句話如捱了一悶棍，半天講不出話來。我們這一仗丟了劉帥的臉！我們要臥薪嚐膽，發奮圖強，在下一次戰役中將功補過，打一個漂亮的殲滅仗，為劉帥爭光！"
王近山最後幾句話使大家的情緒激動起來，他的話音一落，一個個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王近山被掌聲激動得笑了起來，興奮地說："我萬萬沒想到我的檢討為大家鼓了勁。"
杜義德說："同志們，近山同志講得對，我們要把檢討會開成鼓勁會，通過這次會議把我們的晦氣洗掉，在下一次戰役中打個漂亮仗。其實，我們三兵團在第五次戰役中的成績是主流，十二軍、十五軍打得很好，尤其十二軍三十一師李長林率領的九十一團，插入敵人幾百裡，比一八〇師遠100多里，最後回撤多次躲過敵人的重兵伏擊，從東海岸回到兵團駐地，彭總說，這也是奇蹟。"
王近山回京向毛主席當面檢討，一八〇師過上暗淡無光的日子
兵團會議結束後，王近山帶著作戰參謀返回北京，向毛主席當面作了檢討請罪，並再三向主席表示接受教訓，跌倒了再爬起來。毛主席聽了王近山的檢討，沒有責備王近山，對他說："近山，一八〇師受損失的事，彭德懷主動替你擔了責。"說著把剛收到的由彭德懷、鄧華簽發的《關於一八〇師受損事件通報》遞給王近山，繼續說："這件事只要接受教訓就行了。現在回過頭來看，第五次戰役打得急了一些，大了一些，遠了一些。我同聶榮臻同志、宋時輪同志說過這個認識，這樣的認識，只能在第五次戰役之後，而不能在此以前。"
王近山在赴北京之前，曾和杜義德研究決定由兵團政治部主任劉有光帶領工作組到六十軍進行整頓。在工作組來到之前，軍政委袁子欽已經召開過一八〇師領導幹部會議。一八〇師也寫出了《五次戰役第二階段牽制作戰及受挫檢討報告》，他們在報告中承認因指揮上的失誤，導致部隊受到嚴重損失，師領導應負主要責任。軍部領導看了這份報告，認為檢討不深刻，把調子定在主要領導幹部因"政治動搖逃跑"是一八〇師損失的基本原因。而一八〇師領導不願意接受"政治動搖"這頂帽子，因此，會議連開三天都沒有統一認識。
第四天，劉有光主任來了，袁子欽把一八〇師領導集中起來，由劉有光作指示，劉有光推推近視眼鏡，開門見山地說："給一八〇師領導定的'政治動搖逃跑'的結論是對的。"
"政治搖逃跑"意味著什麼？這是政治立場問題啊！一八〇師師長鄭其貴聽了這一結論，當然知道這個結論的嚴重性，頓時嚇呆了，他捶胸頓足，抱頭大哭起來。師參謀長王振邦也難以接受這一結論，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想出門"方便"一下，被哨兵喝住。
王振邦回到住處，對鄭其貴說："我們已經被'看'起來了。"鄭其貴聽到這話，跺腳嘆息，淚水流淌，灰溜溜地說道："打了敗仗就是渾身是嘴都說不清，也沒有人聽。想不到革命革到今天，革到自己頭上了，下一步聽候發落吧。"
為了統一對一八〇師主要領導的政治結論的認識，六十軍召開了團以上幹部大會，會議開始，由軍政委袁子欽說了幾句開場白，然後由劉有光講話。他左右掃視會場，第一句話就說："鄭其貴，我要點你的名，'政治動搖逃跑'的帽子給誰戴？關鍵的關鍵你們不是集中突圍，擅自搞分散突圍，這是個大是大非問題。'政治動搖逃跑'的帽子你不戴行嗎？丟下部隊自己跑回來，你的政治立場到哪裡去了？彭總說過，這樣的師長不槍斃，留下有什麼用……"
鄭其貴聽到又點了他的名，再次絕望地放聲大哭起來，劉主任講了些什麼，他一句也沒聽清，他的腦子裡一片空白。他自己認為，在整個五次戰役作戰中，雖然在第二階段後期回撤時，指揮失誤造成失敗，但是在整個作戰中，他始終英勇頑強，即使在突圍戰鬥時，他也沒有絲毫政治動搖逃跑的心理，完全是在不斷請示中突圍的。如果說在突圍前後，猶豫不決，計劃不周，組織不嚴，這是恰如其分的。鄭其貴越來越想不通，他想，說我政治動搖逃跑，我死也不會瞑目的。
五三八團參謀長胡景義突然站起來說："我們認為，我們突圍失敗是軍事指揮問題，與政治問題是不搭界的。政治動搖逃跑的帽子太大，這個結論不實事求是，不適合戰場實際。況且我們是根據上級命令突圍的，突圍後集中在鷹峰山也是上級確定的。所以，我死也不能承認我們是政治逃跑，我們不是罪人，我要申訴，我要盡力解釋清楚這件事。"
這時，五四〇團政委李懋召正想站起來，被兵團工作組的一個同志按住，在他的耳邊低聲而又嚴肅地說："風頭上你能說得清嗎？又有誰肯聽你們的解釋呢？我告訴你，鄭其貴殺頭是逃不了的，胡景義也要坐牢，李懋召不由打了個冷顫，寒從心中起，他覺得整個人都浸泡在冰冷的水中。"工作組的那個同志當然知道他在想什麼，壓低嗓門繼續說："你要相信黨，相信組織，不會包庇一個壞人，也不會冤枉一個好人，你只有冷靜地反省檢討才有前途！"
沒多久，六十軍就離開了第一線，調到德萊山底下進行整頓。每天大會小會，不是軍長檢討就是師長檢討。鄭其貴的檢討書寫了一份又一份，裝訂起來有兩尺高。開始的檢討中死也不承認、不接受"政治逃跑"這個結論，一直到了1951年11月24日，他們的頭腦才轉過彎來，知道不接受這個帽子是過不了關的，便在檢討書中寫上了"政治逃跑"這四個要命的字眼。此後，六十軍的領導班子進行了大調整，除參謀長鄧仕俊（原一八〇師師長）外，都調開了。由於總部和兵團領導忙著指揮打仗，加上經過一段時間的冷靜思考，沒有繼續追究鄭其貴等人的刑事責任，凡是團以上幹部，都給予了黨內留黨察看，行政上降職撤職的處分。鄭其貴撤職後改任兵團管理處長，段龍章降為軍作戰處長，營以下幹部也是撤職降職處分。
迄今為止，最有權威的文件——陳賡、鄧華領導編寫的《抗美援朝戰爭經驗總結》中是這樣寫的："第三兵團司令部轉移的組織計劃不周，在轉移中遭受空襲中斷指揮三天，這是使部隊混亂受損失原因之一。第一八〇師遭受損失，主要是師長失去共產黨員的應有意志，右傾動搖，沒有堅決率領全師突圍，而拆電臺、燒密碼、集合幹部、拋棄戰士分散突圍，致使主力遭受嚴重損失。"
一八〇師的幹部在以後的漫長歲月中，一直過著政治上暗淡無光的日子，每每碰到政治運動，總躲不了審查批判。在特殊時期中，他們有檢不完的討，過不完的關，流不完的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