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〇师在朝鲜吃了败仗，与西路军失败、新四军皖南事变失利一样，在全国全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期，对一八〇师在朝鲜打败仗的事无人不知。但其实，一八〇师和许多英雄部队一样，有着光荣的历史，是一支能打硬仗、恶仗，具有丰功伟绩的老部队，追述到晋冀鲁豫军区二十四旅，属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领导指挥过的英雄部队。这支部队诞生后，攻必克战必胜，奋战在华北、西北和西南，先后参加了运城、临汾、晋中、太原、秦岭战役和解放成都等重大战役，战果累累，英雄辈出，曾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此次朝鲜战争中，一八〇师1万余人，除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率领不足300人突围外，后来又陆续回来不少，有5000余人被俘，其余大部牺牲，这是志愿军空前严重而又令人痛心的一次重大损失。消息传到总部，彭德怀拍案而起，亲自打电话给三兵团副司令王近山，将他叫到总部，严厉地批了他两个小时，并发誓对一八〇师的领导干部进行严肃处理。
彭德怀以刘伯承带的兵刺激王近山，从没失败过的王近山，头一回坐下来写检讨
王近山从志愿军总部返回兵团机关已是黄昏，警卫员叫他吃晚饭，他摇摇手，没好气地说：我现在就是有山珍海味放在桌上也吃不下去。"他将自己关在一间低矮的草房里，点起蜡烛，头脑中不断回忆第五次战役经过，按照彭德怀的要求，一字一句地写着检讨报告。
王近山是第二野战军战功赫赫的名将。他15岁参加红军，在徐向前指挥下英勇杀敌，从班长逐级提升为军长，此间不畏强敌，迎着艰险上。他的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什么硬仗、恶仗、险仗都经历过。他只要听说有仗打，就像一头发了疯的猛虎，因此，他的战友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王疯子"。当然，这个疯子并非是贬义，而是出于敬佩他的英勇无畏。
刘伯承元帅曾赞扬王近山是一员难得的智勇双全的猛将。邓小平从不轻易赞扬一个人，在定陶战役总结大会上，禁不住赞扬他骁勇善战，战功卓著，每战都争挑重担，敢于啃硬骨头。邓小平的赞扬一点都不过分，王近山在他的国内多年作战中，没有打过一次败仗，没有写过一次检讨。可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五次战役，一八〇师失利，彭德怀怒火冲天，命令他写出书面检查。从没失败过的王近山，要坐下来写检讨，真是老和尚娶媳妇——头一回。他绞尽脑汁，熬了一个通宵，终于完成了检讨书，第二天拿着厚厚一叠检讨书，在兵团党委会上一字一句地读着他的检讨。听了他的检讨就如见到他的为人，检讨写得坦率真诚，毫无推诿之词，他开门见山写道：
"一八〇师翻船落水责任在我身上，完全是我指挥上的错误造成的……"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在国内养病没到朝鲜，三兵团的工作由副司令王近山和副政委杜义德负责。杜义德只知道王近山被彭德怀叫到总部谈话，以为是谈作战方面的事。这天吃早饭时，王近山对杜义德说，兵团对一八〇师受挫之事要开个会总结一下。他不知道王近山写了一夜检讨，会议开始，见王近山把一八〇师受挫一事的责任一揽子承担下来，觉得不符合实际，便急得插话说："近山同志，你敢于认错的精神值得我学习，但是，陈赓同志临走时，对兵团工作作了分工，我是负责党委和日常工作总结报告的，总结一八〇师受挫的事应由我负责，你怎么一手的包办……"
"只有生病的人才能吃药，你没有生病与我抢药吃做什么呢？"王近山瞥了杜义德一眼，继续说，"我考虑检讨一八〇师损失原因，应该从根子上找原因。我在第五次战役作战指挥上有着一连串的错误，第一，在两个阶段中用兵过多。二三十公里的弹丸之地，投入了三个军15个师兵力，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二三百人，造成战场拥挤、混乱，敌人每一颗炮弹都能炸倒我们的战士。第二，违背用兵原则。本来是三个师的作战任务，落在一八〇师一个师肩上，使一八〇师在北汉江地区面临美军第七师和美军陆战第一师的重兵围攻。第三，回撤组织不周密。由于有的部队撤得过早，造成了六十军两翼出现大缺口。一八〇师孤悬敌后，兵团虽采取过援救措施，但贯彻不力，致使一八〇师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王近山说到这里，痛心疾首，停顿下来。
参谋长王蕴瑞坐不住了，他站起来说："近山过于自责，三兵团仗没打好，一八〇师受损失，责任应该在我这个参谋长身上。22日（1951年5月）晚上，六十军左翼十五军北撤，右翼六十三军也北撤了，六十军的三个师最晚也应在23日或24日北撤，但是，由于我的工作疏忽，致使六十军回撤耽误了时间，一八〇师四面受敌。
杜义德说："我认为检讨错误应该实事求是，什么叫实事求是？就是尊重客观实际，你们都从主观上检讨是对的，而忽视客观因素也是不对的。我记得22日晚兵团转移途中，电台被敌机炸毁。敌人重兵尾随的严峻形势下，兵团机关失去了电台，与各军中断了联系，控制不了部队，大约有三天时间，兵团不知道六十军在哪里，也不知道一八〇师的情况，两眼漆黑，凭什么指挥打仗？"
"我说过，你们没生病不要乱吃药，"王近山抢过话头说，"综合我的错误，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入朝之前，我王近山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打好出国第一仗，露一手，一鸣惊人。由于麻痹轻敌，顾此失彼了。美国的装备代表了现代战争装备，我们用人海战术同这种敌人作战显然过时了，应该加强战略战术研究，发挥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这个血的教训我要牢牢记住，全兵团的同志也应铭刻在心。"王近山扫了大家一眼，提高嗓门说：
"同志们，我为什么要强调战术研究？我们成员大部分是刘帅领导的部队，刘帅善长兵法的，有当今新孙武之称。在总部彭总找我谈话时，他第一句话就说，刘伯承是军事理论权威，咱是丘八（指当兵的人），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吗？刘伯承不是讲战术吗？你们怎么不讲战术？我听了彭总这句话如挨了一闷棍，半天讲不出话来。我们这一仗丢了刘帅的脸！我们要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在下一次战役中将功补过，打一个漂亮的歼灭仗，为刘帅争光！"
王近山最后几句话使大家的情绪激动起来，他的话音一落，一个个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王近山被掌声激动得笑了起来，兴奋地说："我万万没想到我的检讨为大家鼓了劲。"
杜义德说："同志们，近山同志讲得对，我们要把检讨会开成鼓劲会，通过这次会议把我们的晦气洗掉，在下一次战役中打个漂亮仗。其实，我们三兵团在第五次战役中的成绩是主流，十二军、十五军打得很好，尤其十二军三十一师李长林率领的九十一团，插入敌人几百里，比一八〇师远100多里，最后回撤多次躲过敌人的重兵伏击，从东海岸回到兵团驻地，彭总说，这也是奇迹。"
王近山回京向毛主席当面检讨，一八〇师过上暗淡无光的日子
兵团会议结束后，王近山带着作战参谋返回北京，向毛主席当面作了检讨请罪，并再三向主席表示接受教训，跌倒了再爬起来。毛主席听了王近山的检讨，没有责备王近山，对他说："近山，一八〇师受损失的事，彭德怀主动替你担了责。"说着把刚收到的由彭德怀、邓华签发的《关于一八〇师受损事件通报》递给王近山，继续说："这件事只要接受教训就行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第五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大了一些，远了一些。我同聂荣臻同志、宋时轮同志说过这个认识，这样的认识，只能在第五次战役之后，而不能在此以前。"
王近山在赴北京之前，曾和杜义德研究决定由兵团政治部主任刘有光带领工作组到六十军进行整顿。在工作组来到之前，军政委袁子钦已经召开过一八〇师领导干部会议。一八〇师也写出了《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牵制作战及受挫检讨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承认因指挥上的失误，导致部队受到严重损失，师领导应负主要责任。军部领导看了这份报告，认为检讨不深刻，把调子定在主要领导干部因"政治动摇逃跑"是一八〇师损失的基本原因。而一八〇师领导不愿意接受"政治动摇"这顶帽子，因此，会议连开三天都没有统一认识。
第四天，刘有光主任来了，袁子钦把一八〇师领导集中起来，由刘有光作指示，刘有光推推近视眼镜，开门见山地说："给一八〇师领导定的'政治动摇逃跑'的结论是对的。"
"政治摇逃跑"意味着什么？这是政治立场问题啊！一八〇师师长郑其贵听了这一结论，当然知道这个结论的严重性，顿时吓呆了，他捶胸顿足，抱头大哭起来。师参谋长王振邦也难以接受这一结论，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想出门"方便"一下，被哨兵喝住。
王振邦回到住处，对郑其贵说："我们已经被'看'起来了。"郑其贵听到这话，跺脚叹息，泪水流淌，灰溜溜地说道："打了败仗就是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也没有人听。想不到革命革到今天，革到自己头上了，下一步听候发落吧。"
为了统一对一八〇师主要领导的政治结论的认识，六十军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会议开始，由军政委袁子钦说了几句开场白，然后由刘有光讲话。他左右扫视会场，第一句话就说："郑其贵，我要点你的名，'政治动摇逃跑'的帽子给谁戴？关键的关键你们不是集中突围，擅自搞分散突围，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政治动摇逃跑'的帽子你不戴行吗？丢下部队自己跑回来，你的政治立场到哪里去了？彭总说过，这样的师长不枪毙，留下有什么用……"
郑其贵听到又点了他的名，再次绝望地放声大哭起来，刘主任讲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没听清，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自己认为，在整个五次战役作战中，虽然在第二阶段后期回撤时，指挥失误造成失败，但是在整个作战中，他始终英勇顽强，即使在突围战斗时，他也没有丝毫政治动摇逃跑的心理，完全是在不断请示中突围的。如果说在突围前后，犹豫不决，计划不周，组织不严，这是恰如其分的。郑其贵越来越想不通，他想，说我政治动摇逃跑，我死也不会瞑目的。
五三八团参谋长胡景义突然站起来说："我们认为，我们突围失败是军事指挥问题，与政治问题是不搭界的。政治动摇逃跑的帽子太大，这个结论不实事求是，不适合战场实际。况且我们是根据上级命令突围的，突围后集中在鹰峰山也是上级确定的。所以，我死也不能承认我们是政治逃跑，我们不是罪人，我要申诉，我要尽力解释清楚这件事。"
这时，五四〇团政委李懋召正想站起来，被兵团工作组的一个同志按住，在他的耳边低声而又严肃地说："风头上你能说得清吗？又有谁肯听你们的解释呢？我告诉你，郑其贵杀头是逃不了的，胡景义也要坐牢，李懋召不由打了个冷颤，寒从心中起，他觉得整个人都浸泡在冰冷的水中。"工作组的那个同志当然知道他在想什么，压低嗓门继续说："你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不会包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你只有冷静地反省检讨才有前途！"
没多久，六十军就离开了第一线，调到德莱山底下进行整顿。每天大会小会，不是军长检讨就是师长检讨。郑其贵的检讨书写了一份又一份，装订起来有两尺高。开始的检讨中死也不承认、不接受"政治逃跑"这个结论，一直到了1951年11月24日，他们的头脑才转过弯来，知道不接受这个帽子是过不了关的，便在检讨书中写上了"政治逃跑"这四个要命的字眼。此后，六十军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大调整，除参谋长邓仕俊（原一八〇师师长）外，都调开了。由于总部和兵团领导忙着指挥打仗，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思考，没有继续追究郑其贵等人的刑事责任，凡是团以上干部，都给予了党内留党察看，行政上降职撤职的处分。郑其贵撤职后改任兵团管理处长，段龙章降为军作战处长，营以下干部也是撤职降职处分。
迄今为止，最有权威的文件——陈赓、邓华领导编写的《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中是这样写的："第三兵团司令部转移的组织计划不周，在转移中遭受空袭中断指挥三天，这是使部队混乱受损失原因之一。第一八〇师遭受损失，主要是师长失去共产党员的应有意志，右倾动摇，没有坚决率领全师突围，而拆电台、烧密码、集合干部、抛弃战士分散突围，致使主力遭受严重损失。"
一八〇师的干部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一直过着政治上暗淡无光的日子，每每碰到政治运动，总躲不了审查批判。在特殊时期中，他们有检不完的讨，过不完的关，流不完的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