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证据法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
其他证据制度我不说了，我仅说说法定证据制度。
所谓法定证据制度，是指法律事前规定证据制度的种类和证明力，只要达到法律规定的要求，就认定犯罪，而不管其他，因此，法定证据制度也称之为“形式证据制度”。
法定证据制度是欧洲中世纪时期的证据制度。
比如：客观而又可信的证据是目击犯罪现场的两名证人，如果这两名证人都说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就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法官不能根据其他情景证据来认定犯罪，并否定这两名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
比如，在下列情况下，也构成犯罪，比如说：这两名证人是父子两人；这两名证人和犯罪嫌疑人是仇人，等等，这些都不影响法官判决被告有罪。
换言之，只要形式上有两名证人正是被告有罪，法官就应当判决被告有罪，哪怕法官认为这两名证人胡说八道，也应当认定被告有罪。
或者是，即便没有两名证人，仅仅有一名证人证人证实犯罪，但是，有其他痕迹物证，证实是被告所为，即便法官确信被告构成犯罪，但是也不能认定被告有罪。
由此可见，法定证据制度是一种机械的证据制度，他完全排除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主观能动性。因此，这种证据制度被称为一种形式证据制度。
教科书上说，法定证据制度的特点是：
第一，证明分类的法定性。法律预先规定了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证据的规则，法官的职能就是根据法律的预先设定，机械地计算证据数量的多少和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并据此认定案件事实，这就限制了法官在判断证据及其证明力的专横武断。
第二，证据证明力的法定性。法律不仅预先规定各种证据的证明力，而且对证明力的规定也是根据形式来确定，而不是根据证据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一是被告人的自白被认为是最有价值和最完善的证据，对案件的判决和被告人的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二是对书证的效力也作出了形式化的规定，如是原本还是副本，是公文还是私文等;三是对证人证言也有许多形式化的规则，如两个典型的证人证言就构成完全的证据，如果几个可靠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则按多数证人的证言来认定案情。
第三，证据证明力的等级化。法定证据制度中对证据证明力的规定，明显受到封建等级特权的影响，这一点主要反映在对证言证明力的规定上。如1875年的《俄罗斯帝国法规全书》记载:当几个地位或性别不同的证人的证言发生矛盾时，要依据地位之高低、男女之性别等来判定证言的证明力。通常是地位高的、男性、僧侣、学者的证言得到采信。
第四，刑讯逼供是法定证据制度的基本证明方法，是获取被告人口供的合法方式。口供是定罪的主要依据，为获得口供，对被告人、证人的刑讯就是天经地义了。
在法定证据制度下，刑讯逼供为何称为普遍现象？
一方面，法律规定了口供巨大的证明效力。如何获得具备巨大证明力的证据，司法人员可能刑讯逼供，反之，如果口供的作用不大，司法人员也不会冒很大的风险刑讯逼供。
另一方面，其他的证据无法认定犯罪。在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下，被告享有沉默权，即便被告一声不吭，法官可以根据其他证据认定被告有罪，因此，口供的证明效力下降了。在用其他证据证据能够认定犯罪的情况下，我又何必刑讯逼供认定犯罪呢？但是，在法定证据制度下，因为不同证据的效力预先规定，其他证据的证明效率低，认定不了犯罪，这才“逼着”司法人员刑讯逼供获得证据。
在当前中国的证据制度下，《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但是，司法人员在认定犯罪的时候，还总是希望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比如，侵财类案件，司法人员总是希望犯罪嫌疑人说“我为了非法占有为目的拿了他的东西”，“我就想诈骗他”，“我就是利用了职务便利”，“我为了谋取非法利益收受贿赂”。等等。
实际上，行为人是不是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不是利用了职务便利，是不是谋取了非法利益，完全可以根据查清的犯罪事实进行推定。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说了很多次，在此不予赘述。但是，司法人员就是不动脑子，就是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笔者之前也说过，司法人员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自己的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是自己的知识不足。
笔者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有性爱经历，当看到“做爱”两字的时候，这两个字就唤起了他做爱的感受和经历，不用说，他很容易地就理解了做爱两字的含义。反之，如果他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就是写一篇博士论文，来论述什么是做爱，他也是听不明白。
美国联邦法院一个法官说：什么是淫秽物品？我看了才知道。不经历一下，怎么知道什么叫淫秽？
另一方面是知识不足。比如说，司法人员办理票据诈骗案件，如果司法人员对票据的知识，票据的流程一无所知，他就没有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不是票据诈骗罪。
因此，当司法人员不能做出判断的时候，你要检讨自己，是不是你的经验不足和知识不足。
司法人员为了掩盖自己的经验不足和知识不足，就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比如，上述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判断，他没有能力做出行为人是不是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判断，他心里没底儿，此时，他就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不想承担责任，也就是不担当。他心里没底儿，他就担心出错，出错就要承担责任，为了不承担责任，他就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个案子不办，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办了，可能是一堆问题。再就是，即便他心理有底儿，但是他担心别人说错，他还没有办法反驳，比如说领导说这不对，哪不对，他不敢反驳，为了避免自己惹麻烦，他就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就是因为司法人员中的检察官和法官对证据的这种过分要求，“逼着”侦查人员为了获得检察官和法官满意的证据，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
比如说，其他的间接证据和情景证据都能表明嫌疑人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但是犯罪嫌疑人就是不交代，就是不说“我就是诈骗他”这句话，此时，侦查人员就产生了刑讯逼供的冲动：“妈逼，证据这么清楚，都不交代，看来不收拾你，你就是不说”。
假设在犯罪嫌疑人不交代的情况下，能够根据其他情景证据来“推定”犯罪嫌疑人的主观要件，侦查人员还有必要冒那个风险刑讯逼供么？
有时候，犯罪嫌疑人的主观要件就好像一条水中的鱼，眼力好的人一看就看到，即便眼力不好的人也能看出来。比如说，行为人的“非法占有为目的”。
但是，有些人就说看不到这一条鱼，他就说没有鱼，只有让这条鱼跳出水面，他才说“奥，原来真有一条鱼。”
侦查人员为了让这条鱼跳出水面，没有办法，就逼着犯罪嫌疑人说“我就想诈骗他”。
这句话，就是那条“跳出水面的鱼”。
这样执法和司法，与上述欧洲中世纪落后的法定证据制度有什么不同？
这真是悲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