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 德國聯邦經濟合作與發展部國際糧食和食品合作負責人 馬丁‧胡波 採訪者/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丁楠】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10月9日宣佈，將2020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作為應對全球糧食安全危機的首要響應者和人道救援機構，計劃署究竟發揮了什麼作用？它和聯合國其他機構以及成員國的關係是怎樣的？其中有哪些鮮為人知的內幕？今年以來，全球糧食安全呈現怎樣的演變態勢？帶著這些問題，我於糧食計劃署獲獎當天採訪了德國聯邦經濟合作與發展部的相關負責人馬丁‧胡波（Martin Hoppe）先生。
王丁楠：胡波先生你好。作為德國政府負責國際糧食和食品合作的官員，得知世界糧食計劃署獲獎後，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
馬丁‧胡波：這個結果大概出乎所有人預料。不過換個角度想，把和平獎頒給聯合國機構，永遠是最安全的選擇。當諾貝爾委員會找不到出色且可靠的候選人授獎，或是不願因評獎問題而引起政治風波的時候，保險起見就選擇了聯合國。這或許就是今年的情況。
202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被授予聯合國糧食計劃署（圖片來源：網絡）
當然，糧食安全問題也確實應引起國際社會的重視。2019年，全球範圍內遭受飢餓的人口增加了1.3億，增幅近20%，這是很驚人的惡化。今年受新冠疫情、極端天氣和沙漠蝗災影響，糧食的供給、獲取和利用各環節不確定性增加，一旦演變成全球性糧食恐慌和危機，對絕大多數國家而言，後果都不堪設想。
王丁楠：世界糧食計劃署是聯合國處理糧農問題的專職機構之一，它的定位和使命是什麼？與聯合國其他相關機構的區別在哪？請你從業內人士的角度為我們梳理一下。
馬丁‧胡波：聯合國有三個專門處理糧農問題的機構，總部都位於羅馬，分別是世界糧食計劃署、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糧農組織）。這次獲獎的糧食計劃署，其定位是人道救援機構。它的職責主要有二：一是提供緊急糧食援助——注意是實打實的糧食，而不是資金或其他；二是常態化地向有需求的國家和地區給予農業技術支持。
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與糧食計劃署的職責有相似之處，但它的定位是基金會，提供的是有助於糧食增產和農業發展的資金援助，比如用於農村基建、教育、科研方面的貸款。
聯合國糧農組織是政策調研機構，負責監測、分析全球糧食和農業發展態勢，向聯合國和成員國提出政策和技術性建議，推動國際合作。
王丁楠：在你看來，三個機構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馬丁‧胡波：理論上講，它們是合作關係：糧農組織從事分析研判，提出政策建議；計劃署和基金會從不同方面負責政策落實。但從實踐來看，三機構間其實有很多競爭，例如，它們不願與同行分享核心數據和資源，都試圖在糧農問題及其細分領域中扮演權威角色。
再比如，農業發展基金會的本職雖說是提供資金援助，但這筆錢肯定也不是白給。該投入哪些項目、如何監管、怎麼評估，基金會是要提具體標準和要求的。這就涉及政策和技術領域的問題了，造成與糧食計劃署和糧農組織的職能重疊。
王丁楠：聯合國是政府間國際組織，三個機構要發揮效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成員國的支持？
馬丁‧胡波：國際組織和成員國的利益側重點顯然不同。聯合國旗下的各專職機構致力於打造自身權威、公正、高效的全球治理者形象，機構負責人要在任期內展現政績和領導力。但在成員國看來，聯合國機構不是獨立的存在，而是實現國家利益的平臺。
通俗地說，各國決策者要讓國內納稅人和捐款者看到，政府用他們的錢在聯合國做了什麼有意義的事，而不是聯合國本身成就如何。這個道理說起來簡單，但現實中利益錯位的情況還是比比皆是。
我舉一箇中國人可能會感興趣的例子。
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幹事目前由中國人屈冬玉擔任。他上任後為解決糧食安全問題，提倡由糧農組織牽頭統籌，把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配對，搞一對一幫扶。
我理解總幹事的良好初衷，也知道中國憑藉這種方法在國內脫貧戰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與處理一國內政不同，聯合國畢竟不是國際社會的大家長。
具體到糧農領域，發達成員國在決定對哪些發展中國家的什麼具體問題進行怎樣的幫扶時，背後有很多政治考量。往小了說，它們要保留對資金使用的支配權，自主決定錢該怎麼花。往大了說，這可能關係到一些國家在第三世界的地緣政治博弈。總之，援助國不願輕易把權力讓渡給國際組織，因為二者的利益著眼點是不同的。
王丁楠：你如何看待當前的糧食安全形勢和饑荒問題？
馬丁‧胡波：目前全世界人口78億，8.2億在捱餓。還有20億人處於隱性飢餓狀態——他們有食物可吃，但一日三餐談不上任何營養。
全球超重和肥胖情況也很嚴重，大概有20億人存在這樣的問題，發生率逐年上升。不良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是原因之一，但也要注意，相當一部分人肥胖是因為沒錢購買有營養的食物。從這點來看，肥胖和隱性飢餓群體是有重合的。
造成飢餓的原因各地不同。在非洲和中東，廣泛的衝突和不穩定導致糧食不安全。比如今年發源於東非的沙漠蝗災，氣候變化使常年乾旱地區迎來大量降雨，有利於蝗蟲繁衍，這固然是初始因素。但如果聯合國能通過糧食計劃署提供有效的早期干預，其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減輕蝗災對非洲乃至中東、南亞糧食生產的破壞。問題是，在災害發源地戰亂頻仍的環境下，當地政府無心也無力去處理蝗災問題。聯合國糧食計劃署可以提供緊急援助，卻無法在交戰區落實行動。而一旦錯過了沙漠蝗生長初期的防控窗口，就很難遏制災害向周邊蔓延了。
聯合國解決蝗災的方案，無法在戰亂地區落實（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至於亞洲，衝突和動盪同樣是導致饑荒的重要原因，這在南亞和東南亞都有體現。與此同時，亞洲人口基數和密度大，對糧食穩定充足供給的要求更高。過去許多年間，國際社會對亞洲在消除飢餓方面取得的進展感到樂觀，但我必須說，這些好看的數字背後主要靠的是中國一國的改善。隨著中國逐步實現減貧和人居發展目標，其他亞洲人口大國，比如印度和印尼的糧食安全問題會越發凸顯出來，整體形勢不容樂觀。
王丁楠：新冠疫情對全球糧食安全帶來了怎樣的衝擊，後續還可能產生哪些影響？
馬丁‧胡波：新冠疫情已經並且有可能使更多的人陷入嚴重的糧食不安全。比如在印度，我們看到疫情期間，上千萬的城市打工者被瞬間解僱，集體返鄉。他們沒有土地，沒有工作，甚至沒有固定居所，吃飯問題怎麼解決？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它反映的情況帶有普遍性，即疫情引起的經濟衰退將在全球範圍內影響貧困人口的食物獲取能力。
另一個問題，或者說隱憂，是食品價格危機。疫情爆發後，越南等國一度下達大米出口禁令，或實行加價減產。當時聯合國很擔心類似2008年的糧食價格飆升會在今年重演。所幸的是，隨著疫情防控取得成效，新冠危機沒有引發全球性糧食恐慌甚至戰爭。目前全球穀物供需情況穩定，相比2007-2008年，各國政府對糧食安全的應對手段更加成熟。不過，國際食品市場今明兩年仍會面臨較大不確定性，需密切關注，防患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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