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
范仲淹可不是歐陽修的千里馬，他比歐陽修大十幾歲，算是歐陽修的前輩了。
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 ），字希文。祖籍邠州，後移居蘇州吳縣。北宋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
范仲淹幼年喪父，母親改嫁長山朱氏，遂更名朱說。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讀及第， 授廣德軍司理參軍。後歷任興化縣令、秘閣校理、陳州通判、蘇州知州等職，因秉公直言而屢遭貶斥。康定元年（1040年），與韓琦共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採取“屯田久守”方針，鞏固西北邊防。慶曆三年（1043年），出任參知政事，發起“慶曆新政”。不久後，新政受挫，范仲淹自請出京，歷知邠州、鄧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潁州，在扶疾上任的途中逝世，年六十四。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楚國公，諡號“文正”，世稱范文正公。
范仲淹政績卓著，文學成就突出。他倡導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思想和仁人志士節操，對後世影響深遠。
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就讓范文正公名垂千古了。因為它充分地表達了中國知識分子，士大夫階層血脈裡傳承不斷的家國情懷。和這句話一樣著名的大概就是出自【孟子】的“達則兼濟天下，貧則獨善其身”。
傳統上對范仲淹這句名言的解釋已經無需在言，不過在這裡我倒是願意再矯情兩句，算是一種來自現代人的補充吧。原來的解釋更多地是一種人生態度，也許我們還可以這樣理解。即從能力的角度出發，“先天下之憂而憂”，前提是你得先於一個時代的風氣感受到他可能存在的憂患和不足，而這，就變成了一種能力。用今天的話講，這就要保持相當的批判，反思的精神，這可不是光喊喊口號就能輕易做到的事情。好了，繼續說范仲淹的故事。
范仲淹少年貧苦，典型的“寒儒”。
范仲淹幼年喪父，四歲時隨繼父遷至長山 ，勵志苦讀於醴泉寺。因家境貧寒，便用兩升小米煮粥，隔夜粥凝固後，用刀切為四塊，早晚各食兩塊，再切一些醃菜佐食。 成年後，范仲淹又到應天書院刻苦攻讀，冬天讀書疲倦發睏時，就用冷水洗臉，沒有東西吃時，就喝稀粥度日。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活，范仲淹卻從不叫苦。經過苦讀，范仲淹終於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進士及第，官至參知政事。
宋代的其他名臣們，苦過范仲淹的恐怕是沒有。一般而言，少小時分物質條件的極端困頓要麼導致成人後的唯利是圖，要麼就是寬厚仁愛，范仲淹就是寬厚長者的典型。這很可能得益於當時整個社會積極向上的社會風氣。另一個猜測是范仲淹青少年時代的授業恩師絕非庸常塾師，是他的薰陶培養了范仲淹寬厚高潔的品質，這從范仲淹後來非常注重經學的研究和體悟可見一斑。有一個故事可以對范仲淹的這種價值取向做一個註解。
張載少年時，喜歡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二十一歲時，謁見范仲淹，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作為將領實在屈才，對他說：“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勸他讀《中庸》。後來張載遍觀釋老，無所得反而求六經，後成為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學關學的創始人，一代大儒。
沒有對經學有過深入研究，缺乏深刻體會的人是不會有這種洞見的。
范仲淹在行為上的正直更是出了名的，他向來對君主採取的態度是儒家教導的“危言危行”。據記載，
天聖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歲，章獻太后（宋真宗章獻皇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準備率領百官在會慶殿為太后祝壽。范仲淹認為這一做法混淆了家禮與國禮，就上疏仁宗說：“皇帝有事奉親長之道，但沒有為臣之禮；如果要盡孝心，於內宮行家人禮儀即可，若與百官朝拜太后，有損皇上威嚴”，諫言仁宗放棄朝拜事宜。上疏奏報內廷，沒有獲得答覆。范仲淹又上書太后，請求還政仁宗。奏書入宮，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驚失色，批評他過於輕率，不僅有礙自己的仕途，還會連累舉薦之人。范仲淹據理力爭，並回寫一封長信（《上資政晏侍郎書》），詳述自己做法的緣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侍奉皇上當危言危行，絕不遜言遜行、阿諛奉承，有益於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雖有殺身之禍也在所不惜。”
遍觀范仲淹一生的政治行為，這種事情發生過很多次。所以，這已經不是一般的所謂“書生意氣”了，或者什麼政治投機之類的把戲，而是他為人為官的堅定不移的信仰。
范仲淹在北宋名臣榜裡出類拔萃的原因除了個人品質，更仰仗他文武全才的能力。他是那種典型的“出將入相”，全能型的官員。他一生中有很多年是在邊關維護武備，訓練軍隊，甚至直接指揮軍隊作戰的日子中度過的。這使得他相比於其他的名臣，少了一些文縐縐的書卷氣，而多了不少金戈鐵馬，氣壯山河的硬朗和豪邁。
當然，北宋的士大夫們都愛美女，而且都是公然的。有記載說，范仲淹也曾經向一個朋友討要過自己喜歡的美女，用的是典型的士大夫方式，即寫詩言志。內容對我們來說過於隱晦，看不太懂，大概齊意思就是說我看上了你那麼一個小姑娘，方便嗎？結果自然朋友就給他送到了家，多麼美妙的事情啊。不過範老先生這種事情乾得很少，無損於他的聲名，我想主要還是他沒有太多的時間花在這種事情上。
如果說歐陽修和范仲淹都是那個時代孕育的正直，大度，器宇軒昂的國家棟梁。那麼歐陽修可能更為風流瀟灑，坦率自然一點。而范仲淹則更具一種打動人心的力量，那就是他的厚重。
范仲淹治理國家崇尚忠厚，勤政愛民，深得百姓愛戴。范仲淹戍邊西北時，邠州、慶州的百姓和眾多的羌部族，在其生前就懸掛他的畫像以祭拜。范仲淹去世後，聞知消息的人無不扼腕嘆息，羌部族的數百首領，像孝子一樣放聲痛哭，並齋戒三日以後才離開。
這是一個能讓異族人民，他曾經的敵人為之哭號的男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