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高級官員通過其他人和機構為他募集的大筆資金，競爭到更高的職位，之後，再用自己所掌握到的政治資源，為當初的出資勢力謀利。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行為？
答案也許和你想到的那個不同。
四年一度的美國大選在一片喧譁中即將揭幕。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下，美國政治體制尤其是大選制度的弊端暴露無遺，除了長期困擾美國的“特朗普式”政治極化、互潑髒水的兩黨惡鬥、“黑命貴”運動為代表的社會撕裂之外，金錢政治這一刺破“美式民主”泡沫的痼疾同樣積重難返。
美國的選舉很大程度上是精英集團的金錢政治遊戲，擁有資金的多寡成為選舉的第一門檻，足以影響參選人的競選結果。由於參選人需要組建競選團隊、僱傭媒體助選、兜售政策主張，競選資金差距導致參選人曝光率、影響力、知名度有著天壤之別，富人或者富人所支持的參選人在選舉中往往能夠佔得先機。截止2020年10月中旬，拜登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已籌款15.1億美元，特朗普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籌款額更高達15.7億美元。當然，擁有籌措資金的能力不等於被民眾認可，相較於民意，候選人的選擇更多地取決於資本，民意更傾向於一種“兩害取其輕”的無奈。
美國法律雖然對個人向候選人捐款有數額上限，但利益團體、公司、工會可以建立“政治行動委員會”（PAC）,募集和分配使用民間資金，影響各級選舉結果。美國法律原來對“政治行動委員會”籌款與支出有嚴格的規定，但2010年聯邦最高法院判定，只要“政治行動委員會”不將資金直接捐給候選人，不與候選人協調行動，就可以無限制接受和使用捐款。這一判決弱化了法律對金錢政治的監管，導致擁有鉅額財力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不斷湧現。截至2020年10月24日，全美共有2192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籌款總額約25.29億美元，2020年大選開銷已達15.6億美元左右。可以說，“超級行動委員會”的出現進一步弱化了法律對金錢政治的約束能力。
金錢政治的一個最直接後果是導致美國政治精英的世襲化。在大眾傳媒時代，政治精英的家庭成員往往知名度更高，相對更容易籌集競選所需的經費。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中表示，20世紀下半期開始，美國政府已經被“再世襲化”。以布什家族為例，老布什的曾祖父薩繆爾是鋼鐵和石油大亨，祖父普雷斯特科憑藉鉅額財富當選聯邦參議員，成為家族參政第一人。此後，老布什和小布什先後擔任總統，傑布·布什也曾衝擊2016年總統大選，這都與其雄厚的家族財富和籌款能力有關。
金錢政治的另一個負面影響是為利益集團提供了一條“合法干預”選舉的現實路徑。利益集團通過提供政治獻金著眼未來，希望自己所支持的競選人在執政後能夠投桃報李，實現利益輸送。“超級行動委員會”機制的存在讓一些利益集團會可以通過向其提供資金支持競選人，例如“美國優先行動”就在2020年大選期間吸引了諸多願意為特朗普慷慨解囊的企業。此外，由於國會掌握立法權，利益集團爭先恐後向國會議員提供競選資金。在2019年至2020年，地產行業利益集團向第116屆國會總計提供了超過6000萬美元，保險行業超過3700萬美元，油氣行業將近2000萬美元。
金錢政治的更大後果是讓美國的社會階層進一步固化。美國總統特朗普確診新冠後三天便火速出院，以此喊話民眾稱不必害怕新冠病毒，亦有人藉此鼓吹美國醫療水平極高、醫保體系完善。然而，特朗普獲得的一些治療方法及藥物是絕大多數美國民眾根本無法獲得的，而美國嚴重的貧富分化導致更多人的生活和醫療條件有限，在新冠疫情衝擊下脆弱不堪。金錢政治的存在導致無論誰贏得2020年美國大選，其服務的對象都絕非勞苦大眾，而是已經處於美國社會金字塔頂端的一小部分“出資人”。說到底，美國選舉只是富人和精英的狂歡盛宴，資金門檻讓居於底層的民眾難以獲得攀爬權力階梯的機會。
從2016年總統大選希拉里與特朗普均承諾當選後將力推競選經費的改革來看，美國人已經意識到鉅額金錢對於美國政治的腐蝕，或者用國人的話來說，腐敗。而對於國內輿論場中還在鼓吹和羨慕美國“民選總統”“廉政高效”的少部分人而言，怎樣有意或無意將美國的金錢政治合理化、甚至神化，以導致相當一部分公眾對也許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金錢政治事件視而不見，才是更值得深思的問題。
（作者單位：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