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三线人和他们的子弟，如今都在哪里？他们又在做什么？以下随机介绍几位代表人物，看看他们的现状。
老一代三线人
88岁的邬建坤，西安风雷仪表厂退休职工，1966从上海支内来到西安。退休后，自己开修鞋铺发挥余热。手中的照片是他1963年6月，被评为五好工人时的留影。
92岁的陈绍霖，江苏扬州人，1966年从上海支内来到西安风雷仪表厂。如今在西安从事手表工作77年，他耳聪目明还自己开着修表门市。
83岁的王春才是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如今忙着领头抢救整理“三线”文献。
韩阜新，62岁。祖籍河南，六七岁时随父亲从东北兵工厂迁至西安。随后，招工至风雷仪表厂。如今企业破产之后，返聘在该厂做门卫。他手中的仪器，就是该厂当年的王牌产品。
已步入50后的王诚、巴素芝夫妇，一家几代三线情缘，他们在西安风雷仪表厂废弃的厂房里拍摄怀旧照。
习三宝，西安市人，六十年代初姐弟3人随父母建设三线来到贵州，直到现在。现居住在贵州绥阳3533厂老厂区。
贵州绥阳3533厂，尽管新厂已搬迁到了遵义，潘先生仍坚守在这里。他说“我就是六十年代毛主席号召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从江苏来的。”
69岁的倪同正，出生于上海，1970年从上海支内到四川锦江油泵油嘴厂。工厂破产之后回迁到上海，他主编了《锦江岁月》及《三线风云》等著作。
倪同正再次回到四川锦江油泵油嘴厂，这里的好多厂房都是他们自己建造的，看着厂子如今的沧桑，令他想起七八十年代的辉煌，禁不住触景生情，哭了起来。
倪同正其实只是几百万三线建设者的一个缩影，他此刻坐在曾经热火朝天的车间里，感慨万千：“人呢？你们都到哪儿去了？”
西安，95岁的王振来，1966年响应国家“支援三线建设”口号，从上海金属表带厂来到了西安风雷仪表厂。
他和老伴带着3个儿子从上海金属表带厂来到西安，支援“三线建设”，本想很快就会回去。如今老伴和大儿子都已经去世了，他也没有回到家乡。王振来认为毛主席是革命家、战略家，不是科学家、经济学家。当年就有这种想法，不敢说。
王振来的老伴徐翠娟81岁故去，小儿子王维康抱着母亲的骨灰回宁波安葬。老太太晕车，自从来西安就没有再回去过一次。
我想回家回上海，回不去了，来时把上海的房子退掉了，回去住哪，房价那么高。
半个多世纪过去，攀钢生生不息，不过像他们这样一直没有转产的三线厂并不多。
三线子弟
三线军工企业退出历史舞台，三线人下岗退休，三线二代多不能继承父业，他们该何去何从？他们的父辈又有着怎样的期许？
30岁的海军(晋江厂三线二代)，重庆某房地产公司的销售经理
海军从事房地产行业，每天他的工作都很忙。哥哥年长海军4岁，以前在铸钢厂的一个车间当一线工人，由于工作专业性很强，离开重庆后找工作并不太容易，之后在江苏镇江找了一家工厂打工。海军说，哥哥生活依然很艰辛，“找钱很难啊！”。
1991年海军最后一次回上海探亲，那时候他听父母与姑妈谈得最多的是“回到上海”的话题。“不过我现在对上海的认识，差不多就是房地产了，啥时候重庆的地价可以像上海那么高就好了，我也算挣满了”。“幸好是搞房地产了，还能在南坪给父母买套房子，要不他们在晋江厂干了30年，连鱼洞500块钱一平米的房子都嫌贵”。
30岁的海军一直回避着自己失败的婚姻，更不愿意提及父母对抱孙子的渴望，“大城市里每个人都很累，不像过去谁家都住一样的小房子，喝一样的水，从同一个食堂里买饭，每天都在一样的时间吃饭，每天早上都排在同一个半山腰的茅房外等着上厕所，谁家有好吃的全厂的人都知道……那时候的我们体会不到父母的生活压力，我们不用管工厂效益好不好，我们的任务就是玩儿，就是满山遍野地玩儿。”
吴远洋，在重庆城建集团工作
三线子弟吴远洋考上了重庆建筑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重庆上班。而后工厂搬迁，父母退休，把家安在了永川。
吴远洋，她说像她一样出生在70年代末的二代人，就没有真正愿意留在三线厂的。“考上大学离开老厂，是我们那时候从父母处得到的教育。就像现在每一个农村学生一样，只有考大学是惟一的出路。”吴远洋说她在参加高考的时候享受过“三线考生加分10分”的待遇。
鲁江波，跑汽车个体户
1979年两岁的鲁江波，跟随父母从杭州到贵州凯里三线，在厂里上学，后来在在技校学烹饪。
1995年鲁江波在厂里下岗，在驾校交了一千元学了驾驶后，靠跑车度日。他说这份工作“太不开心了，别人不尊重我。”
他一度很想开一家餐厅，可惜连个本钱都凑不出来，“买断工龄的钱，我们连养老金都买不起”。与鲁江波一样在95年被262厂买断工龄的工人，一般都只能拿到3至4万元，1000多名工人必须接受“我们这么多年为工厂付出的一切，我们所有的青春，被人以一年不到1500元的价格统一收购了”。
鲁江波和父亲住在当年工厂分配的房子里，红砖楼已经被城建局确定为危楼。住在这里的原262厂的工人们，很害怕政府来整治危房。“我现在庆幸的是，我父亲还有退休工资，虽然每个月就500多元钱，可是好歹还算是有最低的医保”。
年近80的老父亲曾经向来办理262厂破产事宜的领导问过一句话，“难道我们这一辈子为祖国三线建设作出的贡献，真的就算白贡献了”？没有人回答老人，这让来自江南的鲁师傅与上百位退休老工人一起，流了几天几夜的眼泪。
鲁江波说，他并不是最苦的工人，他好歹还算是学了点儿手艺，能够吃得起饭。“我们厂好多五十岁左右的工人才是最惨的，年纪大了，也没办法出去打工了，上面有老人要照顾，下面又有了孙子，吃饭怎么吃都不知道。”
张勇(化名)，无业
张勇的妈妈刚去世两年，如今他搬进了母亲生前从工厂分来的宿舍里。工厂门口的坡道被用作农贸市场后，屋子里各种腐烂的菜叶味道就再也没有散过。
张勇曾与凯里083基地其他工厂的工人一起，在工厂倒闭破产的那两年找破产办、国资委等部门闹过自己的待遇问题。2005年工厂破产后变卖厂房的事令他气愤不已，“3500万连地皮带厂房全部卖了，卖给一个私人老板，人家买了就把厂房一口气全推完盖商品房，赚欢了。”
张勇说自己有很详细的档案记着262厂的很多数据，不过他更清楚自己3.7万的“买断工龄所得”要如何花才能支付一家人的开支。
李友翠，在083基地华联厂上班
48岁的李友翠，她接替父辈在083基地，在惟一没有搬迁并且效益不错的华联厂上了27年班，现在仍在生产第一线。
李友翠18岁时和姐姐一起跟随父母下三线来到凯里。“和我们家一样从重庆来的另一个姑娘，当知青的时候被人强奸后自杀了，当父母的受不了这打击，一个病倒，一个疯掉”。
“我儿子明年就大专毕业了，再干一年我就解放了”。
李友翠的51岁的姐姐为了给在南宁读书的女儿挣学费，几年前离开凯里去深圳打工。“今年她女儿毕业了，在深圳找了份工作，可我姐又怕拖累娃娃的生活，说是秋天就回凯里来”。
“我不敢说后悔，那我爸妈听了得多难过啊。我们这些三线人，一辈子就是国家政策的实验品，说要搞大三线了，让我们上哪儿就上哪儿；然后要锻炼知识青年了，我们一下又成农民了；结了婚了，国策又是计划生育了，我们又只能生一个了；到老了，遇到国家要减轻负担，该下岗的就全失业了……”
大老刘和小老刘，已退休，只求子孙离开这里
74岁的河南人大老刘以前在重庆的西南军区军械库的机修厂上班。小他几岁的小老刘以前在绵阳赫赫有名的783厂上班，两人现已退休。
两位老刘的子女都挺多，不过留在身边的只有两三个孙子孙女——由于083基地下属的厂矿搬的搬、垮的垮，子女们全部都外出打工去了。
两位老刘都觉得对不起子女，两位老军人一说起子女的现状居然都哽咽不已：“让我们奉献我们就奉献，我们不怕。还好，国家没忘记我们这些老军人，今年还给我们涨了津贴了。可是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啊？四五十岁的军工企业的特种技术的工人，去哪里找工作养家啊？”
“我们都在这里，他们的根就扎在这里了，我们老了走不了，他们就得在这里陪着我们养老了。”小老刘说：“原来以为把我们的青春献了、终身献了就完了，结果不行，连我们子孙的青春与终身也被献在这里了。我只求孙子孙女们，全都离开这里！”
（文图来自传承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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