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獾
正式上映十餘天，電影《八佰》的熱度還在升級，口碑也呈現出日漸分化的態勢。譽之者愛其對戰場的描摹，時而壯懷激烈，時而情真意切，皆能動人；毀之者則指斥其篡改歷史、立場曖昧、虛無主義。兩邊都有強烈的情緒，可見無論觀念上有怎樣的分歧，電影對其題材感染力的發掘，可謂成功。即便很不喜歡《八佰》的觀眾，也大多認可其遠超以往同類題材的技術水平。藉此，作為整體的中國軍人勇於犧牲、保家衛國的精神，在電影中得到了鮮活的表現。
問題或許在於：戰士們為何而戰、為誰而戰？電影既積極尋求對此的解答，又將其置於流動的“看”與“被看”的裝置之中，而不願輕易給出一個穩定的答案。導演堅持對各種價值做相對化的處理，甚至對於“不管輸贏，只想戰爭儘快結束，讓老百姓少受點兒苦”這種意見，也在片中給予其發聲空間，而將裁判的權力交給觀眾。這種處理方式相當大膽，也不免帶有很大的冒犯性。於是在這部不同價值相互解構的電影中，即使突出了戰爭殺人、將士殺敵這樣顛撲不破的精神內核，卻抽離了原有的根基，使其漂浮在意義的能指海洋上。電影所以聚訟紛紜，大概主要植根於此。關於電影對特定歷史的改編、文藝與現實的關係等等，論者已多有涉及，在此之外，從電影本身著眼，我想還有以下幾點可以展開討論。
被置換的英雄敘事
電影上映以後，一直有觀眾表示不滿，認為電影對正規軍評價過高。其實從另外的角度看，電影的問題也許在於對正規軍的內心世界表現得太少。為了表現英雄的形成或不能形成，電影中無論歐豪、王千源、姜武、張譯，其所飾演的“雜牌軍”的內在自我都得到了相當完整的表現。相較而言，儘管同樣操著各地方言，包括李晨在內的正規軍，卻顯得面目不清。
也許因為代表最廣大的農民，電影對於歐豪飾演的端午的塑造，是其中最有說服力的。在電影開始，他既不是懦夫，也不是英雄。他的使命是叔父臨死以前的囑託：“看好小湖北，好好活著，帶他回家。”他想從水道逃去租界，但是擔心小湖北面臨危險，於是大聲向國軍預警。受到美麗的白俄妓女目光的鼓勵，他的心裡注入了英雄的夢，才心甘情願回到隊伍裡去。他接引了送來國旗的童子軍楊慧敏，戰友說看看人家姑娘多有勇氣，你昨天還想著逃跑。可是鼓舞著他的不僅是姑娘的勇氣，還有姑娘的體香。他的成長不是抽象的，電影中的每一處鋪墊都像是一個臺階，幫助他向上走，最終成為英雄。
和端午一樣，羊拐的老孃、老鐵的兒子、老算盤的老婆，都是他們及物的、可感的牽掛。這是生活的常態，也是戰爭中不能擁有、不該為之停留的奢侈品。真正的英雄，是舍家衛國的英雄。鄭愷扮演的陳樹生，就是電影中最震撼人心的英雄。然而，無論在他捨生取義之前還是之後，我們都對他一無所知。魏晨扮演的朱勝忠，沒來由地說過一句“丈夫許國，實為幸事”，但這並不能為他的形象增添一點戰場以外的特質。其實，電影中有兩處細節，可見李晨扮演的齊家銘和朱勝忠的關係非同一般，一是他們洗澡的時候互相搓背交談，二是自願擔當敢死隊員時前者阻止後者報名，可惜電影沒有進一步表現。
逃兵們獲得了戰鬥的勇氣沒錯，可是他們真的已經成長為和電影中正規軍士兵一樣的英雄了嗎？我們能不能認為，幾個逃兵的今天，就是正規軍士兵的昨天？我想很難這樣講。首先，不能認為英雄士兵都是從逃兵成長起來的，或者說逃兵尚且如此，英雄一定更容易獲得擔當。他們走上的其實是不同的成長路徑。其次，電影著意表現的幾個逃兵，也並不僅僅依靠思想和情感上的內在成長，電影非常寫實地表現出他們一直受到軍紀的脅迫。當正規軍告訴你可以選擇自由離隊的時候，等待應徵者的其實是禁閉，甚至槍斃。在缺乏替代性選項的時候，個人的選擇也就沒有自由可言。所以，電影其實是用逃兵帶有強迫性的被動成長，代替了正規軍英雄的成長，彷彿英雄是天生的。無力進入英雄的內心世界，這是電影的一大缺失。
寫全景的誘惑與“民氣論”的陰影
《八佰》的特質在於，在表現戰場以外，還努力想要描繪戰爭的全景。但是這種努力，卻使得電影有時被籠罩在“民氣論”的陰影之下。所謂“民氣論”，語出魯迅1925年6月所作的《忽然想到（十）》：
大概兩三年前，正值一種愛國運動的時候罷，偶見一篇它的社論（引者注：指《順天時報》），大意說，一國當衰弊之際，總有兩種意見不同的人。一是民氣論者，側重國民的氣概，一是民力論者，專重國民的實力。前者多則國家終亦漸弱，後者多則將強。我想，這是很不錯的；而且我們應該時時記得的。
可惜中國曆來就獨多民氣論者，到現在還如此。如果長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將來會連辯誣的精力也沒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氣時，尤必須同時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還要永遠這樣的幹下去。
在魯迅筆下，民氣與民力的對照，有時也表現為文章與實力、抒情與寫實。面對慘烈的作戰場面，抒情的誘惑是不可避免的。能夠喚醒國人，也是將士們自己的希望。譬如電影中一處很動人的場景，就是謝晉元團長說：“我們這四百人讓民眾看到了，我們中國還有希望”。只是希望的種子，未必在當時就有回報，《八佰》則似乎不願讓這種期待在片中落空。電影中有意設置了幾處細節，包括敵對的日本軍官以個人名義向謝團長表示尊敬，租界裡的英國士兵受到感染也向日軍開槍等等，在我看來，都是與八百將士的英勇作戰相違和的場面。電影有意要給將士和觀眾增添一點安慰，這種安慰卻顯得空虛。電影臨近尾聲，成功逃離部隊進入租界的老算盤，看到戰友們遭受重創，也像是受到某種召喚，走向河邊和民眾一道觀看將士們撤退的場面。這尤其使人感到，在戰爭面前，觀看作為一種參與手段的限度。《八佰》卻很喜歡在此處做文章，動輒拍攝路人肅穆仰視的神情。
藉助觀看，《八佰》將租界裡的外國記者和士兵、中國民眾都納入到戰爭景觀之中，然後以租界民眾為英雄點讚的手勢結束全片。這造成了一種幻象，彷彿電影中的將士與民眾，就足以構成抗戰的全景。彷彿是說看我將士英勇抗戰，帶來國民氣概洶湧澎湃，勝利還會遠嗎？可惜，抗戰的圖景從未以這樣簡單的方式呈現。
同樣試圖寫抗戰全景，老舍的小說《四世同堂》主要是做篩選的工作，在國仇家恨中，考察誰是合格的抗戰主體。《八佰》則要寬容許多，似乎只要一時動了向善之念，大家就都是好同志。明知史實不可能“大團圓”，電影依然替代性地拍了一個“小團圓”的結局。
“表演”的宿命與生機
導演管虎之所以選取四行倉庫保衛戰作為主題，我想首先應該是看中了這場戰役的複雜性或者曖昧性。國軍大部已經撤退，留下最後一支隊伍背靠租界作戰。身後的百姓密切關注他們的動向，同時受到其他殖民者的保護，並不需要他們的堅守。戰鬥經過各國媒體報道，被放置在全世界的眼光之中。戰鬥目標不是眼前的敵人，而是遠隔重洋的外交談判。堅守既是一種壯舉，也是一場表演，演到什麼時候收場，要看當局遙遠的指令。最後，部隊棄守退入租界，被第三方繳械是結局。
這裡涉及對於表演的幾層挪用。電影中，蔣介石借八百壯士的抵抗表演給英美看，以尋求國際援助；謝團長趁機表演給首先是租界百姓的國人看，表明國軍堅持抗戰的決心；電影本身，也希望作為一種表演，召喚超越政治的精神團結。如同“宣傳”一樣，“表演”並不意味著貶義。只是作為虛擬的藝術，電影往往尋求將“表演”的成分掩藏起來。《八佰》卻反其道而行，以表演嵌套表演、以表演針對表演，這就將表演作為外部介入、人為擬象的特質凸顯出來。這當然是挑戰觀眾審美習慣的行為，導演未必意識不到，但是也許更願意承受相應的代價。由此可見，《八佰》從根底上就不希望成為傳統的所謂“藝術作品”，而更像是一種質詢機制，有意將電影中的追問延伸。作為士兵、作為電影，如果註定不能擺脫表演的宿命，那麼不妨承擔起來，在此基礎上尋求超越。
於是《八佰》就像是管虎寫的一篇論文。黃曉明扮演的特派員說：“戰爭背後都是政治。”電影就是對此的駁論。不願如此，又能怎樣？謝團長說：“我們要做一粒粒種子，喚醒國人。”由此，《八佰》重新回到了中國現代文學漫長討論的起點。電影開篇曾經引用魯迅《墓碣文》中的語句：“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的微笑。”從片中的理解來看，似乎是說大丈夫求仁得仁、死得其所，不畏後人評說是非功過。這是可以的。不過魯迅的本意卻是說，期待所處的歷史階段完全過去，人類進入新的紀元。他講裴多菲的可慘，不在於死，而在於死後還有人讀他的詩。要待他的詩也沒有人讀的一天，才可見他的微笑。可見微笑並沒有那麼容易，還要經過後輩艱難的跋涉。相信《八佰》引發的爭議，也將延續相當漫長的時間。
從審美的角度來看，我認為《八佰》是一曲負擔過重的英雄悲歌，既要篩選，又要召喚，像是既要做主裁判，又要做拉拉隊，情緒未免塞得太滿。將表演的內核剝開給人看，叫人在影院裡也不得休息，卻又用並不深刻的抒情來加以麻醉，也有拉扯之感。可是，我們仍然需要《八佰》，需要它引發的討論，告訴我們這段歷史還未遠去，並且期待有朝一日，我們能夠超越——而非逃避——這些負擔，拍出既不淺薄也不夾纏的崇高，給人淨化之感。
來源：北京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