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我們熟悉的弄堂漸漸地消失了。北京的衚衕四合院與上海的弄堂石庫門全都被一輛輛剷車轟隆隆抹平,進而矗起一棟棟分不清是中是西是南是北風格樣式的筒子樓和高樓,於是地不分東西南北,城不論大小古今,全國同一,千城一面、萬鎮一統。但那些曾在弄堂裡在石庫門裡發生的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往事,卻深深地烙印在每一個曾經歷過人的腦際間,並時不時地跳躍出來,回閃一下,真的,有時忘卻是件難事。上海的弄堂裡,各家有各家的經,個人有各人的事,如果篡改一下列夫·托爾斯泰的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這句名言,那就是:“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僅此而已。
在我的童年時代,住的老屋是一幢坐落在蘇州河北岸新閘橋邊的二層樓洋瓦房,非常突出地橫臥在河岸路邊,底層是一家陶瓷公司的辦公室,樓前還有大片空地兼做陶瓷倉庫和堆場。我家住的二層,南北有窗、穿風。正南面正是蘇州河,而我最喜歡做的事,便是趴在窗臺上,眺望河道中的一切景緻。我目睹了搬運工,船民們繁重勞動,艱辛生活的一切景象,這景象深深地烙刻在我的記憶中。那“嗨喲,嗨喲”的叫喊聲,時高時低,時狂嚎,時呻吟;無論什麼調門,都是他們從那僅六寸寬的木板上,那個維繫河道與岸上的跳板上,在一步步向前移動中發出的,是肩頭被那幾百多斤重的,黃沙石子,磚塊抑或別的什麼貨物所壓而迫不得已發洩出來的,且無論嚴冬酷暑,颳風下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週而復始地卸貨裝貨。尤其是在三伏酷暑,那烈日當空的時節,其號聲更為沙啞沉重,有時竟似啼泣。然而,一當暮色降臨,辛苦了一天的船民們該休息休息做做飯什麼的時候,蘇州河中便泛起了另一種景緻;河面上繚繞了一縷縷淡淡的炊煙,一條條小駁船上閃起了星星油燈的亮光,當然大一點的船有一盞特別耀眼的汽油燈,遠遠地望去,好像前面不是在河道上,而是在哪一條弄堂裡。偶爾,會有一兩個船民,提著一隻瓶,箭步跳上岸,閃進橋堍邊一家有四開間門面的紹坊,打半瓶醬油或油什麼的,而此時紹坊中的那架五燈收音機裡,傳出的是蔣月泉的彈詞,正唱的是《白蛇傳》中《合缽》,詞悽曲婉,牽腸百折,它在那河岸或許那柔和的江南絲竹聲,可以清除些人們在白天的勞累吧。
我之所以要說是走進蘇州河,是因為在我的情懷中,蘇州河已不再是一條河流的名稱,它是一個河岸兩邊一段歷史時期的社會形態,民風民俗的集合體。而這種情懷唯獨只有貼近它,而且融入其中的人才能感悟得到。那時,每當夜晚,沿岸邊自西藏北路以西,一片黑沉。尤是是河水漲潮時分,全部駁船拖輪泊岸而息,河道不能行船,那更是一片靜寂。深黑,唯有那汙濁的潮水,以它那固有的節奏,唱著那首“譁,譁,譁”的進行曲,堅定不移地向西行進。若哪個不識它性格的船民膽敢在漲潮時行船,那隨時就會有悶船於橋洞之下的危險。每每,在春風沉醉的晚上,我依窗臨風,朝遠眺望,映入眼簾的永遠是國際飯店上的那盞發著幽幽紅光的頂燈,唯獨此時,方才想到上海已是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而再回首,朝北窗望去整條弄堂裡黑壓壓,一排排棚屋陋房,難見一絲光明,有的屋裡竟然還透出油燈的星光,真讓人難以置信這還在號稱東方巴黎的上海!然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很少有人感覺這是一種落後。棚屋陋房裡沒有自來水,每天清晨,男人們抓著一大把水籌,到積水站挑兩大桶水,倒進自家的水缸裡,然後急匆匆地趕到不知是碼頭還是倉庫上工去。女人們只能拎著只洋鐵皮鉛桶,一路搖搖晃晃地很是艱難地把一鉛桶水拎回家。每當黃昏做飯時刻,那條弄堂裡更是煙燻嗆人。那時煤球還沒有定量供應,只要有錢就可買,可這兒許多人家的主婦們為省這份錢,就用一隻破臉盆在上面糊些泥做成爐灶,放在弄堂中,塞些拾來的柴竹,就這樣不畏艱辛地煮起了飯。因為他們知道,錢是男人們用紅腫肩頭,透體的汗水,一分一釐掙來的。她們也不會因為蘇州河的汙濁而厭惡它,相反,正是這條河才維繫起岸北邊一戶戶生活在陋屋中家庭的生活。我曾在弄堂口聽到一個和我年齡差不多的約十來歲的小姑娘興奮地對另一個小姑娘說:“今晚我家吃黃蜆 ”(一種介殼類軟體動物,性寒,多食會腹瀉。當時市場上賣四分一斤,比螺絲還便宜一半)。同時,臉上盪漾出幸福的笑容。
我從小就常喜歡在近黃昏的時刻,跑到新閘路橋上,去看那一抹絢爛的餘暉灑向河面的景緻。每當此時,心靈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顫動。當時人還小,肯定沒有什麼詩情畫意的細胞或元素。那麼是什麼神奇的力量使然?不得而知。以後,當我讀到了志摩的《再別康橋》這首詩時,我通體徹悟。尤其是那句雋永的名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總使我浮想聯翩。新閘橋上的落日情景揮之不去;蘇州河上的星星燈火久久難忘。我其實當時想得最多的問題是:我以後會死嗎?也許告訴別人,人家是不會相信的,這不是哲學的命題嗎?“我從哪兒來?我到哪裡去?”但我確實經常這樣想的。在我十二歲那年,我家向東搬遷,那裡的蘇州河邊,卻又是另外一種景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