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見諸於文字記載的夏朝伊始，直到清王朝覆滅，前前後後經歷了83個王朝。每個王朝垮臺的直接原因或是農民起義，或是亡於侵略，或是內部反叛，但說到本質的原因很大程度都取決於王朝統治者的自我能力。歷史長河中，有這樣兩個王朝，主宰者推動了詩歌文藝的進步，但卻造就了國家的悲劇，導致了國家的滅亡，他們就是南北朝時期陳朝和五代十國時期南唐。
陳朝的後主是陳叔寶，此君沉溺於文學，利用皇帝的身份籠聚了一批文人，進行了有組織的創作活動：一方面對詩歌的平仄、對仗、押韻等方面進行了探索與積澱，使詩歌格律逐漸統一為固定的規範體式，期間五言律詩基本定型，七言詩也有律化傾向；另一方面又在陶淵明山水田園詩的基礎上，將寫景、佛意、情理融合在一起。陳後主的努力為隋唐詩歌盛世奠定了不錯的基礎，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陳詩》收錄其詩99首，有樂府和詩兩類，樂府有35題共69首，詩30首，代表作品為《玉樹後庭花》，“麗宇芳林對高閣，新妝豔質本傾城。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花開花落不長久，落紅滿地歸寂中。”
陳朝在陳後主的經營下，朝政荒廢，民不聊生，公元589年被隋軍攻破建康，陳後主被俘，陳朝滅亡。唐代大詩人杜牧在《泊秦淮》中寫道：“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更是讓陳後主的靡靡亡國之音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南唐後主李煜,史稱“李後主”,納蘭性德在《淥水亭雜識》中評其：“花間之詞如古玉器，貴重而不適用；宋詞適用，而少質重。李後主兼有其美，更饒煙水迷離之致。”，王國維《人間詞話》評價其：“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李煜後主早期的詞多描寫的是帝王奢侈淫樂生活，內容和陳後主的宮體詩《玉樹後庭花》一樣，但卻不似花間詞那樣濃豔香軟、矯情偽飾。亡國之後，李煜詞風大變，藉助眼前窮愁淒涼與往昔繁榮生活的對比，抒發家國淪亡的苦痛，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這種白描的手法，改變了晚唐五代以來詞人多以描繪婦女形象抒發男女惜別之痛的現象，開拓了眼界，跳出了兒女離情別恨的脂粉氣，代之以家破國亡的滄桑痛 ，更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如《相見歡》:“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詞至宋詞後，大小晏之詞、秦學士之詞、李清照之詞，無不從中可以找到李詞的影子。李後主的才能，再加上其坎坷遭遇，使其在前人的基礎上把詞的創作提高到一個新的境界，為兩宋詞的繁榮發展開闢了道路，為中國詞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南唐後主李煜，繼位之時，宋已代周建國，南唐局勢岌岌可危。面對當時的局勢，身居皇位的李煜沒有抓住有利時機勵精圖治，既沒有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也沒有秣馬厲兵，發展軍事；而是用大量的金銀貢物來討取宋太祖的歡心，以圖倖存，同時又盡情享樂，在深宮中徵歌逐舞。在這樣奢靡綺麗的生活中，於公元971年被宋軍攻破金陵（ 南京），淪為亡國之君。
兩個王朝的更替應驗了那句“國家不幸文學幸”，對於兩位後主來說也是“本是才子命，錯生帝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