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在古代中国和古代欧洲都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然而农民起义的参与者并不一定全是农民，比如领导阶层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阶层甚至是官僚阶层。其动机往往是借着农民的力量为个人利益服务，这就导致原本替天行道的农民起义到最后都沦为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中体现十分明显，主要领导人既有从底层上来的农民，代表是翟让、窦建德、杜伏威，也有隋朝的旧贵族，代表是李渊、王世充。在各路起义军的共同敌人——隋王朝灭亡后，他们立马反目为敌，最后是贵族阶层出身的李渊拿到了全部果实。但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主要参加者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因为被天灾人祸折磨到无法生存的地步，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以命相搏！这也是历代中国农民战争最突出的一个特征！
陈胜、吴广起义
相比同一时期的欧洲，古代中国的农民起义还有如下几个不同的特点：
第一，次数特别多。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农民战争贯穿于整个中国王朝之间。
第二，参加人数众多、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每一场大规模农民战争的人数都在几万、几十万、上百万不等，持续时间数年至数十年，波及范围达数省乃至大半个国家。
第三，影响深远，比如改朝换代、群雄割据。
不少王朝的建立特别是大一统王朝的建立都是搭着借着农民战争的便车而开创的。很多原本是草根阶层出身的人都位列九五之尊，比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其他割据一方当土皇帝，或刚披上龙袍还没捂热的，更是不计其数。
第四，巨大的破坏力。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会导致中国人口大量锐减，特别是新的大一统王朝建立后，人口往往只剩下前朝的几分之一。很多农民军领袖本身就是生性残暴之徒，比如张献忠和洪秀全。与此相关，战后的中国社会生产力也会出现大幅倒退。
那么同一时期的欧洲又是什么样的呢？时下的中欧、西欧地区可以说是中世纪欧洲最发达的地区，差不多相当于历史上中国的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带（越是行政区划密集的地区越富庶）。在这片沃土上孕育出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这些发达国家，欧洲中世纪的主要时段（差不多自公元9世纪至1600年之间），发生在中西欧地区规模较大的农民战争大致是12次左右，其中发生在今天英国、法国、德国范围的各有3次，发生在今天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范围内的各有1次。
按照前面罗列的中国农民战争的4个特点来比照这12次欧洲农民战争，后者无论是数量规模、波及范围、影响力都远远逊于前者。据不完全统计，欧洲农民战争中人数过万的大概是8次（最多的不过两万人）；持续时间超过两年的大概也就三次；波及范围基本上都没有超出上述诸国，有些波及范围大概就相当于今天中国的一个省会城市；因为人数少、波及范围小，出现过改朝换代的事情，也没有减少多少人口，从而对欧洲的进程产生不了多么大的影响。如果比照一下中国的农民战争，欧洲这些农民战争甚至不能称之为“战争”，“农民暴动”似乎更为贴切。
欧洲农民起义
在整个中世纪时代，中西欧地区与中国的中心地带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也没有多大的差异。既然如此，为什么大规模农民战争似乎是中国的特色呢？
三个原因：
第一、在于中欧气候的差异。
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流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地带，属于典型的大陆季风气候，同时还会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旱涝灾害频繁。并且波及面小则数省、大则一半以上的国家都会受影响。大片地区、大量人口因为衣食无着，会往周边或许还能找到一口吃的地方跑，这样在某地聚集的灾民就可能越来越多，进而就可能促成大规模暴动的发生。如果此时朝廷的救助能效下降，农民暴动的规模便会迅速扩大。
清末大旱时的灾民
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旱涝灾害对人民的伤害程度，旱灾比洪灾更为频繁，破坏力更大：
首先，旱灾的波及范围通常比洪水更广。其次，洪水通常是来得猛，但去得也快，大旱灾的持续时间则更长，甚至可能长达数年，从而造成田地绝收。再者，旱灾还可能引发蝗灾，而漫天盖地的飞蝗不仅毁灭了农作物，连树皮草根这些灾荒之年老百姓赖以充饥的东西也一并吃光。
因此，中国历朝历代的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前都伴随着巨大的天灾，尤其以旱灾为重。
欧洲因为所处地区的气候环境与中国不同，所以灾害要少得多而且破坏力弱的多，尤其大旱灾基本罕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战争的能量。
欧洲地区的气候条件之所以优于中国，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欧洲地处大西洋沿岸，大部分地区呈现温带海洋性气候。由南而北的大西洋暖流给这一地区带来大量的暖湿空气。使得这一地区的降水分布于夏季的比例也更低，使得这一地区的旱涝灾害尤其旱灾的烈度相比中国要逊色的多。
其次，因为气候宜人，因此中世纪时期欧洲经济和人口数量在不断增长。
再次，从14世纪开始，欧洲气温这才有所变化，逐渐进入了一个气候趋冷、时间较长的“小冰期”。农作物随着低温和降水偏多导致歉收、饥荒现象开始出现，农民暴动也就如影而至。不过因为没有旱灾的出现，也就没有大规模的粮价波动，充其量就是政府税收的增加给农民带来一定的负担亦或是侵犯农民利益。比如黑死病的流行导致劳动力下降，王室和贵族限制农民出逃。
第二个原因：中国和欧洲当时呈现两种差异巨大的政治结构。
中国自秦王朝开始，历朝历代大体上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并且在多数时间是大一统状态，中央权力直接到达县一级，说白了就是由皇帝直接管理人民。这样一来，庞大的贵族阶层、官僚体系、暴力机器便随之诞生，并且还得由农民养活。中世纪的欧洲则是处于多国并存的分裂状态，加上宗教和政治并存，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君主的权威只能到达贵族一级，然后由各级贵族去管理人民。这多少和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诸侯、老百姓的关系类似，天子只管诸侯不管百姓。这样一来，欧洲国家内的官僚体系和暴力机器就相对弱小，农民的负担也就相对较轻。
这种差异巨大的政治结构同时造就了中欧农民战争在烈度上的差异。
第一，中国的政治集团庞大，中国农民受剥削的程度也就更高，造反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中国和欧洲的很多农民主要受地主的剥削，但中国农民受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双重剥削，尤其是前者。其程度要比只受地主阶层剥削的欧洲的阶级弟兄们更重。这是因为中国朝廷的地方官由于通常是异地任职并且任期有限。任期一到就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免不了就会对辖区内的老百姓大起贪念，“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中国或欧洲那些他们大体和农民都是老乡的地主或庄园主们对农民更可能会相对谨慎，一下子把农民榨干了，等于是竭泽而渔，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再说，农民被逼到了绝境起来造反，最先被波及的就是地主或庄园主。于是，对官僚集团施加的负担的不满会让地主、士绅也卷入甚至领导农民暴动。中国是皇权至上，朝廷受到的制约较少，以更庞大的官僚-军事机器做后盾，对农民的剥削程度也就更容易突破底线。
第二，因为政治结构的不同，中国的农民暴动一旦发生，就会在更广阔地域内迅速蔓延，从而更为声势浩大。这是因为中央集权和大一统下的中国使得中央的政策更容易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大面积实施，良政还好，如果是恶政、暴政，大片甚至全国地域内的农民都得遭殃。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大地域内的农民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相反，一方造反八方响应。
第三，因为政治结构的不同，中国农民暴动的思维观念更超前。
在中国，朝廷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最高代表，同时也是农民的主要剥削者之一，大量税役是朝廷向农民征派，或者是不法的官员打着朝廷的旗号征派的。这样，原本是官吏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就会因为苛捐杂税让老百姓把憎恨转化到对朝廷或皇帝身上。这样，中国的起义者不仅反地主、反官僚，而且也反皇帝；甚至不反地主，只反官僚和皇帝。
而中世纪的欧洲在大多数时间中，因为宗教和政治并存，王权相对较弱，宗教和地方豪强势力相对庞大，对多数农民的剥削主要来自管辖他们的领主或庄园主。这样，欧洲的农民起义的首要反抗对象多以领主或宗教势力而不是国家或君主。但是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王权的上升，国家财富逐渐向王室倾斜，农民暴动也就随之而来。前面说的十二次农民战争也正是集中在这一时期，只有一次是明确提出要反国王。即便是声势最浩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目的主要是争取有权选举、提高民众福利、促进司法公正和废除农奴制。
这样的要求如同公司员工要求提高工资待遇而到老板办公室找老板理论。貌似不用造反也可以谈。就农民暴动的诉求来讲，中国的农民战争如同企业员工不仅仅只是要求提高工资待遇，而且还要求分得股份、甚至要更换掉董事会由他们指定任选代替；欧洲的农民战争则如同员工呼吁老板给涨点工资。
于是，欧洲农民战争的有限诉求也就使得统治者很容易平息或镇压，甚至可以先假意接受以麻痹对方，再伺机下手消灭。
第三个原因是，民间知识分子的力量不同。
历史上的中国和欧洲，都存在着主要生活于官僚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与两者都保持一定距离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读书人”。在中国，这类人的存在极为广泛。什么科场失意者、中小地主、商人、私塾先生、江湖郎中、算卦的，都可以列入知识分子范畴，无外乎是进步与否。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知识分子的数量在中国明显要多于欧洲。这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普及时间要比欧洲更早、普及面更广。特别是科举制度出现后，普及方式更加科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国家级教育家的孔子、孟子就长期从事民间教育，政府更是把这些人奉若上宾，将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方式国家国家化。而同一时期的欧洲还处在尚未完全开化的阶段。科举制出现后，国家对读书人的吸纳程度更为苛刻（招生数量稀少、次数也是三五年一次），读儒学书籍、参加科举考试成为进入朝廷体制的唯一办法。而在中世纪的欧洲，普通人要成为知识分子，先要学会作为欧洲学术、宗教和政治领域主要语言的拉丁文。欧洲不仅是宫廷和天主教会也算官方的一部分，因此，无论是当官还是当教士，都算是进入了体制内。
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是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的清贫人家，对民间疾苦体验和感触颇深；他们作为读书人，胸怀治国安邦、经世济民的远大理想和抱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是多数读书人的人生信条。但是官场黑暗、吏治腐败因为清贫读不起书带来的科场失意不免令其自叹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这样，他们不免愤世嫉俗，或不免有“天将降大任于己”的期待，这就为他们在特定条件下走上造反之路埋下伏笔。总之，他们如果不能成为体制内力量，就可能成为反体制力量。
唐末农民战争领导人黄巢、清末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都是因为科场失意走上了造反之路，并且在华夏大地上掀起滔天巨浪。
在中国历代农民战争中，民间知识分子的力量可以说是巨大的，比如投身于秦末农民战争中辅助布衣天子刘邦后来成为“汉初三杰”的韩信、张良、陈平，领导东汉末年黄巾军的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参加隋末农民战争后来成为唐朝开国功臣的魏征、李靖、徐世勣，唐末的“冲天太保大将军”黄巢，元末农民战争中辅助朱元璋问鼎天下的刘伯温、朱升、李善长，明末农民战争中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心腹智囊李岩、牛金星、宋献策。
这些人中既有起义领袖的左膀右臂，也有自己党领袖拉旗子造反的。
毫无疑问，民间知识分子的大量参与对农民战争，对战争的影响那是巨大的。
首先，民间知识分子可以为农民军提出远大的政治目标，增强其合法性。
具体来说也就是可以提出具体的政治纲领、行动路线和斗争策略。比如无赖汉出身的刘邦和叫花子出身的朱元璋，一开始和同时期的绿林草寇没什么区别，当受到张良、陈平和刘伯温、朱升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的一番“教育”后，马上热血上涌，不再留恋于当前大口吃酒肉、大秤分金银、娶几房压寨夫人的日子，而是开始憧憬坐金殿当皇帝、君临天下、佳丽三千的梦想了。
二是在“组织性”方面。“正规军”和农民军的区别在于军事、行政和外交方面的日常事务的组织水平不同。指挥作战、招兵买马、筹钱备粮、宣传动员、对外谈判这些工作，显然是那些不学无术、五大三粗的流氓、土匪所能应付的。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的组织、管理、协调能力就可以充分发挥。
于是，中国的农民军也就会在与“正规军”的不断斗争中接近甚至超过“正规军”，在后者的眼中也就更可怕，彼此较量也就更可加血腥残酷。
同时期的欧洲农民战争中的知识分子的力量则明显要弱的多。如前所述的欧洲十二次农民战争中，主要领导人和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农民或工匠，知识分子作为关键角色的戏份实属凤毛麟角。于是，这些战争就政治性和组织性而言就要差的多，不夸张的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暴徒式的打砸抢。
唯独规模最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多少是一个例外，正是因为知识分子起主导作用。其四位主要的领导人如下：
闵采尔：教士和神学家；
穆勒：退役的职业军人；
希普勒：贵族；
盖尔：贵族兼外交官。
因此，这场农民战争不仅是人数最多，组织得也是相对最好的，还是是唯一一个提出较明确系统的政治纲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