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斗争历史悠久
在我国古代，王朝的统治经历多次统一和分裂的洗礼。早在先秦时期，残酷的政治势力斗争开启了间谍的历史，已知最早记载我国古代间谍活动的是夏代少康时期，《左传》载：“少康使女艾谍浇，遂灭过、戈”。
开始时，“间”和“谍”意义有区分，《礼记》载：“以中情出，小曰间，大曰谍”。春秋时期，《孙子兵法》最早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用间”（用间谍侦查敌情），随后战国期间，“间谍”连用——《六韬·王翼》：“游士八人，……，以为间谍”。
而间的繁体字，表明古人早已洞悉间谍工作的“真谛”：寻找间隙、钻空子以侦察敌方的虚实。由于这是非常秘密且细致的工作，所以古代又把间谍称为“细作”“奸细”。
间谍罪的产生及发展
史实证明，有效的谍报往往能在斗争中占据先机。因此，古人很快认识到保守机密和反奸防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周易》中提出“君不密则失臣 , 臣不密则失身, 几事不密则害成”，《周礼·秋官司寇》中规定：“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盗取国家机密）……三曰邦谍（为外国作间谍）……”开始将间谍活动作为犯罪处罚。
东周衰落，诸侯纷争，间谍活动“野蛮生长”，涌现出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间谍故事：成功的像苏秦、张仪连横合纵之间开展谍战；失败的则有郑国赴秦做间谍修郑国渠，反而助秦国力大增等。
及至秦始皇吞二周，扫六合，从秦朝开始到清朝末期，伴随着封建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我国历朝对间谍罪的法律规定呈现如下特点：
对间谍活动作重罪论处
《唐律》中关于间谍罪的“征讨告贼消息”条规定：“诸密有征讨而告贼消息者，斩；……其非征讨而作间谍，若化外人来为间谍或传书信与化内人，并受及知情容止者，并绞”。
反映李世民接见吐蕃使者的《步辇图》
《宋刑统》律文大体与《唐律》相同。《明律》在唐律基础上进行了合并调整，有关间谍罪的“盘诘奸细”条规定：“凡缘边关塞及腹里地面，但有境内奸细走透消息于外人，及境外奸细入境内探听事情者，盘获到官，……得实，皆斩。”《大清律》的“盘诘奸细”则和明朝基本一致。
从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局部）可看出，时人对奸细颇为防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国古代法律在儒家学说影响下有“上请”“亲亲得相首匿”等刑法原则，但是对间谍这样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并不适用。
对间谍行为进行分类
《唐律》中将间谍罪分为四种情况：一是把军事征讨信息提供给境内外敌对势力；二是把其他国家秘密提供给敌对势力；三是外国人私入中国境内或传信给国人以刺探情报；四是接收外国间谍的书信或容留隐藏外国间谍。
明、清对奸细的认定主要是给境外敌对势力做间谍，不过“漏泄军情大事”中也规定，若将朝廷收捕反逆贼徒机密大事“
有心泄于敌人，作奸细论”。
反映清军作战的《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和落霍澌之捷》
区别漏泄罪与间谍罪
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我国历朝均有防止泄密的犯罪和罪名，即“漏泄”和“间谍”，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国家秘密。但漏泄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犯罪主体，有些情况可能是过失犯罪。而间谍则不同，其完全是为了敌人刺探情报，一旦得逞危害无穷，因此必须严加防范。
考虑到间谍窃密一般有组织有规模，内外勾结、沆瀣一气。《明律》还要求官员必须认真盘诘间谍的窝点、交接之人，如若失察，不论故意或过失，均须负责。
明本《清明上河图》（局部）中，城防机构门口立着标牌上书“固守城池”“盘诘奸细”“左进右出”等醒目的大字，反映守城官员在反奸防谍方面责任重大
当然，在特殊情况下，漏泄罪也可以转化为间谍罪，即上文提到的故意“漏泄军情大事”给敌人。
古今中外，给一国政局带来重大影响的间谍事件不胜枚举。而从中国古代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到，古人对间谍给国家带来的危险早有清醒认识。
如今进入现代社会，国家有关间谍罪的法律条文或许发生了变化，但是其所反映的立法价值取向却相对一致：那就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一个人，不论何时何地，为了一己私利，背弃祖国从事间谍活动，不仅要受到法律制裁，更会永远为人民和历史所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