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殖民地治理
按：本文摘自麥克法蘭《現代世界的誕生》（管可穠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32頁。………………
發展到19世紀中葉，大英帝國擁有了廣袤的版圖，幾乎佔到世界陸地總面積的四分之一。它壽命很長，從首度拓殖北美之日算起，長達三個半世紀。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個只有區區幾百萬人口的蕞爾小島，居然能凝聚一個如此龐大的帝國。如果依靠從本國派軍壓制它所掌握的眾多種族和人民，英格蘭不可能凝聚這個帝國，因為英格蘭既不豢養常備軍，又是一個沒有多少人口可供派遣的小國，即使蘇格蘭、威爾士和愛爾蘭貢獻一些兵力也無濟於事。英格蘭充其量只能給整個帝國提供幾千名受過良好教育和訓練的個人，所以最終它只好給帝國各地提供寥寥幾名行政首腦。就這樣，英格蘭被逼無奈地發明了一種不同的策略。
這種另類選擇的高效性充分表現在一位行政官員的沉思中，他甚至問出聲來：為什麼英國人只需用500人就能治理印度及其3億人口，而法國人用了將近200名官員（fonctionnaires）卻治理不好150萬柬埔寨人？喬治·奧威爾本人在緬甸當過警察，他也寫道：“這個帝國享受著任何同等幅員的國家從未享受過的和平。在佔全球面積將近四分之一的遼闊疆域裡，武裝人員比一個巴爾幹小國認為必需的還要少。”
那麼大英帝國靠什麼凝聚？它在印度首創了一個方法，然後又沿用於非洲殖民地，這就是間接統治或代理統治（indirect or delegated rule）的技術：將權力下移（devolved down），充分利用殖民地當地統治者的精力和技巧。箇中秘訣是設法完成一項“困難的任務——不露形跡地施行統治”。南尼日利亞（Southern Nigeria）的一名副總督寫道，關鍵是要讓“權威與自我遁形（self-effacement）相結合”。這方面的典型是帝國時代的英雄T.E.勞倫斯：他“陶然自得地深信，他控制著阿拉伯人，卻又讓他們不知不覺”。
後來，盧加德在《雙重使命》（The Dual mandate）中談到非洲時，也對這種哲學進行了概述：“當幾十個人負責控制和領導幾百萬人時，他的勇氣必須翻倍，他的話語和諾言必須被絕對遵守，他的真誠必須近乎透明。‘卑微白人’（mean whites）在非洲毫無立足之地……因為他們降低了威信，本來僅憑這種威信，白人就可望施行統治和領導。”從這種哲學可以產生——譬如——理想的區長（District Officer），他“不懈地四處巡查，英勇地抵制來自總部的官僚主義干預”，並“以自己的廉正、公平、堅定和可親，贏得被管理者的信任和忠誠”。
大英帝國軍事力量的主要成分是地方軍，要麼在帝國境內就地招募，例如印度的旁遮普兵團或錫克兵團（Punjabis or Sikhregiments），要麼從鄰國招募，例如從尼泊爾招募廓爾喀族人（Gurkhas）。地方軍的用途是在英國軍官的指揮下維護帝國秩序，有時印度兵（sepoys）也被僱來向中國強銷鴉片，或協助擊退對帝國的威脅。
讓我們對史上各大帝國冒險事業的成功之道進行一番比較。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法國人分別仿照本國的中央集權官僚政府的模式去塑造帝國，試圖創建一種文化上統一的體系去涵蓋其所有殖民地，這種體系立足於同一種宗教、同一種語言、同一種教育制度、同一種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然而，大英帝國在印度採取的模式不是同化（absorption）模式，而是一種寬容和允許差異的模式，只要英國人在賺錢活動中的利益不受威脅，就允許當地人保持自己的習俗和文化。當地人絕不會變成“不列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