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唐代是古代中国的兴盛顶峰，疆域不断扩大，经济领先世界，政治政策开明先进，民风热情开放，人民安居乐业，国泰民安。受此影响，在思想领域方面也相继出现了不同的革新与进步，譬如儒家礼学依旧作为正统思想，道教则进入了自己的巅峰时期，再加上与外来文化日渐频繁与友好的交流，唐朝也出现了许多有地域特色的宗教，比如摩尼教，伊斯兰教等。这些外来宗教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时思想领域上的各种乱象，因此，唐朝的统治者一直都在为如何管理这些外来宗教而做出各种对策，
这些对策在当时看来既承袭了前人的思想精髓，又有了自己的创新，在如今，依旧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以儒学为本,兼容各教道义，让各教为政权服务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历代统治者所奉行的儒学政治思想，若是外来宗教思想对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造成了冲击，也必然会动摇到唐朝政权的稳定。因此，唐朝的统治者以为，要良好管理外来宗教，则必须要强调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并且能够为政治所服务。但是，唐朝本身便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朝代，历代唐统治者虽不停拔高着儒学思想的地位，但同时，也允许存异样，允许各种不同思想意识相互交融。在这一点上，足以可见唐代统治者胸怀之大与恢弘气魄。
唐代诸帝对于外来宗教的利用可谓登峰造极，充分告诉后人什么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让外来宗教的优秀面也可为政权所服务。当时盛行的佛，道两教，为儒学所统率着，其基本思想也符合着儒学的纲常伦理与基本规范。虽然后来武帝灭佛教，但归根结底，并不是与历代统治者求同存异的思想相悖，而是因为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已渐渐破坏了儒家的原则思想，因此，武帝将同样违反儒教思想的景教，摩尼教也一并处理了。尽管如此，但整个唐代，依旧注重各个宗教之间的调和致用，并维护着儒学的统治地位。从本质上来说，依旧是古代中国所推崇的中庸之道。
提高道教的社会地位，并与佛教保持友好关系，以更好的达到统治目标
众所周知，唐王朝对于道教是推崇备至的。首先是因为唐朝是在隋朝末期中起义才得以建立的，在当时，道教已经十分盛行了，唐统治者必须利用道教思想去巩固自己的政权。第二，历代君王，都以天子，神仙之苗裔自称。但是，李唐的出身却并非显赫的家族，因此，他们必须找到一个能把自己与天子，神仙联系起来的依据。而道教的祖师则姓李，唐统治者利用这一点，把自己的封建君权成功提到了天道这一层次上，让自己的统治带上了天授的色彩。
唐统治者为了扶持道教，采取了许多政治经济，乃至学术上的措施。譬如为道教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但同为宗教的佛教中的僧尼却只属于祠部检校，佛道两教的地位相差甚远。为了让自己的人民认可这一神的色彩，还把老子进行了神化。唐朝统治者崇尚道教，换句话来说也可以说是崇尚老子。修建了老君庙，把老子当作李唐的祖宗去进行供奉，为皇室与老子建立了一层虚伪的血缘关系。后来，又给老子加封各种爵号，进一步提高了老子的地位。
在学术上，把道教纳入了科举制的考试内容里，让道教彻底入主皇家，成为皇家的正统宗教。
在整个唐朝的历史当中，固然有打击佛教的时间段。但是总的来说，与佛教并不是一个全然排斥的态度，而是求同存异，与佛教共生共长，与道教友好并存的态度。虽然道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唐代的统治宗教，但是统治者依旧会举办各种佛教活动，譬如支持玄奘译经。在武则天时期，更是极度亲佛，成为奠定佛教地位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也是在武则天时期，让佛教首次地位高于道教。在唐代武帝灭佛之前，全国有四千六百多座官寺，四万多座私造的招提与兰若，从这可知，唐朝对待佛教的态度也是包容的。
兼容并蓄各教，加强对各教的管理
在宗教政策上，唐朝自始至终都是多教并行的。景教于贞观久年传入长安，当朝皇帝又准许该教僧人在国内传教，有记载道：“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后来，还建立了许多景寺。伊斯兰教是在大食传入唐朝的，后面还有来自波斯的火袄教，在唐朝建国前便传入了中国，在唐朝在正式的发展壮大了起来。摩尼教盛行在黄河长江流域，最后在长安建立了寺，代宗亲自赐予匾额“大云光明寺”。由此可见，唐朝时期，各种有地域特色的宗教都发展壮大起来，可以证明唐统治者对外来宗教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态度。
哪怕唐统治者的博大胸怀让这些外来宗教皆能够在国内盛行，但作为统治者，最重要的还是不能让这些宗教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决不能对这些宗教实行真正的放任自流，任其自由生长。于是，便出台了许多政治政策。譬如把宗教纳入了国家管理的范围，在北魏时期，宗教的管理一向是由中央设立的专门机构去操办的，长官多数也是为僧人。但是到了唐代，这些宗教的主要管理者都不是教中人，而是俗人。虽然僧人依旧可以任职，但必须经过层层批准才可上任。因此，对于宗教的管理也被纳入了行政管理系统，让这些宗教不能肆无忌惮的推行与壮大，而是被限制在朝廷中。
除了主要管理人员的更换，还有为了控制僧侣的人数，对外来僧侣实行了户籍制度。外来僧侣必须持有朝廷所发放的度牒，即可以证明身份的一种凭证，类似于现代的护照。这个政策有效的控制了僧侣的数量。而且，俗人若想出家，也必须由政府批准。第二，唐朝的财政支出有一部分都是用于支持建立寺观与扶持寺观经济上的。后来，朝廷严格控制寺观的经济，寺观的规格与占田数必须由朝廷亲自操控，而不得自行兼并，大大控制了寺观的发展与数量。
安史之乱后，寺管经济已经陷入了失控的境地，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寺观大量兼并土地，而僧侣又是不需要承受赋税和兵役的，度牒制度已经无法控制僧侣的数量，已经到了威胁到朝廷统治的地步。因此，宗教与世俗的矛盾一触即发。这时，唐朝廷强制干预寺观经济，打击宗教的壮大，到了武帝时期，便是大肆灭佛。有记载道：“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说明僧侣已经变成了完全需要国家财政去供养的人，完全就是当时社会的蛀虫一般的存在。唐朝廷的强制干预，让佛教遭到了十分沉重的打击，而且其他各个外来宗教也难免受到了波及。唐朝政府依旧把对宗教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手上，回收了许多还俗的劳动力以及田地，最后总算化解了安史之乱后的宗教危机。
结语：
综上所述，唐朝对于宗教是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态度，但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有效控制，理性支持的。对于宗教的有利面，可以帮助到自身政权的巩固，朝廷是毫不吝啬的支持着，但一旦宗教威胁到了自身的统治地位，统治者们也是毫不犹豫的进行了打击。由此可知，在古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当中，宗教的存在必须是为了封建王权而服务的。其实唐朝统治者对待宗教兼容并蓄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宗教的影响力在我们这个国家已经渐渐的变小，大部分时候只是普通人民的信仰与精神支持，而非是政权的附庸品了，这才是对待宗教正确客观的态度。
参考文献：
《护法论》
《林子年谱》
《灵峰宗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