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世界地球日」。
在地球可考的46億年的歷史中，「今天」只是普通微小的一個瞬間，即使延長至整個2020年的長度，也可忽略不計。
它最普通，但也特別。
在地球的46億年生命中，人類3億年前漫遊在海洋中的史前鯊魚進化而來。短暫的存在，卻帶來永久的破壞。因為人類 —— 海平面持續上升，許多島國即將沉入大海；人類活動導致未來十年內會有100萬個物種走向滅絕；在人類每4個月出現的一種新型傳染病中，有75%來自動物……自私又貪婪的人類，終於自食惡果。
早就不該只關心自己了，看看世界和他人吧。此時仍在發酵的疫情恰是一個來自大自然的警示，做個「世界公民」。
北京時間4月19日凌晨兩點，全球上百位音樂人宅在幾平米的房間，用著家裡不專業的設備，以互聯網為媒介，獻聲了一場8小時線上演唱會。
這場由世界衛生組織（WHO）和非盈利組織「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牽頭，Lady Gaga主策劃的演唱會，從老一輩的披頭士（The Beatles）Paul McCartney，綠日（Green Day）主唱Billie Joe Armstrong，搖滾活化石滾石樂隊(The Rolling Stone)的四人重組，再到年輕歌手莓莓Taylor Swift，歌神張學友，陳奕迅……人們在「愛」的共識下團結一心，用不同的語言與旋律彼此互助，表達真善美。
比各明星佔據鏡頭時間更長的是始終浮在畫面上的「GLOBAL CITIZEN」（世界公民）圖標。
當我們所有人在不同的生活空間 —— 躺在床上或是窩在沙發、陽光四溢或是夜深人靜、用手機或是電腦來一起完成這場音樂會的時候，或許這一刻我們才沒有了隔閡與分別，命運一體的「世界公民」得以真正被感知與被證明。
重組的滾石樂隊，與左上角醒目的「GLOBAL CITIZEN」圖標
「世界公民」不是一個伴隨全球化發展衍生出的新鮮詞彙，希臘古典哲學家蘇格拉底就有打破“城邦人”走向“世界人”的哲學思考；啟蒙運動時期，一些具有超越一國一族的狹隘情感、具有世界情懷遊、走在世界各國的人就把自己叫做「世界公民」。
而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當下，每個國家與外部世界的壁壘都被這些無形的鋼炮擊垮，我們無法只關注自己的社區與國家，關注全世界與全人類的聲音不再遙遠，人人都是「世界公民」。
《人類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隔離期間在《金融時報》發表長文《冠狀病毒之後的世界，將走向何方？》，文章提出“我們面臨的第二個重要選擇是在民族主義孤立與全球團結之間做選擇”，不論是流行病本身，還是病毒蔓延導致的經濟、政治各方面的次生傷害，都是全球性問題，都是每一個「世界公民」應該共同承擔的責任。
世界首富比爾蓋茨早在1月底中國疫情告急時，就向中國捐款500萬美元，並提供專家支持；全球爆發之後，蓋茨基金會捐款1億美元用於研發疫苗與試劑盒。看來博愛又富有責任感的蓋茨卻因一段2015年TED演講的“神預言”招來漫天誹謗，甚至相信此次全球疫情是由比爾蓋茨一手策劃。
“未來數十年內，如果有什麼東西能造成1000萬人以上的人死亡，那很可能是一種高傳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戰爭。”
明明這句話飽含對世界的憂患意識，關心人類健康與生命安全，是遠遠走在前面的「世界公民」意識，因為此段發言就進行人身攻擊與辱罵的網友真正閉目塞聽，愚蠢又脆弱。
大洋這端，鍾南山院士攜廣東防疫專家與歐洲、美國、非洲等地的醫生進行了一場“戰疫先鋒，同舟共濟”的視頻連線，直播不僅向全球上萬名醫生分享，同時也吸引了全球近1000萬人的觀看。傳遞“中國防疫經驗”是一方面，以救助為中心的坦誠交流也更凸顯出來 “One world, one fight” 世界一體的擔當。
語境放大到全球，「世界公民」與“我們”的關係看起來遙不可及，擔起全球性責任聽來更是傲慢；但聚焦到個體，關注事態發展，瞭解各國人民正在遭受的苦難，看見非常態生活中的歡樂時分，相信個體的力量，都是「世界公民」的身份標識。
2017年，無國界醫生安娜在拙見的舞臺上講述了她在非洲大陸的經歷，來自世界各國的人們在難民營共同生活工作，在地球的另一端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我們應該如何瞭解其他地區？如何關照其他地區人民的生活？他們有怎樣的苦難，又抱有怎樣的期待？如何用「世界眼光」看待另一個世界？而這些，都可以在安娜的演講中找到答案。
在這裡，與您分享。
（全文共5044字，預計閱讀時間13分鐘）
其實看見另一個世界聽起來很難，但非常容易，你買一張機票，跳上開往非洲的飛機，12個小時之後，再換另一架更小的小飛機飛一個小時，再坐一個小時的車，然後就來到了一個跟我們生活截然不同的另一個世界。這是我跟隨無國界醫生急救的一些經歷。
無國界醫生是1971年成立的醫療救援人道組織，經過40多年的發展，在全球擁有超過33000名員工，在超過6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人道援助。這33000名員工裡有醫療人員，像我這樣的醫生、護士、流行病學家；也有非醫療人員，包括後勤、人力行政、財務人員等。
國內很多朋友聽說無國界醫生都是在2014年埃博拉爆發的時候，無國界醫生是衝向最前線的救援組織之一，接觸那麼多人，阿拉伯有一半的病毒是在我們的救援中心裡面得到救治的。除了西非三國的救援，我們在其他國家也有救援任務，比如在也門應對霍亂的爆發，在敘利亞與蘇丹也有我們的身影。
2011年是我第一次出任務，誤了西非的塞拉利昂，也就是2014年埃博拉爆發的國家，我在那裡度過了六個月的時光。
我記得《走進非洲》的電影裡說過，“當你喝過了非洲水，你總會想回到這個神奇的土地”，這也是我的想法。
電影《走出非洲》
2011、2012年之後，我無數次想回到那片神奇的土地，你要問我為什麼，我想就是當地的人，無論他們面對貧窮、疾病還是困苦，那種樂觀的熱情、對生命的渴望，生生不息的態度，都深深地感染著我。
我曾經去過阿富汗、巴基斯坦，也去過非洲的塞拉利昂、索馬里，最近剛從埃塞俄比亞回來。參加無國界醫生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遇到全世界各個國家來的人，同時你也可以跟當地人真正的接觸，我們一起工作；同樣你會面對當地的病人，感受他們的痛苦和歡樂。
我想對於中國人而言，埃塞俄比亞並不陌生。它是非洲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無國界醫生從1984年就在埃塞俄比亞進行工作。
右側尖角的部分凸向索馬里，埃塞俄比亞的索馬里地區年年內戰，戰亂不休，很多難民就會陸陸續續逃到埃塞俄比亞。
我不知道多少人去過索馬里地區，那是一個半戈壁半荒漠，當地人靠畜牧業為生，沒有雨就意味著牲口都要渴死，牲口如果死掉的話，人也是活不了的。今年（2017）形勢尤其糟糕，我去的時候是6月份，按說是非洲的雨季，但沒有雨，非常乾旱，所以更多的人湧入埃塞俄比亞，希望在那裡得到救助。
無國界醫生在埃塞俄比亞的索馬里地區救助了超過20萬索馬里的難民，為他們提供醫療救助。
索馬里難民
北部的丘陵地區與鄰國厄立特里亞接壤，那邊需要接納來自厄立特里亞的難民，而他們也是歐洲難民潮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往下是Amhara地區，醫生在這個地區主要救助黑熱病，又叫內臟利什曼病，是由沙蠅傳播的一種流行病，埃塞俄比亞和中國其實都有這種流行病的傳播，中國這個病主要集中在新疆地區。
尖角部分通往南蘇丹，Gambella region，我就在這裡工作。在這裡有超過34萬的難民，我在其中兩個難民營裡面工作，一個叫Kule難民營，一個叫Pugnido難民營。Kule難民營有超過5萬的難民，Pugnido則超過6萬。而整個Gambella地區只有30萬人，也就是說，在當地，原住民和難民是一比一的比例。
可能這時候大家會問，他們相處得怎麼樣，和諧嗎？
我可以說，很和諧。大家都是過各自的生活，在難民營裡面為各個國際組織工作的實際上都是埃塞俄比亞當地人，大家也在全心全力地幫助這些來自南蘇丹的難民。
在整個埃塞俄比亞，目前為止，有超過79萬難民，來自周邊的各個國家，它也是非洲接收難民數量第二多的國家，第一位是烏干達。
為什麼在埃塞俄比亞有那麼多南蘇丹難民？這些人為什麼要逃亡？
難民營
南蘇丹是非洲最年輕的國家之一，經過全民公投，於2011年獨立，蘇丹就變成了蘇丹和南蘇丹兩個國家。但很不幸，2013年開始爆發內戰，到現在戰亂不休，全國超280萬人流離失所，這些人不停地遷徙以躲避戰亂。
很多人希望跑到條件相對好一點、沒有戰爭的鄰國避難，這就是難民的來由。很多人跑到烏干達、剛果民主共和國，跑到蘇丹、埃塞俄比亞。
逃亡之路有時候很短，有時候很長。很短的話，可能就幾天時間，長的話，他可能要在沒有路的路上走一個多月，那戰亂對這些人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他們無法從事生產勞動，說白了就是不能種田，不能種田就沒有食物；一路走，可能沒有乾淨的水，也沒有充足的食物。如果走一個多月的情況下，大家可以想象人的狀態是怎樣的。
當這些人能夠走到南蘇丹，走到埃塞俄比亞邊境的地方，埃塞俄比亞政府和聯合國難民署在邊境上有難民收容所，所以抵達的難民就要登記造冊，然後我們會給難民做一個基礎的身體檢查，如果他還好，我們就會把他送到難民營裡面去；如果他不好，就會直接把他送到醫療中心裡面去。
某難民營醫療中心
逃亡之路是如此漫長，不僅是小孩子，很多大人抵達的時候也處於一個非常差的狀態。無國界醫生在南蘇丹有很大的救援項目，這個救援項目採取的措施是跟著難民（流離失所者）跑。難民的逃亡之路，同樣也是我們的救援之路。
我們的移動診所，員工就追著難民，給他們提供最基本的醫療保障。
我有個同事現在在那邊出項目，他跟我講，現在基本就是一個風餐露宿的狀態，要在外面自己生火做飯，要住帳篷。聽上去很浪漫，但其實是很艱苦的事情，有時候他們要渡河。渡河不像大家想象中的每個人坐在船上，唱著“小船兒蕩起雙槳”就過去了，不是這樣的。船上會放要轉運的病人，還要放醫療物資，工作人員要扶著船幫推著船過河，河裡有鱷魚。
所以，實際上對於救援人員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威脅，但是有鱷魚又是一個好事情。當地的難民可以捕獵鱷魚，它是一個很好的蛋白質的補充。
當他們抵達難民營的時候，很多人的心就已經塌下來一半了，因為在難民營裡我們會提供一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可能大家看起來覺得很基本、很簡陋，但對他們來講，總好過沒有，也總好過在南蘇丹過顛沛流離的生活。
在埃塞俄比亞，醫療人員也是非常稀缺的，我們整個醫院裡面一共只有一位當地的醫生和兩個外國的醫生。
在難民營裡面的人是什麼樣的一個生存狀態呢？所有人都住在一個小小的茅草屋裡，一個茅草屋就是一個家庭，他們在自己的院子裡面種玉米、種菜，去改善他們的營養狀態。所有的食物和水都是統一配給的，大家要去聯合國糧食署領食物和水。
另外，對於南蘇丹人而言，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牛。所以即使很多人一直在顛沛流離，他們也盡全力保護自己的牲口群，所以在難民營外圍的話也可以看到放牧的人。
難民營裡面沒有路，一下雨就是滿地泥濘，小孩子依舊玩兒得很開心，大家光溜溜的在泥地裡玩。每天最高興的事情就是看著我們這些外國人的車跑來跑去，然後跟我們打招呼。
在難民營裡面，我見到印象最深刻的一個病例，是營養不良病房裡的一個孩子，只有13歲。我查房的時候見到他，非常瘦，瘦到皮包骨，瘦到最後我只看到兩隻眼睛忽閃忽閃地望著我。當地的醫生跟我說，他13歲，體重只有18公斤重，這還是在我們的營養中心治療了兩週之後的結果。
大家可能要問18公斤重是什麼概念，那我要說，我自己有孩子，8歲，他25公斤重。但所有見到他的人都會講，“小夥子，你要多吃一點，你好瘦，你要長胖。”但這個小孩子13歲了，只有18公斤重。
營養不良實際上會帶來很多的問題，因為他的體質會很差，他極有可能罹患當地常見的瘧疾、結核病、甚至更嚴重的艾滋病，所以我們希望這樣的營養不良兒童能夠越來越少。但與之相反，從今年開始，年初的時候，有很多很多營養不良的兒童，跋涉到埃塞俄比亞難民營裡面去。
當地醫生跟我講，今年一二月份的時候，他們曾經見到每週有3到4個小孩子因為來得太晚死掉。
說這些沉重的話題，可能大家想知道，難民營裡的人想工作的話，會有工作嗎？
會有。難民營裡面，你可以為很多國際組織工作。
我認識一個小翻譯，十七八歲，她每天跟其他翻譯狀態不大一樣，她每次工作閒暇，就抱起一本生物書看。我問她為什麼要看生物書，她跟我講，在南蘇丹戰前的時候儘管很窮，但它有一個很完善的教育體系，所以很多南蘇丹人可以講流利的英文。但戰爭開始之後，她們一家人逃到了烏干達，她在烏干達完成了高中學業。然後家裡人帶她回了國，戰火又起，她就跑到了埃塞俄比亞。她說她的理想就是在埃塞俄比亞上大學。
這時候我想起我在索馬里認識的一個醫生的故事，他是一名婦產科醫生，很小時候逃難逃到了埃塞俄比亞，在那裡他讀完了高中，回到索馬里讀完醫學院，成為當地唯一的一個婦產科醫生。
其實，“知識改變命運”放之四海皆準。而且，如果埃塞俄比亞沒有給他受教育的機會的話，他也沒有機會能夠完成自己的學業，回家再為索馬里人民做貢獻。
作者 | 安娜
編輯丨阿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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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關心世界上的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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